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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霖就《李健吾的昔日《黄花》及其他》的对话 精选

已有 3160 次阅读 2017-2-28 21:35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和吴霖就《李健吾的昔日《黄花》及其他》的对话

十多天前我就听到人说,《北京晚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从李健吾的小小的戏剧作品《黄花》写到他的一些往事。我当时因为公务在身,没有立刻关注。今天公事清了,我就从百度上查询,万万没有想到武夷山老师将这篇文章转载到了科学网上,放在他的博客里,我正好可以细细地阅读。读后,深感作者吴霖的深情和诚意。他一定读了不少有关的文章,探究了历史,还去上海陕西北路拍下了华业大厦的楼景,我想吴霖首先表示我的敬意。作为李健吾的女儿,在这里给出小小的补充,给出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

就我们家住过的地方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住在上海殡仪馆贴墙旁边的多福村弄堂里的5号楼,一个底层的三房客,二房东住在二楼。于是就有了19453月,他在参加《金小玉》演出后被烟迷晕,对黄包车夫说地址时,说的是:上海殡仪馆。这是一段传世的笑话。

19458月下旬,从屯溪逃难回来,通过朋友的介绍,因为回到上海早(19458.15日本投降后,大批人还在重庆等西南地方没有回转,上海的房子还可以找到),找到了一位朝鲜浪人要转让的房子:上海华业大楼一栋楼的三楼(后来各地回上海人越来越多,找房子越来越困难,有人就拿李健吾说事,类似:郭沫若都找不到住处,李健吾居然住在华业大楼,之类的闲言碎语)。现在的那整个大院(包括我们住过的那个小楼)外墙侧身上有一大块铭牌,其中写着:李健吾、金山、张瑞芳……在此居住过。1947年底,我们迁至虹口区东宝兴路,隔着横浜桥就是原来的上海戏剧实验专科学校,他这时已经是全心全意地在教书和为教材翻译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独幕剧。后来的住处和上海殡仪馆完全无关。吴霖费了气力,当然找不到。

至于他和周作人的关系,那是师生关系,周作人当时不是汉奸,是和鲁迅可以平坐的大散文家,老师爱学生,学生是孤儿,父母全亡,他的婚礼基本上是清华人帮助的,当时的文学院长杨振声和国文系主任朱自清都参加了婚礼,周作人主持。他尊敬周作人,他没有应周的邀请,是因为他有做人的底线。吴霖的文章谈到了这点。作为优秀的散文大家,过去的老师和朋友,他是关心的,也是无奈的。

关于我的舅舅和周作人的关系,那是师生加上教授和助教的关系。老文人的思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周作人从监狱放出后,穷困潦倒,没有落脚之处,作为他的学生和过去的助理,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是起码的人性。所以在论述周作人的生平的作品中,都会提到我的舅舅尤炳祈。这件事,从来也不是李健吾曾经有某些不受待见的原因。

至于我的外公,尤乙照,他确实是在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里做过教育处的次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有的南京政府里的官员都被国民政府作为汉奸收监,1948年,东北解放时,他在沈阳的监狱里,解放军为了减少财政上的负担,查对没有太大问题的犯人均被释放,我的外公就在其中。新中国没有纠结他的问题。1950年,北京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他就成为了成员,一位勤勤恳恳的教授,一直工作到1965年,于1966年初患癌症去世,追悼会上,学生的悼词情真意切(我母亲有记载)。所以,我的外公从来不是牵累我父亲的一个因素。

谈李健吾和他的作品,完全不必要谈尤家,这里没有半点关联,我觉得似乎是有点跑题。

在“左”的思维统治下,我父亲在政治上始终被定义为“右”(包括1990年查到的档案里的政治态度一栏里还是如此)是他本人的特点给造成的。

正是他的父亲是被同党(国民党)的人多次诬陷入狱(阎锡山)和被最后暗杀(陕西军阀),14岁就成了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的孤儿,他不介入任何党派的思维深刻在他内心。可怜的一个孤儿!他在得到第一次搞费时(高中时),就曾回家对母亲说:我挣到钱了!拼命成了他的特点,思维快速,作文快捷;他热爱文学,从17岁介入创作,就是一个在文学上卖命的人,即使在清华大学患肺结核时,寂寞和孤独正是他大量写作的时段,再加上有朱自清老师的理解和帮助,作品是一个接着一个。1933年底之后,从一个孤儿到有了家庭,他爱这个家庭,他要养家,又加上能力和兴趣多多,一个方面不能做(如1947年和1958年的批判,)他就干另一个方面。他不乞讨,不诉苦,反正得做事,或者埋头教书,或者写戏评,或者写外国文学评论,高兴了,还写几出小戏。

他没有多少名利思想,不在乎对他的称谓,加上是个直肠子,在众人面前爱说话,又不会看眼色,所以对他的评价肯定是毁誉均有。被毁的时候,经朋友提醒,譬如1947年上海左翼对他改编的《和平颂》的抨击,他开始还理直气壮地使劲反驳,甚至别人说他是带了傲气,因为他觉得有理,经柯灵提醒,他就默认收场了:一个没有靠山的文人!他真正的性格特点:单纯、天真、爱激动、爱表达、最后又无奈,沉默,转行,但是从来不说别人坏话,不出卖朋友。工作方面杂,既是兴趣又是生活需要。快人快语,想到说道,也许会有人觉的他“浮”。

李健吾不是因为上海地下党的需要而热情帮助上海剧艺社的。他是因为,第一他本身热爱话剧,把话剧看做是一件神圣的事,再说,那时是一件在上海有意义的事,是在对抗日本侵略者,所以他才热情协助的。至于剧艺社里的地下党员没有把他当回事,他不会感到失落,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朋友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派别的关系;第二是因为朋友于玲,也因为是孤儿出身,一辈子把朋友看作家人,情投意合的朋友,他会掏心窝子。其实,对于玲帮助的时段(1942年,太平洋战事之前),他还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活动,因为他还在搞法国文学,还没有完全失业。于玲去香港前把剧艺社的事托付给他,是觉得他真心,对话剧热心。作为承诺,他想捏合,但是,黄佐临等许多人脱离了剧艺社,办起了苦干剧团,他无能为力也就作罢。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戏剧活动是在上海彻底沦陷之后,他是真的失业了,正好话剧商业化,他既做了戏子,也各处送他改编的戏本,但是,他的形象,还是“李先生”。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并不接纳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0年给出的定义)。

李健吾不是革命家,这点是确切的。他不介入党派。他的“为文艺而文艺”的思维是他不受待见的重要因素。他看重文学对人类的价值,热爱文学中的一切分类:小说,戏剧(中国民间戏剧到西方希腊、法国莫里哀……等一切优秀的戏剧家的作品),诗歌(甚至给辞海的编辑部写文,不同意贬斥法国现代诗的代表波特莱尔)等等。这曾是他不断检讨的重要一点,也是总被人批评: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

他不是革命家,但是他却热情地爱这个国家,中国,抗日的热情满满地在他的胸膛,这才有了他的《火线之内》和《火线之外》的剧本。这种热情和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不无关系。他父亲与清兵作战和袁世凯称帝时的反对是满腔热情的。《黄花》就是这样的作品之一,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热情是赋予抗日的战士们的。

他的出身和年少时的生活造成了他写的小说和戏剧东西多是底层的可怜人物,工人,士兵,母亲,舞女、妓女,这是女人沦落的最后的境地。从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封建大家庭,他写军队里的军官,参谋,他熟悉他父亲的军队,他父亲朋友的军队。他注意观察各个方面,观察各种人的心理,他描述这些人的心理,熟悉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作品往往不全在故事本身,这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样的文人不属于大众文人,韩石山们盼望的“李健吾热”永远不会出现。但是,正如吴霖写的,他的老朋友怀念他的“黄金般的心”,“金子的心”,是会永存人世的。尽管这些朋友都已经离世,但是李健吾的做人的这个特点不会被人忽略的:文人不相轻。这点吴霖说的非常到位,我特别谢谢吴霖专门提到这点。

这是我对吴霖这篇文章的一点点说明,或者说提供了一些资料,希望对研究李健吾的作品的专家们有些许的帮助。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写他熟悉的东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就要研究他的生活,就如同他研究福楼拜一样,《福楼拜评传》终就是一本可以传世的杰作。

我完全是文学界的外行,看法可能有错。这是因为科学网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就发表了一点我的看法。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2017-2-28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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