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煤的清洁利用是中国低碳经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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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 2010年4月15日）
记者：目前我国的能源利用面临怎样的现实？
倪维斗：中国是煤炭大国，75%的发电装机来自火力发电，80%的电量来自火电，8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炭燃烧；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对煤的依赖度很难降到50%以下，因此煤现在是、将来仍是中国的主力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留给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已经非常小，面对二氧化碳减排问题中国应当早行动，争取更大的主动。
记者：中国低碳能源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倪维斗：煤是当前的主要能源，其直接燃烧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急剧增长，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2020年以前很难解决我国能源的主要问题，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的低碳利用就是低碳能源的核心问题，尽管社会节能、总量控制、发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道路，但最后低碳经济必须要落实到煤的清洁利用上。
记者：对于煤的低碳利用，我们有怎样的解决思路？
倪维斗：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是实现煤的清洁利用的重要方案。煤气化主要采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技术，它是指在煤燃烧前先去除烟气中的污染物，这样可以减少常规污染，提高效清洁率；所谓多联产即煤气化后先通过一个反应器去做甲醇和其他液体燃料等化工产品，剩下的尾气再去燃烧发电。
多联产相当于把化工和发电两个过程结合起来，能量利用效率可以提高10%~15%，同时化工产品的销售收入可以降低发电的成本，发电量和化工产品的产量也可以按需求互相调整。
记者：如何评价多联产能源系统？
倪维斗：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技术上有良好继承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环保性能，也是实现未来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综合解决我国能源挑战的重要方案。
实施多联产能源战略刻不容缓，延误发展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技术，将会显著增加将来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和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
记者：目前多联产能源战略在我国的实施情况如何？
倪维斗：多联产能源战略已经提了多年，目前中国发展IGCC多联产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电和化工行业结合思想阻力较大，实际上中国五大电力公司现在也在做化工产品，只不过是发电和化工分开做，资源匹配程度低。二是产业政策上支持不够，国家能源局对IGCC持过度谨慎态度，目前为止只批了一个示范电厂即华能天津的IGCC电站示范工程。
目前政策层面的认识误区在于IGCC电站的建设成本较高，做IGCC不如直接做核电站。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混淆了两个命题，一个是核电站毫无疑问是要建的，要加速建，这个没有反对意见。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命题是， 从目前到2050年中国还要累计利用近1000亿吨煤，IGCC多联产就是针对这1000亿吨煤更加清洁利用和减排二氧化碳所提出的，不能将两个命题混为一谈。
记者：你对我国能源产业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有何意见与建议？
倪维斗：我国的能源领域面临总量需求大、液体燃料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和农村清洁能源供给等五大挑战，我们应及早调整能源利用结构，建立完善、全面、具体的能源战略体系。
中国的能源产业必须和我国广义资源禀赋相适应（诸如自然资源、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人才教育等），国家有限的资金应该用在最迫切、最能解决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目前我国的新能源定义除了核能、可再生能源外，还应该包括煤的现代化利用，如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等，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低碳经济将是一句空话。
中国应当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从现在开始考虑分阶段减排的问题，我国二氧化碳的利用和埋存按从易到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处理从天然气井中分离出的二氧化碳并加以利用；第二阶段是从我国已经大量发展的煤化工（甲醇、二甲醚、直接煤变油、间接煤变油等等）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收集和利用，因为这部分二氧化碳已经具有较高的浓度和压力，属于capture ready，而现在的情况是这些“现成”的二氧化碳都直接放入大气，通过对这部分二氧化碳的收集和利用，可以积累经验、提高技术；第三阶段是从电厂烟气中捕捉二氧化碳，这是很困难的，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投资，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做研究和小规模示范，但是大规模的商业实施还需要观察一段时期。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马上就可以实施的。总之，从易到难，积累经验，逐步推进，而不是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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