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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泛化”的文化根源 精选

已有 3995 次阅读 2012-10-5 09:42 |个人分类:大学之道|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大学行政化,文化| 文化, 大学行政化

      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行为等,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也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开始的根源。文化联系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文化是人类社会可以遗传的基因。1950年代早期,北美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克对可以搜集到的100多个文化定义进行归结,认为文化的定义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文化是现实的行为,另一方面,文化是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和世界观。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文化内核是无形的信仰、观念和价值;文化的外在表现是括有形实物、符号或技术。由是观之,大学行政化“泛化”问题在从外部和内部制度、资源依赖等方面找原因的同时,还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大学行政化“泛化”的根源。
      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大学行政化“泛化”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原因。这些原因归结为一点即是我们骨子里面都遗传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官本位”文化基因。官本位文化在影响大学行政化方面的三个主要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目标;“一官九儒”的职业共识;“官本位”的评价机制。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目标
      在《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两句话:“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的最初意思是在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这里的“优”通“悠”。但后来这句话的意思逐渐演化为“学习成绩优秀然后被提拔当官”。可以说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也在践行这一理想。孟子也曾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方面与孔子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士之为仕就像农夫耕田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自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孔子、孟子所倡导的“士为仕”的文化价值目标,一直成为我国知识分子一种无二的选择。
      在大学里,这种表现也十分充分。一是“学而优”的人“被封官”,“封官”是国家引进人才的策略,也是大学引进人才的一个基本策略;二是大学教师“想当官”,大凡大学有行政岗位,即便是一个“科长”岗位,也会有大批教师包括一些学术有潜力的博士去竞聘;三是大学生把“当官”当成一种理想目标,大学生考公务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成为一种潮流。在大学内,人们也普遍把“学生会干部”、“班干部”当成“官”;四是大学行政人员把自己“理想化”、“全能化”,当自己当成大学的主人、大学发展的责任人。在这种价值理想文化的培育下,大学想不行政化都难,行政化走向行政泛化也是必然的事情。
      “一官九儒”的职业共识
      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新闻记者们前去采访他的母亲时,对她说:“您有这样一位儿子,一定感到十分骄傲。”杜鲁门的母亲回答道:“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位儿子,也同样让我感到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这是一个美国母亲的职业观。而在中国,我们判断人的成功往往是看其职业,然后看其在“单位”中的职务。南宋遗民谢枋得有这样的说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在中国,当官的被称为“老爷”,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则被称为“臭老九”、“教书匠”。“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走向成功、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的惟一途径。一旦乌纱盖顶、蟒袍加身,则被视为是“很成功”。
      这种职业共识在大学里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大学里被视为成功者的往往是由教师转岗成为各级行政官员的“教师”,他们有“教授”的头衔,但他们更有“校长”、“处长”的标识。而后者与个人的实际利益关联更大些。“长”意味着好的待遇、好的办公条件、戏的主角。梅贻琦对于校长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率领职工为教授搬椅子的人;二是京剧中的“王帽”,虽然行必仪仗森严,但主要的戏却不是由他唱的。[1]而如今,校长是坐轿子的人,教师教授则是抬轿子的人。如此职业共识的中,大学行政化安能不走向“泛化”?!
      “官本位”的评价机制
      “官本位”的评价机制即是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校长相当于厅局级(副部级)等,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由此在大学中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好”的集体意识。并因此在大学中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敬畏和追求,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对上级领导的依附意识。
      在这种评价机制的作用下,大学里以当官为荣,以当官为尊,以当官为大。在大学里,有“长”的教授被称为“*长”而不是教授,甚至学生称带“长”的导师也不是“老师”而是“*长”;学校领导到二级单位去调研工作,二级单位不自觉地按政府官员的接待方式进行接待,全体二级单位领导均需陪同汇报,否则就被看成是对校长的不礼貌;在大学里,官越大,权威也就越大。无论是学术性会议还是议政咨询型会议,领导都是权威,他的发言现在多被称为“指示”。久之,人们对学术的评价,对学术的敬畏,均转化为对领导的敬畏和领导对下属的评价。大学行政化在官体位的评价机制作用下更加严重,并走向泛化。
      “大学不是衙门”,安徽大学原校长后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刘文典1928年说的这句话在今天显得特别有意义。大学要去掉“官本位”的文化基因,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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