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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职业化起航:无奈的选择

已有 3182 次阅读 2012-7-12 09:52 |个人分类:大学英雄|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职业化| 北京师范大学, 董奇, 校长职业化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学出了两位“新星”校长。一是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他在去年10月宣布,在校长任期内,将做到“两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新带研究生!二是北京师范大学董奇,他在今年7月上任后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将做到“四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

      对此举,赞扬者有之,但反对者也不少。赞扬者的理由很多,但反对者的理由也不少。 “‘985’大学,校长不带头搞科研,怎么能这样?”“不搞业务的校长会是好校长?”但我认为,大学校长的“两个不”或“四个不”,代表着中国大学职业化的开始,这也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一种无奈选择。

      大学校长,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毫无疑问应该做科研,教学生,甚至为本科生上课。这在国际上也是成例,国际上知名大学校长完全做到“两个不”或“四个不”的并不多。目前见之报端的更多的是耶鲁的莱文,他在任内没有带研究生,只出了一本书,叫《大学工作》。德国一些大学也规定大学校长任内不得进行教学与科研,但更多的大学,则允许校长做一些教学与科研。为何国际上可行的事,在中国成了问题,且要校长高调来宣布呢?好像校长做了一件壮举,成为一个大学英雄?

      这里面的问题是大学的行政化在作怪。在目前的大学中,大学行政权力无边界、无限制、无节制。行政权力大于一切,官大学问大。只要查下中国大学现任领导的业绩,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业绩卓著”!有些在任内发表了一堆论文,一批著作,获得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奖励,甚至获得院士称号。而问题是,中国大学领导根本没有时间做研究。即便是没有宣布“两个不”“四个不”的校长,其在教学和科研上用的功夫也是少得可怜。同样,这是中国大学官僚化的一个怪胎。中国大学校长、书记有开不完的会,应付不完的饭局,应接不暇的评估与检查,他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做科研呢?其成果,无疑是其官员身份带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反对大学领导者兼做教学与科研工作,与教师抢资源。所以当出现大学校长宣布“两个不”和“四个不”时,人们普遍持欢迎态度,把他们当成大学英雄。

      但问题是,这能治本吗?一个校长可以自我约束,其它行政权力可以得到约束吗?大学校长没有了学术性工作,其精力会不会更多地放在“公关”和“协调”上?如果全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均上行下效,大学科研还有谁来引领?

      我从来不反对大学校长职业化,而且积极主张大学校长职业化。因为,随着大学进入社会的轴心位置,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国,更是如此。社会迫切需要大学对社会做出积极的应对,大学应该引领社会,引领企业,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方面。与此相伴的是,随着大学与社会的紧密程度的提高,大学与社会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也就越来越多,大学不得不由专业人士来管理、来带领、来协调。正是在这个意义,有学者主张,当今的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企业家、管理者、教育家的集合体,大学校长更多地应该把精力放在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上,放在资金筹集和人才引进上,而不是放在教学与科研上。

      但我要说的是,大学校长承诺“两个不”“四个不”标志着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开始,但这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行动。中国大学的发展,更需要的是一种大学求真的文化与环境。大学校长仅仅承诺“两不”或“四不”是不够的,大学校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想想如何限制大学行政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制定相关制度,培育相应文化,为大学创造学术至上,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环境与氛围。



高校去行政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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