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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性格养成的外部影响因素

已有 3381 次阅读 2010-11-9 09:46 |个人分类:教育杂谈|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大学性格,外部影响因素| 大学性格, 外部影响因素

大学性格的养成与人的性格养成一样,是内部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大学来讲,影响其性格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政府、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社会组织。

政 府

对大学性格养成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政府。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立法、评估、拨款、项目资助等方式来影响大学。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作为一种组织的大学就已在西方确立。西方一些最伟大的大学也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比如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被称为“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有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有学术无国界的普遍主义精神。中世纪国家主要是神权国家和封建军事帝国。政府或教皇主要通过和大学建立契约关系,给予大学合法性支持。如颁布训令和特许状、提供地产或资助、免除大学师生的赋税、准许大学自由迁移等。这时的大学均实行教授与学生的自治,而排斥行政或资本或教会等力量对大学的控制,尤其是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控制。这种契约式的管理方式直接促成了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性格特质。

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依国家的政体不同,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国家控制的模式”(或称为“干预的国家的模式”);二是“国家监督的模式”(或称为“促进的国家模式”。[1]在国家控制的模式中,政府“把高等教育看作一项同质的事业,政府试图控制高等教育系统的动力的一切方面:入学机会;课程学位要求、考试制度、教学人员的聘任和报酬等。这个模式并不承认高等教育的松散结合和多维性质。”这时的大学相对于政府的一个部门,大学的活动是由政府的法律、政策甚至是文件决定的。这时的大学一切的一切完完全全是由政府决定的,因之,这时的大学也就没有独立的性格,其性格特质就是所在国家政府的性格特质。在国家监督的模式中,“国家所施加的影响是微弱的,很多有关诸如课程、学位、人员的吸收和财政的基本决策都留给院校自己。”[2]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大学可以自主决定活动。大学尚能保存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品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府对大学资助的减少,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力减弱。但与这种弱势相联系,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以服务用户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的性格在竞争、市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协迫下,变得越来越行政化、管理化,服务、责任、开放等性格特质得以强化,“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在越来越多的大学中成为一种最先丢失的性格特质。

市 场

“一般地说,提到高等教育中的市场的概念,最好集中在像市场的要素,最显著的是竞争,成为高等教育系统全部工作的一部分的程度。”[3]影响大学性格养成的主要市场因素包括:(1)大学越来越多地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包括:“从商业世界中得来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战略;对市场、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传的重视;对边际收益和学习的常年成本效益的财务考量;通过对成长和收益分配收的奖励机制分散权力结构;重新分配劳动力(不再使用兼职和助教);开发复杂的辅助性产品、专利和服务;用卓越这种模糊的措辞替代具体教育的准确细节;当然还有研究以及与商业世界的其他财务协作。”[4] 2)大学与其它组织之间为了资源的竞争。大学的运作和发展取决于它占有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生源、师源和财源。为了获得优秀的生源,大学往往把招生工作当作市场营销工作来做。采取市场化手段如:提供奖赏金、制作精美的招生宣传材料、提前录取等来吸引优秀的学生报考自己的学校。为了获得优秀的师源,各学校更是提供了另人称奇的物质刺激。而为了获得丰富的财源,各大学更是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手段:转让成果、举办校办企业、与工业企业合作等。(3)市场因素影响大学边界的伸缩。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市场和组织之间的选择随交易成本而变化。效率机制决定了大学在面向市场时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调整大学的边界。最终大学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性格,对“安静”、“自由”、“闲怡”去探索“高深学问”的求真性格特质进行了扬弃。开放、服务和责任的性格特质得以强化。

利益相关者组织

19世纪中叶以前,大学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组织:如工业、商业及其它各类利益相关者组织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批企业家为大学的扩建提供的资金,商人、工业家和金融家们取代了神职人员而成为一流大学董事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大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它的财政需求也相应增加了。对资金的寻求已变得更加不遗余力,范围也越来越广,教育工作者们已不能仅靠工业家的资助办大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是公立学校也成立了专门机构,并设专人向基金会、公司和大量的校友寻求资助。由此,社会越来越依赖大学,大学也越来越依靠社会的资助来支持其日益增多的活动的经费开支。“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5]大学与利益相关者组织关系发现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为了人才培养、科学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结成了“联合体”。大学也就越来越具有这些利益相者组织的性格特质。如今,坚守传统的大学性格、应然的大学的性格对大学来讲成为一种不可能。

总之,在政府、市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大学应然的性格:“价值取向上:求真与创新;思维模式上:自由与开放;行为方式上:服务与责任”越来越变得困难。有时大学甚至出现了“不求真、不创新、不自由”的异化性格。有时则是“开放、服务、责任”的性格特质发挥到了极至,变得不象大学了。



[1]  [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 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15

[2]  [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 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15

[3]  [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C]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8

[4]  []埃里克•古尔德 著.吕博,张鹿 译.公司文化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5]  []德里克•博克 著.徐小洲 陈军译.走出象牙塔[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4



一流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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