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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式微”的大学英雄——遭免职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已有 5886 次阅读 2010-2-23 08:48 |个人分类:高教史料|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大学校长,郭秉文| 大学校长, 郭秉文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人,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其导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孟禄。1915年,郭秉文归国后即参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初任教务长,1918年代理校长,1919年被任命为校长。在担任南高师校长期间,郭秉文即运用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重视学科建设,广延留学欧美师资,提倡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培育诚朴和止于至善的校风,主张根据社会需要设科办学,使学校校业日宏,声誉鹊起。待1920年南高师升格东南大学以后,郭秉文更根据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全力实践他的办学主张和教育思想。但因生不逢时、性格平和之原因,终壮志未酬,在1925年的“易长风潮”中黯然离去。

 我一直把郭秉文校长作为一个大学英雄式的校长(详见大学英雄——校长篇)。但对比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郭秉文在大陆的知名度则远逊于前四人。实际上,在我看来,郭的成就应在蔡元培一从之下,其他三人之上。那为何有很大成绩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呢?

郭的成功与成绩:

 第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董会,首开政府、社会、市场办学的新理念。

 东大设校董会始于1920年,当时东大尚处于刚刚筹建阶段。设立校董会初始目的是求得社会之赞助,谋求舆论上、经济上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赞助。故校董会刚成立时,只是一个议事、咨询性质的机构,其职能为:帮助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和保管私人捐助的财产。但是,在南高师改为东南大学过程中,校董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郭秉文建议学校应该重新认识设立董会的意义,扩大校董会的职能,更好地发挥校董们在办学方面的积极作用。1924年,修订后的校董会章程规定,校董会的职权为:一、决定学校大政方针;二、审核学校预决算;三、向教育部推选校长;四、议决学校科系的增加、废止和变更;五、保管私人所捐的财产;六、议决学校其他重要事项。自此,东大校董会开始成为学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在中国大学中增设校董会,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东南大学董事会为东南大学渡过难关立下了大功。东南大学董事会不仅使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所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大学,而且在此期间,东南大学利用社会董事会的力量建设了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1924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正式将此列为法定条文。

 第二,把东南大学办成与北大齐名的大学,开创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范式。

 1917年,蔡元培遵循德国“洪堡传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系统改革,使北大老树逢春,生机勃勃,取得了圆满成功。1919年,郭秉文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在东南大学进行探索,使东南大学,充满朝气。可以说,在20年代的中国,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基地是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基地是北大,东南大学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之阵地,二者齐名。北有北大,南有东大,一个使北大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一个创新开拓,努力使东大赶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19219月至19221月美国教育家孟碌在对中国的教育考察后,认为东南大学将来可能成为东方教育之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

 在办学上,郭采取的方式基本上与蔡元培相同。①广延名师,以美国毕业的硕、博士为主。同时积极吸引外国学者来校讲学、讲课。这其中有名的杜威、罗素、孟碌等;②重视人才培养,实施“三育并举”的人才培养方针。北大蔡元培实施的是“五育并举”(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个方面。);③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在这方面,东南大学是发起者。在1920年东南大学招收了8名女学生,北京大学只招收了1名女学生;④推行选科制,对人才进行人性化培养;⑤主张面向社会办学。郭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暑期学校,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依社会需要而设。蔡在北大同样提出“服务社会”的理念,只是两者略有区别。前者注重课程、专业的社会服务,后者更注重精神、人格上的人才培养;⑥在治校模式上,均主张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实施委员会化的民主管理。

 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①郭主张“学”与“术”相结合,实施多学科办学。“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所以当时的南京高师竞是中国学科门类最全的大学。而蔡元培则主张“学”与“术”相分离,“学”是学理,“术”是应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郭明显在理念上高于蔡。②两人的治学理念不同,郭秉文可以归为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范围,追求的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效仿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蔡元培则可以归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范围,追求的是德国思辨主义传统,效仿的德国洪堡大学模式。

 郭秉文的失败与不足:

 说郭秉文失败并不是说他没有把大学办好,则是说他因为个人原因,没有把东南大学带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于1925年在他被教育部免职后,东南大学内部分成两派,三分之二的知名教授调离,学校进入了一个混乱期,错失了发展的良机。这方面他的不足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人治”代替“委员会制”

 在大学治理上,郭与蔡有明显的差距。蔡元培坚定地实施教授治校的制度,实施委员会制度。各类事情基本上通过教授会和评议会。而郭则与此相距较远,东南大学也有教授会,评议会,但这基本上是摆设。郭秉文主要依靠的是人治,他所依重的主要是两个人:副校长刘伯明,教务长陶行知。在其校长的中前期,他尚能作风民主,为人谦和。但随着学校规模增大,声誉昌盛,他逐步脱离了教授治校,独断专行日浓。以致于招到评议会、教授会的批评。特别是杨杏佛对其批评格外尖锐。但在处理他与杨的关系上,他又一次犯了“人治”的错误。他竞然在19236月刘伯明代理校务时,暗令刘辞去杨杏佛的教职。在目的没有达成后,他又提出东南大学停办“工科”,虽然其中有经费之原因,但却让大家理解为对杨杏佛的釜底抽薪。在其提议招到以工科主任茅以升等教授、教授会、评议会的反对后,郭竞然于19246月以“教授会、评议会成员大多重复为由,通过校董会撤销了评议会”。这实在是失人心、失教授心的一件事,这件事也直接为他日后被免职埋下了种子(杨杏佛离职后追随孙中山,任孙的秘书。郭的后任者是胡敦复,正是杨杏佛的密友。)郭被免职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因为筹款与江苏督军直系的齐燮元“关系好”有关。这虽然是一个理由,但不应该归为郭的失败,在当时的情况下,找父母官要钱应该是无奈的选择。

 第二,性格上的平和中庸

 郭秉文虽然受到了西方的高等教育,但从骨子里面,他还是一个十分中庸的人。他主张为人平和,主张为事平和,主张教育独立。他也是这样做的。孙中山曾约他参加国民革命,他希望保持中立。当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集体走街头,东南大学的陶行知、杨杏佛对学生运动积极支持时,他却无动于衷。在1921年东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一定要永远保持住南京泩的优良传统——埋头用心读书,不问政治。”(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这与蔡元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955,在得知至少有30多名学生被捕后,蔡先生面对北京大学请愿的学生说:“30多人,30多个我的学生,30多个国家的栋梁,他们怎么下得去手。”“现在,这不再是学生们自己的事了。现在,这是学校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了。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30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想方设法保释出所有学生后,身心交瘁的蔡元培选择了辞职。(中国教育报,2008-8-29

 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功与失败,似乎在预示着,大学需要教育家办学,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熟知教育规律。但同时也告诫我们,教育家办学也必须依托合理的制度,科学的治理模式。二者缺一,都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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