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华中科技大学、洪堡柏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英国沃里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么这个快速发展时期的获得是基于以下内部条件的实现。

      一、一名锐意创新的校长

      通过分析这八所大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这八所大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名锐意创新的校长。北京大学的发展，始自1917年蔡元培到校执行校长职务，始于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浙江大学的发展，与竺可桢校长的领导密切相关，正是竺可桢在1936-1949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浙江大学在抗日的连年烽火中，在学校频繁搬迁、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一所不起眼的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几所大学之一；西南联大的发展，离不开三人领导小组：梅贻琦、张伯岺、蒋梦麟，特别是梅贻琦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的跨越离不开老校长朱九思的贡献。国外大学同样如此。洪堡大学离不开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贡献，虽然他不是校长，但是他直接筹化了洪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离不开校长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的贡献；斯坦福大学更是离不开特曼教授(Frederick Emmons Terman)；沃里克大学离不开巴特沃思的个性与执着。这些校长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追求；具有锐意创新的品格与胆识；具有良好的个性与权威。

      作为校长，他们能认真研究大学发展问题，熟知教育教学规律；他们明白大学是什么，什么是好大学，大学如何发展，能够按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大学；他们能够与大学的教授甚至一般的师生分享权力，能够让全体师生的能量、才干发挥到最佳状态；能够在大部分师生不想或没有想到要做某件事时，他们能够成功说服师生去做，从而引领大学向前发展。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作为校长，他们锐意创新，不畏艰难，敢为天下先。蔡元培当校长时北大是一个旧式官僚机构，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当校长；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地方性小大学，而且正赶上内忧外患的时代，可他硬是在流亡中把这所大学变成全国知名的大学；西南联大也是如此；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在1972年到1979年一共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被扫地出门而无家可归的专家教授六百多名，不仅为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保护了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文革刚刚结束，他就大胆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这是何等的胆识；洪堡的柏林大学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他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威斯康星的范海斯更是大胆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沃里克的巴特沃思险些被他的反对者灭掉。正是他们大胆的坚持，超人的胆识，为他们领导的大学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除了这些品格与胆识，他们良好的个性与个人权威，也为他们的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们都是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能够及时明确大学的发展方向，能凝聚人心；他们是学术上权威，有容人的品格，为人所敬仰。总之，他们可以领导大学走向特定目标。

      二、一个先进的办学理念

      所谓“理念”，乃愿景及方向之指引原则。一个无理念之组织，犹如无航之舟、无弦之箭，何以治？所谓“理念”乃组织之最高领导原则，行诸于外在环境，及内部优势所建构宏远、正确及前瞻之目标。有理念之组织方能长治久安，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塑造优质之组织文化，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凝聚组织之共识，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分享共同价值观。[1]先进的办学理念必须符合学校发展的实际，符合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符合社会要求。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办学的顶层设计，是大学改革发展的先导。一个大学只有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这所大学才具有良好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这所大学才能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北大的“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浙大的“求是”精神：（1）“求是”就是探索真理的奋斗精神，为科学献身的牺牲精神。（2）“求是”就是不迷信盲从，不主观武断，保持清醒的科学头脑。（3）“求是”就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2]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华中科技大学的“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把学校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要考虑实现3个转变：从教学中心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转变；从以工科为主转变为理、工、文、管综合组成的大学；在培养好大学生的同时，把研究生的培养提到重要位置”。[3]柏林大学的“大学应当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两项工作”。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思想”：“服务应当成为大学的惟一理想”；“大学应当成为服务于本州人民的机构”。[4]斯坦福大学的“抢抓机遇，服务社会”、沃里克大学的“经营大学”或“创业型大学”的理念无不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这些理念与时代相和谐，与学校长远目标相适应，解决定学校中存在的问题，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得到教师学生的认同。这些理念开创了大学教育史上的新时代，具有理程碑的意义。

      三、一个共同做事的好氛围

      好氛围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部好氛围指的是与外部组织机构的和谐共处、共生、共进，能够实现与外部组织机构的边界渗透，能与外部组织机构形成良性互动，进行恰当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内部的好氛围是指大学有一个共享的价值观、共享的文化，在政策、制度、文化与机制上能够互相包容。内外部的好氛围是大学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不出事的基础与条件。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是一个具有完全官僚机构性质的学校，他到之后，第一件大学就是转变学校的性质，把北大“由官僚养成所变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5]然后通过聘任各学科学长，彻底转变了大学的氛围，使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研究学术的地方；梅贻琦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认真演义了“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他不仅将这一理念用于学术，用于处理党派关系；还用于处理三校合作、院系工作，甚至用于他领导的常委会、教授会、校务委员会。”为学校发展创先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校发展并跻身于世界知名大学创造了条件。竺可桢、朱九思由于良好的个人权威，也形成了校内外团结的良好氛围。洪堡时期的柏林大学由政府一手操作、校长由洪堡亲自选择，这为柏林大学建设良好的校内外氛围打下了基础。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由于与州长拉•福莱特（La Follette）的良好个人关系，使威斯康星大学与政府有着大学发展史上最为密切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斯坦福大学正是形成了必须服务社会才能生存、才能留住人才的思想才办起了“硅谷”，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才创造了“硅谷效应”。沃里克大学也正是有了一个共享的创业文化，才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走出困境，形成了创业做来的“经营大学”理念。

      大学虽然是一个“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组织，但在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关键工作上必须有一个共享的好氛围。如果在这方面有杂音，大家意见不一致，好事也可能变为坏事。

      四、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

      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有三要素，即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教授人选。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如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业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6]一流的教授，是大学优势学科的代表者，是大学优良学风的酿造者，是大学声誉的表征者，是大学精神的笃行者。蔡元培的成功离不开一批优秀的教授：文科陈独秀、胡适、鲁迅、马叙伦、李大钊等；理科有李四光、冯祖荀、颜任光等；法科有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等等大批教授的支持。在他的领导下，1918年，北大有200多名教师，教授90余人，教授平均年龄仅为33岁。[7]竺可桢的成功离不开马一浮、胡刚复、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丰子恺等的加盟。西南联大更是被称为“教授储备库”。朱九思的成功得益于其文革后期收罗的大批人才！洪堡时期的柏林大学更是人才济济，几乎同时代最著名的学者都集中在柏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成名也在于一批一批的教授走向政府兼职岗位，走向农村，走向社会建设的第一线；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弗雷德里•E•特曼（Frederick Terman）在大学危难时认识到在美国战后经济繁荣和冷战形势下，政府必将大规模投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并预测到“政府的拨款势必倾注于有实力的大学或大学里有实力的系科”。为此，特曼确定的策略是：选择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为重点发展学科，构筑学校的学术“尖顶”，吸引知名教授，竞争政府研究拨款。[8]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在于一批教授构築了“学术尖顶”，形成了一批全美的优势学科，在于教授成果的科学转化。沃里克大学的成功也在于有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这个心脏的活力来自于“沃里克研究员计划”，讨论“如何通过一个研究员计划来增加有活力的高质量研究人员。”保持沃里克大学的学术地位和为创业大学提供支撑。

      这些大学在教授问题上，一是认识到位，他们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般搬椅子凳子的。”教授是大学成功办学的充要条件。其二是积极聘任国内外一流的教授到校任教，如西南联大1948年有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25名，点全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4%，斯坦福大学1983年有77名院士，占全美院士总数的5% ；[9]三是这些大学都能够在聘来的教授的基础上，能够重用教授，能够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使教授安心于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并在教学与研究上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受非学术因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