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间最美好的职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师”与“天”、“地”、“君”、“亲”齐名，同样受到尊重和爱戴。于是乎，人们平时互相的称呼也一般以“老师”相称，以示尊重，虽然对方可能不是老师。但时至今日，老师，特别是大学教师，却好像不再受人尊重了，大学教师开始走下神坛，成为普遍的市场人、社会人和政府人。在教学中，我们听到、看到太多的教师不传道、不授业或应付授业、不解惑、不与学生交流，教学的ppt常年不变或者说变化很少；在科研中，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学术腐败，学风日下；在服务中，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在生活中，吃、喝、嫖等也存于教师之中。特别是近日的“肖传国事件”更让人们大跌眼镜。一名准院士级的大学教授为何如此下作呢？大学教师怎么了？我曾经写过一篇象牙塔内大学教师为何甘于堕落？的博文，本文我想从“大学边界理论”的视角再次分析一下，大学教师走下神坛的背后原因。

第一，大学与市场边界缺失，“效率机制”在大学的作用无边界,大学教师变为市场人

在市场中，决定消费者行为和组织行为的一个基本因果机制就是效率机制，其基本含义就是成本的最小化或产出的最大化。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当大学与市场边界缺失时，效率机制在大学中的作用就没有了边界，一切的一切都市场化了：在大学内部，讲课按学时收取报酬；评审按项目收费；鉴定按级别收费；科研被换算成与货币等值的“工分”……。在大学外部，既然遵从等价交换，教师的服务当然要收费，讲座、咨询、评审等都有了名码标价。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大学教师也同时是市场人，他们也要衣食住行，也要买房、买车、子女上学，也会生老病死。问题是我们只注重了最后的结果——收费，反过程中对科研的尊重、学术的操守却给丢了。于是乎，项目鉴定没有不过的，评审没有不过的，所有的一切，好像只要交了钱，什么就都OK了。大学教师在大把大把捞钱时，大学教师在住上亳宅时，大学教师在开上名车时，大学教师却丢掉了大学教师该有的东西。

第二，大学与社会组织边界缺失，“社会化机制”在大学的作用无边界，大学教师变为社会人

在国外，大学与社会组织是没有物质边界的，但大学与社会组织却有精神边界，大家都知道大学与社会组织是不同的；在中国，大学与社会组织是有物质边界的，但大学与社会组织却没有精神边界，大家越来越分不清大学与其它社会组织有何不同。这样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化机制”在大学作用无边界，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大学对企业管理模式的克隆。这方面本人已经在相关博文中作过论述，此不再赘。（大学边界消融对中国大学外部关系的巨大影响）但社会化机制作用的后果，是大学教师的急功近利，是大学精神的丢失。大学教师天天在忙教学、科研和服务，但忙这些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却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是异化了。大学教师做这些的目的越来越不是为了科研本身的求真，越来越变为一种实现自己职务、职称上升的工具。据资料， 2004年以来，我国高校科技论文数一直排在世界前五位。但是，根据2008年的统计，我国自1997年到2007年6月30日发表的论文，单篇的平均引用数排在被统计的145个国家的第117位。另一个实例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1]至于人们期盼的诺贝尔奖，好像仍是一个没影的事。

第三，大学与政府边界缺失，“合法性机制”在大学的作用无边界，大学教师成为政府人

中国大学是政府管理下的一种“事业单位”，大学与政府之间没有边界，政府就是大学的上级，大学就是政府的下级。在这样的体制中，合法性机制在大学的作用也就没有边界了。大学必须时时、事事、处处不断地接受和采纳政府认同、赞许的形式和做法，因为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取得合法性认同，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同，从而减少大学环境的不稳定性，获得大学发展需要的资源。大学在与政府交互作用中，大学失去了自己独立的身份。这些与政府直接交往的教师，也就成为有“教师”、“教授”或“专家”头衔的官员。他们学会了向上级领导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科学拍马屁，教师也就越来越像官员。官员的一些习性和做法，自然也就为大学教师所接受、所效仿。现在大学教师报项目、报奖过程中花钱找人，已经成为行业的显规则。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大学教师也就开始走下神坛。

总之，边界缺失，使大学教师走向神坛，变为了一个市场人、社会人、政府人。既然是市场人、社会人、政府人，这些发生在大学教师身上不正常的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只是我们不得不发问：当人民公仆不是“公仆”时，当白衣天使不是“天使”时，当教师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时，社会是不是在走向失范呢？或许边界缺失是大学教师走下神坛的直接原因，而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