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改为现名是为了纪念柏林大学的缔造者、现代大学之父威廉•冯•洪堡（1767－1835）。洪堡是19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家。洪堡很早就致力于推动德国的政治改革以达成德国的富强，但是一直遭到皇帝、贵族、军人等保守势力的阻碍。1806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的完全失败而告终，阻碍政治改革的一切旧势力也随之垮台。洪堡被任命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当时，德国的十几所传统大学经过普法战争后基本上是茍延殘喘。洪堡认为，德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必须拥有一批领先于他国尤其是法国的大学，通过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准，最终推动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于是，于1809年他开始创办柏林大学，并提出教学和科研想结合、尊重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的办学三原则。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而非务实的人才培育。在此之前，不论欧洲或美国的大学，都还是沿袭修道院教育的传统，以培养教师、公职人员或贵族为主，较不重视研究。此后洪堡的理念传递至欧、美各地，也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对象。柏林大学同时带动了布勒斯劳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一批新型大学的创办和原有传统大学的改造。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大学很快在欧洲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并且成功地推动普鲁士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在欧洲占据了领先地位。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大学更是高居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盟主地位，成为英美仰慕的文化知识之典范。柏林大学的成功，不但使洪堡成为永载德国大学发展史的人物，也使洪堡成为整个世界大学理念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大学理念以及为实现这种理念而设计的办学原则，对后来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林大学成立时有四个传统系科：法律系，医学系，哲学系和神学系。第一个学期只有256名学生上课。但二十世纪开始，柏林大学开始显露成果，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出自柏林大学，即1901年荷兰人雅可比•亨里修斯•凡霍夫教授因研究出化学动力学定律而获得诺贝尔奖。此后，该大学共出了二十七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马克思（Karl Marx）几次报考柏林大学都未考中，最后于1836-1841年在柏林大学傍听法律专业。恩格斯（Fiedrch Engels）也曾于1841-1842年利用在步兵炮团服兵役的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傍听。柏林大学吸引了全世界的留学生，这些学生成为传播洪堡理念的火种。

洪堡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一座“僧侣居住的城镇”，是一个做学问的“伊甸园”。他从以下三方面设置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以区分大学和社会，保持大学自身的特质：第一，从“行动者”的角度界定大学边界，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洪堡继承并发展了中世纪大学的思想，他创建柏林大学，就是想组织一个从全欧洲吸收人才的学者团体，他希望通过学者们对科学的探索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在洪堡的大学观中，“学者”不仅包括教师，也包括学生。教师和学生都是探索高深学问的学者。洪堡认为：“教师的事业有赖于学生的参加，否则就难以有所成就。即使学生没有主动汇集于教师周围，教师也会去寻找学生；教师虽训练有素，但也因此易于失之偏颇和缺少活力，而学生固然不甚成熟，但较少成见，勇于探索，教师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结合这两者。”（[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第二，从大学“活动”的视角界定大学边界，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洪堡指出，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大学“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94．）“一旦人们停止对科学进行真正的探索，或者认为，科学是不需要从精神的深处创造出来，而是可以通过收集把它广泛罗列出来的话，则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且将永远丧失殆尽。”（[德]彼得•贝格拉．威廉•冯•洪堡传[M]．） 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他指出：“高等学术机构倘要实现其目标，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  [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J]．高等教育论坛．） 纯科学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不同于历史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纯科学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对于大学“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活动，他指出：“大学总是为国家承担着一些实际性工作——教育年青人。”（[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在《立陶宛学校计划》中，洪堡提出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完人”。“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揩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完人”即是个性和揩、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完人”也是有修养的人。第三，洪堡认为在大学边界内，基本的运行规则是自由与宁静。洪堡希望国家、政府和社会要积极为大学创造自由宁静的环境，希望“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李真．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1）．）同时，他也希望大学的学者把“身外的闲暇或内心的追求用于科学和研究。”（[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94．）以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通过以上三点，洪堡创造了德国大学的神话，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实践。

但是，时代造英雄，大学从本质上讲也是时代的产物。二次世界大战后，柏林大学改为柏林洪堡大学。但改了名字的大学，并没有保持其发展的势头。它还是被美国大学超越了。这其中的缘由很多，但其中的关键乃是大学对社会的适应度。症结在于大学边界的跨越性和渗透性较差。

从外部关系上讲，大学没有很好地适应外部多样化、多元化社会。大学没有尽快转型，没有走出伊甸园，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没有实现大学与社会的融合、与市场的融合。而此时的美国大学则完全走出象牙塔，大学教授不仅是大学的教授，也是大公司的支持对象。

从大学之间关系讲，德国大学也没有实现大学之间的完全公平竞争。而此时的美国大学则完全进入了错位发展，同类竞争阶段。这得益于万·布什的建议。在布什给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无止境的疆界》报告中，提出政府不要再建专门的研究机构，而应该扶持现存的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等。政府扶持应该采取合同竞争的方式。布什的建议给美国大学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投资，也带来了竞争。

从内部治理上讲，美国大学自有大学起基本实行的是董事会制度。校外人员的参与，有效地扩展的大学的视野。“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必须是由专家和院外人士两方面组成的，学术自治才会实际有效。没有前者，大学就会信息不准；没有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僵化，最后就会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奈斯贝特，1971）

以上三点，是美国大学的优势，也是美国大学超越德国大学，雄居大学前列的原因。

在今天的大学发展中，既要保障大学有一个合理的边界，以保障大学的组织特性和运行逻辑，大学必须坚守这样的边界。同时，大学也要确保大学边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以实现与社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只有不断地吸收社会有益的精华，大学才会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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