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完败”的说法在进入2010年后比较流行。主要的论据是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失败；人才培养质量失败；大学办得不像大学，失败。3月31日，易中天师弟、残雪之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原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近日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我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完败”之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先是模仿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刘放. “新批判主义”：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广州日报.2010-3-31（B5））再一次把这种说法推向一个新的讨论热度。

如果实事求是、不含感情色彩的去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是有很多不如意、甚至很多都是失败的地方。但是，“中国高等教育完败”的说法，并不成立。

有人说，中国从1999年到2002年的扩招，是失败。

根据教育统计资料，1998年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达到160万。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2002年，中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对比来讲，这委实有点大跃进的意思。因为，西方国家一般要用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完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但如果据此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完败，则并不客观。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恰恰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为主要的成绩之一。

以大家最为欣赏的美国高等教育为例。美国高等教育自1636年哈佛大学的成立始，到1940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美国用30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千年的发展历程。1944年美国为了安置大量复员军人，通过了《军人再适应法》即《军人权利法》，资助复员军人受高等教育。该法规定，在军队服役90天以上的复员军人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每常年不超过500美元的学费和每月50美元的生活补助，最多可以连续申请四年。该法在1945年就使近100万复员大军涌入高等学校，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且也确实培养了大量的国家所急需的人才。今天美国老一代教授、科学家和工程中有许多人都曾受惠于这个法案。监于这一成功的经验，1952年美国又通过了《朝鲜战争复员军人法》，继而在1966年又 通过《复员军人再适应利益法》，这项法令规定对所有在部队服役180天以上的人给予教育资助。当时每年大约有25万军人获得联邦资助进入大学。（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3），而1940年美国在校大学生数是1，494，200人；1950年是2，296，592人。（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1）。中国扩招最多的一年是1999年，也只扩招了52万人。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力度不能算大。正是中国1999年的扩招，使现在很多30岁左右的精英们进入了大学。今天，说扩招失败，不如说扩招后我们的管理没有跟上、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更为科学合理。

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个可以算得上成就、成绩的事情是1977-1989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恢复高考后，使一批人才得以成长。这些深受压抑的学子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到今天这些人大部分成为社会的骨干和精英。这一群体从总体上讲是十分优秀的。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随后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认为这个文件是至今为止，中国发布的最为先进的教育类文件之一。其中的很多思想时至今天，仍有很多闪光的东西。遗憾的是1989年的“6.4风波”使这一改革彻底搁浅。但不管如何，它终归进行了一些探索，或许十年后，我们又会觉得这个文件还是不错的。

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对两个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突围办法。或许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会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