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得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重生。在蔡元培实际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12月—1923年1月）期间，五度辞职，五度重生。以退为进，苦炼修行，终成大果。可以说蔡元培的每一次辞职，都是一个斗争，一次人格的升华，一次境界的提升。

第一次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校内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他向全校一千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但为了抗议张勋复辟，7月3日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张勋复辟”的闹剧仅12天就结束了，蔡元培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定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其进行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1918年5月22日，为了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先生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第三次辞职——抗议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暴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被北洋政府抓捕。蔡元培四处奔走被捕学生终得释放。为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北洋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蔡元培辞职未成，于9月中旬回到学校。本次辞职历时4个月。

本次辞职写就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但其堂弟蔡元康认为这些文字不宜发表，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但这一文章成为研究蔡元培性格特质的重要文献。其中的三理由至今堪称经典：①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官方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②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③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

第四次辞职——抗议教育部

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作为校长蔡元培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抗议学生拒交讲义费

1922年下半年，是北京大学经济上十分困难的一个学期。整个8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起同政府进行交涉，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与此同时，北大也开始向学生收取讲义费，遭到学生的抗议。10月17、18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校长室请愿，意欲罢课。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收费暂缓实行，带头学生冯省三被开除。

第六次辞职——抗议逮捕罗文干

1922年11月罗文被北洋政府逮捕。罗文干曾在北大任教、当时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蔡元培了解罗文干的为人，为抗议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愤然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说“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濓、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劾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勾，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蔡元培这次辞职反响很大，舆论强烈，不仅教员和学生挽留，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挽留，但蔡元培仍不回校，让蒋梦麟代理校长。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吊诡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倒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丢了乌纱帽。

第七次辞职——无言的结局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他辞职三年半以后，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这次辞职，实质是一种无意义的辞职。因为在写出《关于不合作宣言》后，他已经铁了心不再回北大了。

离职——充电

值得关注的是，他因主张实行男女同校而受到曹锟、张作霖等人的协迫，为了安全，他于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14日，对欧美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考察。1922年3月20日发表了《教育独立议》。

 

应该说，每次的辞职，都是蔡元培内心的真实反应，这在其《不合作宣言》中作了综合阐述。但其中的二次时间最长，也最有意义。一次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三次辞职，一次是1920年的离职。

在第三次辞职后，他思考了大学的内部管理问题。1919年9月，返校伊始，他便提出了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议。主要考虑是大学不能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正常运转。为此，他提议在大学中设立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增设了总务、教务两个职能部门，但这些职位均由教授担任。从而使北大的教授治校更加完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他学堂时的学生蒋梦麟出任总务长，成为蔡最为倚重的助手。这是蔡元培比郭秉文高明的地方。同样是离校，郭离校后东南大学就跨了，而蔡离校，北京大学却能正常运转，不能不说这是蔡元培的功劳，也说明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

而1920年的离职考察，则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使他真正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设计中国教育主要是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这在其《教育独立议》中得到充分体现。①设立大学区，确保大学的独立。学习法国采取大学区制，同时学习美国的社区服务、地区抽税等办法，解决大学的经费问题。“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②学习德国、美国，实施教授治校，“大学的事物，都与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有委员会举出”。③“学”与“术”不一定分设。“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这是对其早期“学”、“术”分立的一种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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