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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均衡发展需要系统方案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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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部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治理城乡教育失衡发展问题。我觉得是抓住了中国教育中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优质资源为那些人所掌握，接下来影响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来自那些群体。在当前，中国的优秀资源基本上为有钱人所掌握，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越来越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女获得这些优秀资源。这种教育上的“马太效应”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尊重。科尔曼报告早就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教育的不平等最终会影响社会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但治理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则需要全面、全员、系统地整治，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当下我们的政府及教育部、教育厅的领导主要的做法是：鼓励教师的流动，促进各类资源的整合。具体的举措包括：让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流动到质量稍差的学生去支教；成立教育的集团公司，以优秀学校的办学模式带动稍差学校的进步。这些方法在短期内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如四川成都、安徽铜岭在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较好进展。但我认为，只进行这一方面的改革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还应该在学校生源构成、高等教育方面方面进行一些针对性改革。
关于生源构成，美国治理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给我们一启发。1964年始，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带着一班人，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个学校60万个学童的数据，在对这些调研材料进行三个月分析的基础上，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这就是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得出了一个与人们的常识有点相反的结论：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成绩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反思，我们以后在治理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时，不仅要进行教师交流，更要注重学生之间的交流。应该在实践层面上制定相应的举措。
高考制度改革更是解决教育均衡发展最为关键的改革。我们必须看到，大家在小学、中学争上优质的学校，最终目的是为了上好的大学。而中国的地大面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决定了不可能使各地区、各阶层的子女都能上好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表明“在农业户口的居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仅占0.7%”。 杨东平主持的一项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在2005年曾发布报告称，近年来，重点大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源，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的农村学生比例从1998年的30.9%下降到了2002年的22.3%。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2009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高等教育中各阶层学生的分布情况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影响今后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影响各阶层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如果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精英只来自某一个两阶层，这个社会就不能和谐。因为，不同阶层的文化认同感不同，彼此之间就不能很好地尊重。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来源多源化，才是社会和谐发展之根本。我们必须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各个有自主招生权的名校也应该反思，如何为名校生源的多元化、国际化而努力。美国小布什在德州的改革又给我们以提示。他当州长时，规定各中学的前5%的生源可以进入州立大学。想想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真为北大难过。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北大何时能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他才真正成为世界上受人尊重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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