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看ORI 在2018年的新闻简讯（Newsletter），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ORI在进行学术处理时，对不端行为人分别使用签署“自愿排除协议”（Voluntary Exclusion Agreement）和“自愿和解协议”（Voluntary Settlement Agreement）的形式，告知不端行为人即将采取的相关举措，同时也间接表达对不同不端行为的官方态度。

那么，两个协议有什么区别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翻阅了最近两期的案例简述（Case Summaries）。

2018秋季卷提到5个案例，分别涉及数据造假、篡改、专利申请中的不端行为、博士论文和个人简介中的造假行为等。其中，三例签署了自愿和解协议，一例签署了自愿排除协议，一例被处以行政禁止令（Administrative actions of Debarment），禁止担任有关咨询专家。

 以下为列表整理显示（表1）：

    那么，两者有何不同呢？经过学习比对，我们发现，两种处理方法有着不同的应用场景。通过列举和对比，推测以下为考虑的十大因素：

个体方面：0.身份信息；1.不端者的态度；客观方面：2.调查阶段；3.复议情况；4.听证情况；5.行政决定；违规性质：6.是否FFP；7.违规行为数量;处罚措施：8.措施；9.年限

也就是说，签署哪一种协议要考虑以上多重因素，兼顾情节、主观态度等。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自愿和解协议中载明的处理措施一般都比较轻，甚至可以说双方对相关举措言谈甚欢、不端行为人愉快接受。自愿排除协议一般都比较重，处理方强势作出，不端行为人被动接受。在被调查对象不认可调查结论的情况下，经过听证环节，提交行政法官裁决（内容由ORI提供），这时候的处理措施在裁决后自动生效。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分析影响签署协议的指标因素：

一是不端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在最终签署何种协议时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主动承认错误、与调查方和处理方主动合作、主动担责，对于签署自愿和解协议非常有帮助。

二是所处的调查阶段在最终签署何种协议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问询阶段（非正式调查阶段）结案的调查，一般签署和解协议，进入正式调查后结案的一般签署排除协议，死不承认的经听证和行政裁决，不签署任何协议。

三是不端行为数量对于最终签署协议具有重要指标价值。数量较少的（情节轻的），即便涉及的是FFP，也可签署和解协议。数量大的（情节重的），只能签排除协议。

四是身份（级别）不作为不端行为处理的参考指标。在上述5个案例中，教授犯错也可以签和解协议，学生犯错也可以签排除协议。起作用的是不端行为本身和情节。

五是协议中有处理举措有标准化内容。限于表格和翻译（有兴趣可查阅原文），一般处理均为：由任何雇主单位对不端行为人一定期限内的科研活动（数据、过程、方法和产出）进行主动监管；由资助方对不端行为人承担科研项目进行额外审查；不得担任官方或与官方有关的咨询专家等。

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我们继续对2018春季卷中的案例进行验证。列表显示（表2）：

Case 4里提到一个情节，不端行为人2017年主动（先于调查）承认相关错误，因此签署了一份自愿和解协议，接受为期3年的监管，原文如下：

Dr. B*** has entered into a Voluntary Settlement Agreement with ORI, in which she voluntarily agreed……

由于此次发现的不端行为是原协议执行期间新发现的，在处理时，ORI并未增加监管年限，而是执行原有的监管年限，但是用自愿排除协议取代了原来的和解协议。

看来，自愿排除协议的确比自愿和解协议严厉，也能表达出监管者的态度和手段。

因此，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再增加一条分析：

六是处理年限也是一项重要参考项。3年是一个坎儿，3年以下一般签署和解协议，3-5年签排除协议，5年以上一般为行政禁止令。在部分案例中，即使签署了和解协议，如果又发现不端行为，该协议也会转换为排除协议、直至其他加重处罚。

（以上数据如非特别说明，均来自ORI网站及其News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