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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族群的进化(之六)

已有 585 次阅读 2019-4-18 13:33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中华族群的进化(之六)

——二里头、商周时期

 

二里头、商周时期(BC2000-BC221

 

龙山时期延续千年到新石器末期,中华族群的演化又一次发生质变,龙山时期的城址聚落演化到二里头时期进一步联合成更大的聚落群—“国上之国”的聚落结构【《何以中国》】,同时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专业分工、族群从自然开发出的资源分为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中华族群迈进了文明的门槛。其后的商周时期都是该种类型的聚落结构,该聚落结构在中华文明演化历史上延续近2000年之久。我们下面从该时期“人为状态”的聚落结构形式、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公共资源的聚集方式和生产组织单位的形式等视角看二里头时期及商周时期的族群结构特点。

 

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

 

考古和历史资料显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期进入二里头(或夏)商周时期,中华族群施工的劳动工具、劳动组织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工具仍是木、石、骨、蚌等材料做成的农业生产工具-木耒、石镰、石刀、蚌镰、石斧及石铲等,可能在商人的农业生产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农业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主要农作物有黍、稷、稻、麦等【《商文明》】。张光直说,商周青铜大量出现,但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考古发现的青铜劳动工具和石器劳动工具微不足道。劳动工具的再次飞跃要等到春秋中叶【李学勤.先秦考古】,到那时铁器劳动工具的出现才结束了几千年的石器劳动工具,并推进中华族群的聚落结构再次发生质的变化。

 

三级聚落结构的形成

——氏族-侯国-国家联盟

 

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和商周文明时期,劳动工具没有变化、劳动组织形式-氏族没有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聚落结构——龙山时期的酋邦小国进一步联合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联合体,标志着中华文明迈入文明时期。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

(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state)。它是有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state complex)。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

(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

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黄川田修】

 

从中华族群演化至今的历史,回头看夏商周三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与周边蛮族和自然洪水等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中华族群演化选择了三级稳定的聚落结构形式—第一级,“国家联盟”聚落结构。第二级,侯国聚落结构,第三级,村落氏族组织。这三级聚落结构分工合作,村落氏族从自然中开发资源,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给氏族自己进行社会再生产,一部分纳贡给侯国和王室,侯国和王室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建构出了“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确保了族群在其中生产、繁育,生生不息的演化发展。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二里头、商周聚落结构,并以盘龙城和商王国为例分析三级聚落结构的特点。

 

二里头时期的聚落疆域

 

日本学者从青铜和陶礼器代表的“礼乐文化”推论出了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

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材料难以弄清楚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统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

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该与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的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了超过300万平方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30万平方米之间。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古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何以中国》.许宏】

 

商王朝聚落结构形式

 

商王朝聚落结构形式有甲骨文字和墓葬群结构两种推断结果如下:

 

(一)甲骨文字推断的商王国的政治疆域及政治结构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毫,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锦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岛邦男教授曾在甲骨文的研究中找到了“候”、“伯”等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的名称,并推测出他们的所在地。根据岛邦男教授的研究,名为伯、候的区域首领的所在地位于今河北省北部和中部、山东省西南部、陕西省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并推测这些区域相当于畿外,当地各自成立的区域首领从属于商王朝。那么这些区域首领应当有义务向商王交付贡纳【《商文明》.张光直】。最后的两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同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的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每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中国史纲》.张荫麟】。

 

(二)商殷墓结构揭示的商王国聚落结构形式

 

殷墟内的群体墓地也是显示各区域邑制国家的邑制单位的物证之一。例如殷墟内处于最底层的墓群内处于最低阶层的墓群是西区墓地。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墓葬在分布上趋于集中,同时因其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以及被葬这头部的方向不同又可以分为几个族群。可以想见各个组群分别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本的不同氏族。并且可以认为在聚集了多个氏族单位的西区墓地内,其墓区应当也是由拥有一定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宗教所构成。商晚期的青铜彝器之上可见到被称之为族群几号的铭文,这是由共同的祖先祭祀的氏族的徽记即族徽。

上述宗族单位的墓地在殷墟之内形成,如前所述,其位置分布是以西北岗的王陵区域为顶点,位居其下的是如后岗墓地那样,阶层属于第二等级的宗族墓地。宗族单位的墓地地位显然是依据以商王为顶点的金子塔式阶层构造而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距离王陵区较远的墓区,其所属宗教在家系上与王族处于较远的关系,同时在阶层上也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些氏族或宗族和可能是在商王朝的领域内掌管着城邑,他们的纳贡从各处城邑聚集到王都或商王手中。商超的国都殷墟就是这样一座祭祀都市,在这里,聚居着支撑王权的宗族或氏族,不断举行祖先祭祀,并宣誓保持群体的统一。【《从神话到历史》P367-368

 

周代社会结构

 

中华族群演化到周朝后,已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我们看看历史记载的中华族群的聚落结构——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说:“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及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者转卖所耕的土地。这样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名义上这整个的帝国是“王土”,整个帝国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镐京和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计中,是约莫一千里左右见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个以上(确数不可考)的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内,诸侯在国内,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给许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世袭主人,人民对他纳租税,服力役和兵役,听凭他生杀予夺,不过他每年对诸侯或王室有纳贡的义务。”【《中国史纲》P19-20

 

以盘龙城为例分析第二级聚落—侯国

 

城邑指的是以单一血缘组织—族—为基本单位的地区性居民群,是商代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统治机构;而商王国,简单地说,就是商王直接控制的诸多城邑所组成的统治网络。至于“直接控制”,我们的意思是指,商王授邑主义封号,并赐之土地,该邑主相应地要臣服于商王,为商王提供各种服役和谷物以作报答。这样的统治网络相当庞大——据董作宾统计,约有近1000个此类邑名——该统治网络等级森严,并且网络的周边范围也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商文明》P227

侯国—邑-以盘龙城为例:“商王都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复杂的,但它实际上仍是商代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邑—的一种复杂的结构形式。...商时成城镇为“邑”。“邑”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方形环圈、下为跪人形。这些因素表明,商代城镇至少有两个必需的要素,即划定其边界的环形墙圈和居住其中的居民。在殷墟卜辞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关“作邑”的占卜。“作邑”,即营造城邑,是一个考虑周密的有计划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渐进的或自发的行为。在特定情况下,比如,为在边疆筑邑以垦田,商王将派人在垦田区建造一座城邑,并徙民以实之。《诗经》中有许多诗篇都形象地描绘了周代人民的建城活动,这些记载能够给我们一些关于商人建城的启示。

盘龙城就是一座典型的商代小邑。1963年发现于湖北省黄陂县,该城四周筑有夯土城圈,南北290米,东西260米,城内发现一座面阔四间、四周带廊庑的大型宫殿建筑。在廊庑外的四周发现43个大柱洞,原先应是用于固定支撑屋檐的木柱。根据规模判断,该建筑应是此城的最高统治者所居处。在城内外发现许多商代墓葬,其中有一座规模较大,使用雕木棺椁,并有三个殉葬人。

那么,居住在这些新城邑中的到底是何许人呢?这主要决定于该城邑的规模和等级。在《说文》“邑”字条下注解的很清楚,“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甲骨卜辞记载,商王室的许多官员,尤其是部分王子和王室配偶,他们在王畿之外都拥有自己的城邑,他们的部分财产可能来源于此。从《左转》的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周初,周王将他的亲属或大臣封地到外地区建立他自己的城邑的时候,周王所赐的物事至少有下列诸项:1、他原来氏族的姓;2、土地;3、以宗族为单位的人民;4、新的氏名以标志他的新政治单位;5、适合于他的新政治地位与他的新的城邑的政治地位的仪式性的徽章和道具。该邑主相应地要臣服于商王,为商王提供各种服役和谷物以作报答。【《商文明》张光直】

盘龙城所在的当时的自然环境可以从《禹贡》中描述的长江流域看:“荆山到衡山南面的广阔地域是荆州。长江、汉水在此齐流奔腾入海,至九江地区流势很盛,长江的支流沱江、汉水的支流潜江都已疏浚畅通,云梦泽水域也已获得治理可以耕作。这一州的土壤也是潮湿的泥地,田地列第八等,赋税则为第三等。这一州的贡物有鸟羽、象牙、兽皮,和黄铜、青铜、红铜,杶木、柘木、桧木、柏木,精粗两种磨刀石...  

关于上述《禹贡》所说的自然资源——铜,可以从考古发掘得到印证,《从神话到历史》说“盘龙城位于畿外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其邻近处有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遗址等铜矿及铅矿。盘龙城即是该区域出产的原材料的集散地。正可谓商王朝的一个前线基地。盘龙城遗址中有铸造作坊,但其作坊并无制造青铜彝器的痕迹,可以想见,这里很可能是制造铜、铅或锡的铸块的地方,商朝人迁移至此地,以其为基点,获得青铜资源等原材料并运往王都。其地位应当相当于商王朝的直辖地。...在据点式统治的据点即城郭中还发现了随葬有青铜彝器的贵族墓葬。墓葬主很可能是由王朝中心派遣的殷人贵族,而礼制的枢要青铜彝器则来自商王的再分配。”【《从神话到历史》】

 

以商王国为例分析第一级聚落

——商王利用公共资源构建“人为状态”聚落环境

 

夏商周时期,商王使用《禹贡》中描述的从各地纳贡而来的公共资源时必须理性规划资源的用途,确保整个“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维持。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战争,确保聚落环境不受土方、人方、羌方等外敌入侵。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祭祀,确保族群内的秩序。把一定的资源用于治水修路等等,确保商王朝“人为状态”聚落的安全有序,确保中华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的安全。

战争,为了维持商王朝“人为状态”聚落的安全,商王要把一大部分公共资源用于战争。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地。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之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之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中国史纲》.张荫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关于关于军事活动的占卜,例如1、征伐人方国——在癸亥日,黄占卜道:‘王在十天之内无灾祸。在九月间王可以征伐人方国【南方江淮人民】。’占卜的地方是在雇地。例如2、稻榖有好收成——贞卜问:“稻榖有了好收成,是否就可以令前和子韦讨伐呢?”....子占卜说:“可以命令前和子韦出征讨伐。”

   祭祀,为了约束人类兽性生存竞争的一面,确保聚落内不同等级的氏族各就其位各尽其责,族群秩序稳定,商王要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祭祀。比如《尚书》的《盘庚》中,商王盘庚用到祭祀方式劝说其官员和他同心同德一起迁都躲避洪水,盘庚说“迟任说过:‘人要寻求旧的,器物不要寻求旧的,要新。’过去我们的先王同你们的祖辈父辈共同勤劳,共享安乐,我怎么敢对你们施行不恰当的刑罚呢?世世代代都会说到你们的功劳,我不会掩盖你们的好处。现在我要祭祀我们的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将跟着享受祭祀。赐福降灾,我也不敢动用不恰当的赏赐或惩罚。”【《盘庚》.《尚书》】。

治水修路,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治水修路,确保聚落内生活的族群不受荒蛮自然洪水的肆虐,大禹治水,保证族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比如《禹贡》长江流域:荆山到衡山南面的广阔地域是荆州。长江、汉水在此齐流奔腾入海,至九江地区流势很盛,长江的支流沱江、汉水的支流潜江都已疏浚畅通,云梦泽水域也已获得治理可以耕作...,这其中就是大禹治水的记载。同样的在《盘庚》中,商王迁都躲避洪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治水的一种方式。

 

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专业分工

 

到二里头时期,考古发掘已明确的揭示出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专业分工。《最早的中国》中考古显示二里头时期的从事与军事战争和宗教祭祀的相关手工业者,如青铜礼器和武器的生产者、玉器和陶器等这些用于战争和祭祀的器具的生产都集中在王都区域,其他次级聚落区域基本未见。金字塔型的墓葬群结构显示,代表军事和祭祀权利的青铜器与某个氏族的墓葬所垄断。二里头都邑—手工业作坊,据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和总体结构显示,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中心区有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居住区组成。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独一的官营手工业区。宫殿区居中,祭祀区在其北,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在其南,三个最重要的功能区南北一线排开,显现出了宏大的规模和庄重的气势。【《最早的中国》】。这些都显示出在二里头时期,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始专业分工,公共组织居住在王都区,从事着与军事、祭祀等公共产品的相关工作。

《商文明》中殷墟王陵区金字塔的墓葬结构群显示,商王族垄断了军事和祭祀等这些公共产品的专业生产的权利。张光直说具有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基本集中在王都区。青铜器生产者——王都区有两座较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作坊都发现于安阳殷墟,一座在小屯存中部,另一座位于苗圃北地/薛家庄。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发掘了一座大型房子,面积约328X4米,下有夯土台基,四周夯筑黄土围墙。在房基内出土有泥范和坩埚残片。由于平地建筑和夯土建筑常常于低位较高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人推测青铜器制作者,或者至少他们中地位较高者,享有代表上层阶级的这一夯土建筑。玉器生产者——在殷墟王都区的小屯存发现了被认为是制玉、石作坊的房基遗存,它不仅使用了夯筑土墙和以熟石灰抹墙等筑造技术,而且在其夯土墙的内壁上还发现了黑红双色壁画。在房基里有一窑坑,内出一具被肢解的骨架和一件带铭的青铜器盖,这可能是一次祭祀活动的遗物。这些遗存体现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可能表明负责这个作坊的家庭或家族,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首领拥有于其他行业的头领相似的社会地位【《商文明》】。

张光直在《商文明》中还说:“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向于专一化,有的从事生产各种手工业品,有的则从事某种特殊服务。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左转》中提到的商人族众各建立周邑的贵族的赠礼,这些族的名称常与职业相关:陶(陶器)、施(旗帜)、锜(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繁(马的羽状饰)、樊(防护围栏)。【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0页】。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常铸有许多图像符号,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们是氏族和家族的徽号【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毫无疑问,某些族徽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族名,其中许多族名还可能体现着他们的某种特殊职业。有人推测,这些行业中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集中在王都区,其他地方则相对少见。”这些手工业者都是在商王的管理下从事与公共产品的生产——战争、祭祀等相关的工作。

所以说,中华文明的演化过程,是公共产品与社会产品专业分工的过程,是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三级聚落结构演化的过程。这和吕思勉所说“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这也和《国富论》中斯密所说的专业化生产能极大提高产品的生产率是一致的(这里的产品是指公共产品——“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

 

《禹贡》——公共资源的集中

 

邵望平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内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本文采用《禹贡》描述的二里头、商周时期的公共资源聚集的特征:1、纳贡的标准清晰——《禹贡》将九州田、赋分作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禹贡》九州土地分等,大体根据当地农业发展水平高低,而不是根据地形、地质等。2、税收的种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粮食,二是当地出产的特殊矿产和动植物。3、资源纳贡的交通通道,每个州根据自己的地理地形特点,或河流水路,道路,或大海航运等等,纳贡交通路线清晰。后期我们介绍《明代的漕运》是也是类似沿着京杭大运河连同的黄河长江及淮河及其支流水系进行运输。4、纳贡资源的用途:公共资源主要用于各州的治水、开路、平外敌和治理内乱等确保各地各州聚落环境的安定有序。

我们还以前文提到的盘龙城所在的长江流域为例看看商周时期的纳贡情况。《禹贡》——长江流域:荆山到衡山南面的广阔地域是荆州。长江、汉水在此齐流奔腾入海,至九江地区流势很盛,长江的支流沱江、汉水的支流潜江都已疏浚畅通,云梦泽水域也已获得治理可以耕作。这一州的土壤也是潮湿的泥地,田地列第八等,赋税则为第三等。这一州的贡物有鸟羽、象牙、兽皮,和黄铜、青铜、红铜,杶木、柘木、桧木、柏木,精粗两种磨刀石...

 

劳动组织单位-氏族

 

劳动工具和劳动组织,中华族群在利用石器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试错选择了氏族这一适应石器的最优效率劳动组织单位。这一劳动组织形式,就像个小型的聚落,在荒蛮的自然中通过自然的力量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为氏族创造一个“人为状态”的聚落小环境【众神飞飏】,通过与荒蛮的自然斗争,开发了农田种植,通过与野兽斗争,与荒草斗争,确保了人为状态的农田得以维护生产出人类生存的资源。

 

劳动组织-氏族

 

在龙山时期,由于未有文字对于劳动组织-以血缘氏族为单位,还只是以墓葬聚落和居住聚落结构做的推测,到了商文明,文字的出现,对于石器时代的劳动组织形式,我们有了较为确切的认识。

张炳烺在《卜辞裒田及相关诸问题》说,《盘庚》中所说的“众人”是农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经常处于卑下的地位,和奴隶主贵族相对立。他们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中,受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当兵、纳贡、服徭役。当兵被俘要变成奴隶,不当兵不卖命要一家人(父母妻子)立刻变成奴隶。他们的生命财产都掌握在王和贵族手中,他们实质上是王和贵族的工具和财富。【张炳烺:《卜辞裒田及相关诸问题》117页】

商代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族,由于族内各成员组织不断地进行着分化,派生出许多不同的分支,因此说,无论族内各分支之间或是各族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区别,族社会等级分化的胚胎。在每个族内,有地位较高的贵族,有地位低下的成员;在众多的族之中地位也各不相同,有的族地位较高,有的则较低。“众人”可能就是每个族内地位较低的成员,尤其指的是商王国低级族内地位低下的成员。他们直接参与劳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的此类记载);如果不服从(盘庚)命令就会被斥责,甚至有被处死的危险;因此,他们的逃跑(“丧众”)是当时王室占卜问询的主要话题之一。【胡厚宜:《卜辞中所见殷代之农业》71-72页】

无论“众人”的身份地位与努力社会的努力形象是否一致,并且,即使他们也没有被戴上脚镣赶到田间劳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众人是商王国农业劳动的主要力量,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位低下的经济阶层。

张光直说,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向于专一化,有的从事生产各种手工业品,有的则从事某种特殊服务。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左转》中提到的商人族众各建立周邑的贵族的赠礼,这些族的名称常与职业相关:陶(陶器)、施(旗帜)、锜(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繁(马的羽状饰)、樊(防护围栏)。【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50页】。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常铸有许多图像符号,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们是氏族和家族的徽号【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毫无疑问,某些族徽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族名,其中许多族名还可能体现着他们的某种特殊职业。【《商文明》】

丁山认为,“族”字最初代表一个军事单位【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33】。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其规模可能平均为100个青壮年劳动者,这些成年人分别来自100个家庭【张炳烺:《卜辞裒田及相关诸问题》110-111页】.然而,军事活动仅是“族”的只能之一(另一职能则是开垦土地)【同上】,其组织明显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白虎通》(公元前79)将“族”定义为自曾孙的亲缘单位。虽然这种定义法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商代社会中族的情况,但是,用于定义汉代父系家族的相同原理,可能有助于对商代父系家族制的理解。丁山认为商代的“族”和“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族”是指一个类军事组织的群体,“氏”则是其象征和标志。

我们通过《诗经》《七月》描述的劳动场景,想象一下当时的劳动组织单位、聚落结构形式、劳动产品的分配、居住环境的差异、人身自由等等

《诗经》—《七月》—正月开始修锄犁,二月下地去耕种。带着妻儿一同去,把饭送到南边地,田官赶来吃酒食。/...姑娘提着深竹筐,一路沿着小道走。伸手采摘嫩桑叶,春来日子渐渐长。 人来人往采白蒿,姑娘心中好伤悲,要随贵人嫁他乡。.../七月伯劳声声叫, 八月开始把麻织。染丝有黑又有黄,我的红色更鲜亮,献给贵人做衣裳。 ...  打到小猪归自己, 猎到大猪献王公。/... 九月蟋蟀进门口,十月钻进我床下。堵塞鼠洞熏老鼠,封好北窗糊门缝。 叹我妻儿好可怜, 岁末将过新年到, 迁入这屋把身安。/...八月开始打红枣,十月下田收稻谷。酿成春酒美又香, 为了主人求长寿。/... 叹我农夫真辛苦,庄稼刚好收拾完,又为官家筑宫室。 白天要去割茅草, 夜里赶着搓绳索。赶紧上房修好屋, 开春还得种百谷。/...九月寒来始降霜, 十月清扫打谷场。两槽美酒敬宾客,宰杀羊羔大家尝。登上主人的庙堂,举杯共同敬主人。齐声高呼寿无疆。【百度.诗经.七月-古诗文网】

   当时的劳动组织单位是家庭?还是氏族?从带着妻儿的劳动过程有“田官”监管,从姑娘的人身自由有贵族公子决定而不是后来的家庭父母之命,从劳动优质的劳动产品归贵族,从住房的漏风、蟋蟀等等,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劳动单位不是后来的5-8口之家的小家庭,而是氏族,或氏族之中低等的家庭。

   当时的氏族组织,除了是个劳动组织的经济生产单位,还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团体,这个可从祭祀的场景看出,从居住环境的差异和食品等级的高低看出氏族不同等级的地位差异。

顾颉刚在《春秋》中说:“《七月》诗里所讲,还是农民的平居生活;到了有起事来,他们更是遭殃、筑城、打仗,那一件不是农民的事。《诗经.幽风》里还有一首《东山》诗,大约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首诗里叙述了一个战士打仗后回家的情形: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白鹳丘上轻叫唤,我妻屋里把气叹。洒扫房舍塞鼠洞,盼我早早回家转。团团葫芦剖两半,撂上柴堆没人管。旧物置闲我不见,算来到今已三年。”

 

“人工生态系统”的视角看夏商周国家的运行

 

“新考古学将自己从搜集古代碎片和梦想复原被尘土与丛林深深掩埋的古代废墟的荣光中解脱出来,转向对古人的整个聚落的揭示;从机械地收集古代的物质文化的碎屑,转向对整个古代人们共同体的重建,从而试图在考古学中抓住生态学中的群落和人类学中社会组织的对应体。”沃夫尔(Eric Wolf1964:68-69)【再思考古学.张光直】  

下面我们就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上述二里头和商周时期的三级聚落结构。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自然的物质和能量(含动植物和非生物)、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百度百科.生态系统】。从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看: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最本质的联系是通过营养来实现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构成了物种见的营养关系【百度百科.生态系统】。

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禹贡》描述了在石器的夏商周时期,中华族群从自然开发资源的深度和广度,资源有几大类:农业种植资源、采摘渔猎资源、矿产资源等。如荆州:有铜、菁茅等等,青州有盐等

生产者-第三级聚落组织氏族。夏商周时期的中华族群的“人工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上文所说的氏族,氏族组织利用劳动工具从从自然中开发系统所需的物质和能量。《七月》中的农业劳动氏族从自然中获取粮食、动物。《禹贡》和盘龙城考古显示的中荆州的氏族从自然中获取制造战争武器和祭祀礼器所需矿产资源-铜,采集祭祀所用的菁茅【《左转》】。青州的氏族劳动组织从资源开发族群生存所需的盐。

消费者和生产者,第二和第一级聚落组织侯国和商王国。夏商周时期中华族群“人工生态系统”的消费者是侯国和商王国。《禹贡》中介绍的九州的资源聚集到商王国后,商王就是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战争、祭祀和洪水治理以确保商王国的“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夏商周时期,《禹贡》中描述的从各地纳贡而来的资源,《甲骨文》中商王商王使用资源时必须理性规划资源的用途,确保整个聚落环境的维持,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战争,确保聚落环境不受土方、人方、羌方等外敌入侵。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祭祀与人类的兽性一面作斗争,确保治理着不同等级聚落的氏族在信仰的约束下,各就其位各尽其责,确保国内秩序的稳定有序(也含有着通过祭祀,同人类的自行其是兽性竞争一面做斗争【赫胥黎】)。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治水修路,确保聚落内生活的族群不受荒蛮自然洪水的肆虐,大禹治水,保证族群的生命财产安全;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看,上述商王的行为,可以看作商王耗费资源与自然的宇宙过程【赫胥黎】做斗争,以维持商王国这个生态系的平衡。所以在生态系统中,商王室既是生态系统的资源耗费者,又生产者。

分解者-如上文所述自然(含其自然中其他社会组织)【赫胥黎】是生态系统的分解者,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的宇宙过程总是试图分解族群生产出的任何人工产品【赫胥黎】,如自然洪水总是力图冲毁人造的道路桥梁、房屋和农田等;二是自然中的其他社会组织在和中华族群竞争自然有限资源的工程中,总是试图通过战争摧毁中华族群的组织;三是人类天性中兽性的自行其是的一面—生存竞争,总是试图和冲破宗教信仰构建的社会秩序【赫胥黎】;四是人类的生物机体总是面临着自然宇宙过程带来的饥饿、寒冷、疾病等【韦尔南】等。

总之,三级聚落组织专业分工合作既从自然中开发的物质和能量,又和自然宇宙过程【赫胥黎】做生存竞争,以维持中华族群“人工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所以“人工生态系统”可以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复合而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百度百科】。从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看中华族群的聚落环境,使我们能把中华族群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如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自然”,如宇宙的运转体系一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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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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