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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族群的进化(之一)

已有 369 次阅读 2019-4-16 09:55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中华族群的进化(之一)

 

有限的资源将所有的生命都逼上了生存竞争的战场,只有受到自然偏爱的物种能够存活下来,在自然选择的法则下开始物种起源。

——查理.达尔文

 

达尔文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应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基因学的诞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揭示了,物竞天择,竞的是“基因”【达尔文进化论-百度百科】

 

人类的进化表现为生物层面的进化和信仰层面的进化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发展也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法则【达尔文.哈耶克.赫胥黎】。只是人类的生存竞争演化,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是有区别的【哈耶克】,如赫胥黎所说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和生物进化极为不同的过程,它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的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赫胥黎.伦理学的试金石】。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人类的竞争演化表现在生物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演化【《乡土中国》.费孝通p159】。生物层面的竞争演化表现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效率上,进化的方向总是朝着最大化利用资源的方向【霍华德,1982:83《达尔文》】,如后文介绍的,中华族群随着劳动工具的演化,进化选择出与之适应的劳动组织形式或聚落组织形式【聚落.再思考古学.张光直】,确保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绩效最大化(资源的开发表现为自然资源的开发,本质是人力资源(含知识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张五常】),以便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取胜;人类社会层面(信仰伦理)层面的竞争演化表现在信仰对族群的统合秩序上,那些能通过信仰统合族群有序团结,同时又能发挥个体竞争本性的族群在生存竞争有很大的竞争优势【赫胥黎.《伦理进化论》】。如后文我们将介绍的,中华族群的祖先崇拜或君臣父子礼制就起到统合凝聚族群的作用(也是凝聚人力资源),自然崇拜或天命信仰就起到推动族群成员发挥动物竞争本性有效使用资源的作用(确保个体的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出来)【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本质上中华族群在生物层面上的竞争演化和社会信仰层面上的竞争演化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孔飞力在《叫魂》中,通过人的行为的“事件”而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联系起来,一面是人在生物层面对族群在生存竞争中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在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利。一面是人在社会信仰层面中地位和权利推动其在生物层面中努力为族群的生存做出贡献。在社会实践中,一面表现为功能性,一面表现为制度性【孔飞力.《叫魂》】。

 

本节先从生物层面理解中华族群生存竞争演化,那么中华族群在生物层面物竞天择的进化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竟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华族群究竟做对了什么而使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竞争延续至今,生生不息?

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赫胥黎说“在与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其它社会组织竞争中,那些内部成员真诚团结的群体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吕思勉说:“人类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中华政治五千年》】。就是说,人在生物层面的进化最大的特点是以合作成群的方式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演化,演化的过程也是组织方式的进化过程。人类和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的是专业分工合作成群的能力。从中华族群的演化历史看,适应不同的劳动工具或生产力发展水平,专业分工并选择出与之适应的人力资源组织形式是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专业分工首先表现在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生产的专业分工

 

人类专业分工合作成群,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专业,一类是为社会私人利益而组织的生产活动,一类是为公共利益而组织的生产活动【孔飞力《起源》】,公共利益的组织为族群生存生产一个安全有序的生存环境,社会私人利益的生产组织在上述安全环境中专业从事生产活动,并为公共利益提供一定的地租和徭役。我们把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生产组织-氏族,铁器时代—秦朝至清朝时期的生产组织-家庭,现代科技时代—现代国家的生产组织-公司视为第一类,这类生产组织形式是随着生产劳动工具的演化,人类在利用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试错选择出最能适合劳动工具的人力资源组织单位从自然中开发资源(本质上也是开发人类自身人力资源)。石器时代,考古显示,为了适应石器劳动工具,人类选择的劳动组织形式是氏族【张光直.丁山等】。到了春秋中叶,劳动工具有石器演化为铁器,生产组织相应的有氏族演化为家庭【秦晖.《传统十论》,吕思勉.《中华政治五千年》】。从十九世纪开始,现代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劳动工具由铁器转化为现代科技,生产组织相应的有家庭演化为公司【《江村经济》】。这类生产组织生产私人生存所需的衣服、粮食、住房及交通工具等产品,并向公共利益组织贡纳地租和徭役;我们把石器时代的聚落形式-“封建国家”和侯国,铁器时代的聚落形式-郡县集权帝国和县,现代科技时代的聚落形式-现代国家和县视为第二类生产组织。这类聚落结构选择是随着劳动工具和生产组织的演化,为了在和其他社会组织或自然竞争中生存,中华族群通过试错选择出与之适应的聚落组织生产公共产品。夏商周时期,为了在与周边其他社会组织竞争生存,中华族群进化选择出侯国聚落组织和国家联盟聚落组织形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器演化为铁器,生产力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氏族演化为家庭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废封建,置郡县”,由侯国演化为县,国家联盟演化为集权帝国【张荫麟.《中国史纲》】。到十九二十世纪,劳动工具有铁器演化为现代科技,人口又一次大量增加、并经济全球化,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在劳动组织形式由家庭演化为公司【《江村经济》】的同时,公共利益的聚落组织,由家庭式的县,演化为公司式的县。由家庭式的集权帝国演化为公司式的现代国家【科斯.张五常.孔飞力】。这类聚落组织为族群生存生产公共产品:生产战争为国家提供安全服务,生产祭祀(或礼法、政治等【韦尔南《古希腊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为国家提供内秩序服务,治理洪水等为国家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等,并向社会劳动组织(氏族、家庭和公司)征收地租或徭役【孔飞力.《叫魂》】。

 

人类是生活在与自然隔离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中

 

第二类族群聚落组织为公共利益组织生产国家安全服务、国内秩序服务及公共设施的过程,含义着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为族群生产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从而确保族群在与自然或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生存。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说:“一个文明的生长程序可以看作人类逐渐创造一个较大而且较复杂的环境,不但通过生态系统中较广范围中的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而在自然环境中如此,而且在社会与精神的境界中亦然。而且,虽然野蛮的猎人居住在一个在许多方面与野兽没有什么不同的环境(纵然这个环境已为语言的使用以及一大套的文化中其他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而文明人则住在一个差不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用来将他自己从纯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赫胥黎把上述人类从荒蛮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称为“人为状态”环境,他把“人为状态”的族群生存环境比作人为创建的园艺,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由人来维持,靠人而存在。他还说如果没有园丁的精心管理,没有园丁对处处存在的宇宙过程的反作用进行顽强阻挡和反抗,“人为状态”顷刻就会消失殆尽:围墙坍塌,园门朽坏,四足动物入侵,吞噬,践踏园中实用而美丽的植物...,【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类族群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被淘汰,就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张光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把中华族群文明产生的演化历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村落社会阶段。仰韶和青莲岗文化时期,村落是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个体以氏族为单位结合成村落聚落结构,如姜寨村遗址显示的聚落结构;第二阶段,村落联盟阶段-邦国(或城堡)阶段。龙山文化时期,村落群体结合更大的村落联盟-城址遗址聚落结构,如陶寺古国,阳城岗等显示的聚落形式。第三阶段,国家阶段,二里头和商周文明时期,龙山时期的城址遗址聚落结构进一步联合成为“国家联盟”【黄川田修】的聚落形式。这个演化过程是个体结合成群体,并且规模不断的扩大直至国家或文明产生的过程,就是中华族群在荒蛮自然中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创建的“人为状态”环境,并不断演化为更大聚落的过程。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远古中国展示厅中,从某种程度上理解展示的逻辑就是中华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生存环境的演化历程。旧石器时代的中华祖先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的环境是自然山洞,如北京人居住的山洞,就是人类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竞争而占据的居住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洞也是“人为状态”的环境。仰韶时期,中华祖先走出山洞,在荒蛮的自然环境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环境是具有壕沟环绕的村落,如展厅模型展示的中国第一村-姜寨村遗址模型。龙山时期,随着劳动工具的精细化,生产力提高,人口大量增加【张光直】,中华祖先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将仰韶时期的村落进一步联合,构建了具有城堡和村落的二级聚落结构的“人为状态”的环境,如展厅中展示的良渚城遗址和陶寺古国的考古遗存。到了二里头时期和商周时期中华族群在荒蛮的自然中构建起更大规模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具有二级聚落结构,如展厅展示的二里头王都遗址、商周王都遗址等,都是中华族群在自然中生存竞争中逐步构建起“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演化的考古遗存。

中华族群创造的“人为状态”的环境从产生到演化至今,从聚落的“稳定态”【《再思考古学》.张光直】角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个等级的“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我们把中华族群构建的聚落结构—国家,如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秦朝至清朝的郡县集权帝国,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视为第一级“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中华族群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文化信仰基因的作用下,始终围绕中华大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这片土地上构建中华族群的“人为状态”生存环境;而把中华族群构建的聚落结构,如夏商周时期的侯国,秦朝至清朝的县,以及现代国家的县视为第二级“人为状态”的聚落,这里聚落组织多分布在溪流的附近【许宏.《何以中国》】,并且其地理位置和区域自产生至今基本未变。从中华族群聚落结构的演化历史显示,该级聚落结构从夏商周时期的“候国”,到秦-清郡县集权帝国时期的县,再到现代中国的县,县的地理区域界限从产生至今基本未改变过,并且在信仰体系上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城隍【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具有时空不变的稳定性。后文我们会详细论证这个有趣的现象;后文分析我们将会指出,“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组织和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聚落环境是组织利用资源在与自然宇宙的反作用力平衡的过程中构建的“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

 

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的演化过程

 

中华文明形成的演化过程,是二级“人为状态”聚落环境演化形成的过程,是公共产品和社会产品生产专业分工的过程,是三级组织结构形成的过程。人们常常把生产专业分工为公共产品生产和社会产品生产的事实,当作理所当然的既存事实而忽视了其背后意义。人们常常忘记了自己不是直接生存在荒蛮的自然中,而是生存在由公共组织生产的“人为状态”环境中。人不是以个体的形式与自然或其他社会组织竞争,而是以整个族群结构的形式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张光直】。从社会的角度把整个族群分为国家和社会,从经济生产的角度把族群结构分为公共产品生产和社会产品生产,这不是中华族群一开始就存在的事实,而是中华族群为了和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手段。

    仰韶时期的氏族村落,从姜寨村落遗址的发掘考古还看不出公共产品与社会产品生产专业分工的迹象,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共同生产,所以仰韶村落时期也叫氏族公社时期【郭沫若】。到龙山时期的村落联盟时期,考古遗存已经揭示了像战争和祭祀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开始有某个氏族专业化生产的迹象,如陶寺古国的金字塔式的墓葬显示,代表军事权威和祭祀权的玉器、卜骨和陶器等被某些氏族所垄断,张光直说不同的专业分工可能与不同的血缘氏族相联系【张光直】,并且其居住空间上都在具有城址的聚落核心区域,表明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社会产品的生产开始专业分工。到二里头时期,考古发掘已明确的揭示出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社会产品的生产的专业分工。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中,考古显示二里头时期的从事与军事战争和宗教祭祀的相关手工业者,如青铜礼器和武器的生产者、玉器和陶器等这些用于战争和祭祀的器具的生产都集中在王都区域,其他次级聚落区域基本未见。金字塔型的墓葬群结构显示,代表军事和祭祀权利的青铜器与某个氏族的墓葬所垄断。在《商文明》中张光直说具有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基本集中在王都区,殷墟王陵区金字塔的墓葬结构群显示,商王族垄断了军事和祭祀等这些公共产品的专业生产的权利。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演化产生的过程,是伴随着公共产品与社会产品专业分工的过程,是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三级组织结构演化形成的过程。所以吕思勉所说“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斯密《国富论》中说的专业化生产能极大提高产品的生产率。社会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专业分工,极大的提到了公共产品——“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生产能力,是中华族群在自然竞争中生存的关键。

中华族群三级组织结构的关系是这样的,以秦朝-清朝的家庭--帝国为例,其中第三级组织-家庭(村落)被包含在第二级聚落县中,第二级聚落组织县为第三级组织提供治安救灾等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第二级聚落县组织被包含在第一级聚落集权帝国中,第一级聚落为第二级聚落提供不受外敌入侵的安全服务、提供祭祀礼仪确保国内秩序的服务及治理黄河确保不受洪水肆虐的服务等。所以从专业分工的角度看,第一和第二级聚落组织负责公共产品的专业生产,就是为族群的生产生活提一个“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第三级组织负责社会产品的生产,就是养育后代,繁衍生息,并向第一和第二级聚落纳贡地租和徭役。三级组织分工协作为中华族群从荒蛮的自然中创建出了一个“人为状态”的生态环境,中华族群就是在这个人工生态环境生生不息,演化至今。

把中华族群的人类个体从公共产品和社会产品专业分工的角度分为三级组织,是一种看世界的模型。有了这种模型,我们再看人类社会的活动时,就不会觉得是混乱的,人不再是做布朗运动的水分子。如有了上述组织模型我们再回首看中华族群夏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生活在BC2000-BC221这个时空的任何中华祖先的个体都可以在氏族-侯国-国家联盟这三个等级组织中找到他自己的组织,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组织的人。并且我们知道他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要么是生产社会产品,要么是生产公共产品。所以三级组织的分类是一种看人类世界的模型。

把中华族群构建的聚落组织划分为三个等级是需要的,本文从达尔文进化论、生态系统、宗教信仰、经济规律、物理定律以及几何学模型分析中华族群的资源生产、分配和使用规律时,都是以这三级聚落组织为基础的。本文研究重心在于从上述不同模型“将各种各样的聚落安置在一个逻辑的秩序里”【《再思考古学》p90.张光直】。

 

“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维护需要集中公共资源

 

“人为状态”聚落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由人来维持,靠人而存在【赫胥黎】,含义着“人为状态”环境的维持需要耗费资源,需要资源持续的供给。而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专业分工,必然面临着孔飞力所说的资源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分配平衡问题【孔飞力】。中华族群演化至今,进化选择了三种类型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资源分配平衡方式,或者说三种类型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资源交易方式【《明清海上帝国》】,即纳贡、律令征收和市场合约【《经济社会的起源》】。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中华族群在适应石器劳动工具和氏族劳动组织的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实践中试错选择了“纳贡”【《明清海上帝国》】这种人力资源资源组织工具(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作用方式)在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分配资源,如《禹贡》和《商文明》【张光直】中描述的资源顺黄河、长江及淮河等河流从氏族-候国-王室的集中和分配方式。“纳贡”,这一组织资源的方式背后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神权信仰体系做支撑;铁器时代-秦朝至清朝时期,中华族群在以铁器为劳动工具和家庭劳动单位的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实践中试错选择了“律令征收”这种人力资源组织工具为公共利益集中资源【张荫麟.《中国史纲》】,如黄仁宇《明代的漕运》中描述的资源顺京杭大运河及其沿线河流从家庭--朝廷的集中和分配方式。“律令征收”,这一组织资源的方式背后是天命思想和君臣父子的礼制信仰体系做支撑;现代科技时代-现代中国,中华族群在现代科技为劳动工具和公司劳动组织单位的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实践中试错选择了市场合约这种人力资源组织工具为公共利益集中资源【科斯.五常】,如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描述的资源以合约分成的形式通过金融系统在公司--中央的集中和分配方式。市场合约,这一组织资源的方式背后是现代天命思想和君臣上下的伦理体系做支撑【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关于资源在三级聚落之间的分配,后文我们从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三级聚落组织之间的稳定的物质关系(就是马克思说的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经济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时会指出其符合极值原理,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符合物理能量守恒定律,从几何学的角度分析符合几何对称。

 

公共资源需要合理的规划使用才能确保“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安全

 

“人为状态”的聚落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靠人来维持,含义着资源必须理性规划合理使用,确保“人为状态”的环境在荒蛮的自然中持续的存在。中华族群演化至今,选择了三种类型的公共资源生产组织工具,即农役、命令和市场【《经济社会的起源》.《商文明》】。夏商周时期,《禹贡》中描述的从各地纳贡而来的资源,《甲骨文》中商王使用资源时必须理性规划资源的用途,确保整个“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维持,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战争,确保聚落环境不受土方、人方、羌方等外敌入侵。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祭祀来约束人类兽性的生存竞争的一面,确保治理着不同等级聚落的氏族在信仰的约束下,各就其位各尽其责,族群秩序的稳定有序【赫胥黎】。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治水修路,确保聚落内生活的族群不受荒蛮自然洪水的肆虐,大禹治水,保证族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秦朝-清朝时期,大明王朝为了郡县集权帝国“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持续存在,《明代的漕运》中描述的从各地征收而来的资源,明皇帝必须合理规划资源的用途,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确保聚落不被外敌入侵。把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国家君臣父子礼制的阶层维护【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确保国内秩序稳定。把一定比例的资源治理黄河,确保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被洪水的肆虐【《万历十五年》】等等。现代中国时期,中央为了确保整个中国这个聚落环境的安全,如《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描述的从各县集中的资源,北京必须合理规划资源的用途,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国防军队建设,确保国防安全。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政治秩序的维护,如控制法轮功之类邪教,确保国内秩序的安定。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长江黄河的治理、高度铁路公路的建设,确保聚落内自然环境的安全便利等等。第二级“人为状态”的聚落—侯国或县,利用聚集而来的资源,主要用于叛狱、救灾等【顾炎武】,确保本县域聚落环境的安定,其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王氏之死.史景迁》】。关于聚落内资源的分配使用,后文我们将从经济模型视角看可知符合选择定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从信仰模型看资源分配的动力是自然崇拜或天命思想,从物理学的模型看符合能量守恒,从几何学的模型看符合希尔伯特空间。

 

劳动单位演化的三个阶段——氏族、家庭和公司

 

中华族群演化至今,从负责自然开发资源的第三级聚落组织经历了三个阶段—氏族、家庭和公司。第一个阶段是石器时代,就是人以石器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开发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以奴役为组织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组织劳动资源-组织成氏族【丁山.张光直等】,实际上,人不是以个体形式作用于自然,而是以氏族为劳动单位利用石器劳动工具从自然开发资源【《商文明》.张光直】。第二个阶段是铁器时代,就是人以铁器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开发人类所需的资源,以命令为组织工具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组织劳动资源——组织成家庭【《传统十论》.秦晖】,以家庭为劳动单位利用铁器劳动工具从自然开发资源。第三阶段是现代科技时代,就是以现代科技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开发人类所需要的资源,以市场为组织工具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组织劳动力资源——组织成公司【《江村经济》.费孝通】,以公司为劳动单位利用现代科技工具从自然开发资源。三种劳动工具和三类人力资源组织形式代表了中华族群历史上的三个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劳动工具、组织工具、聚落组织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人的选择和努力可以改变的,直接反映了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标志着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它不仅是衡量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客观尺度,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指示器【生产力.百度MBA智库百科】。生产力之所以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更重要地还在于它是一种不能由人们自由选择的既得力量。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力不专属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阶段,而是整个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因此,任何世代的人一生下来就遇到现存的生产力。【生产力——百度】。本文把中华族群的演化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依据就是根据劳动工具和组织工具的所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其适应的劳动组织和聚落组织类型。

氏族-家庭-公司为单位劳动组织单位,从事从自然中开发资源,后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是会指出上述组织单位进化的方向是劳动效率最大的方向;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用牛顿的运动定律描述,从空间性质的描述可以从爱因斯坦的平坦时空和弯曲时空的模型刻画,从几何学的模型刻画,其劳动组织的生产函数曲线可以看作时空的测地线方程。

 

人类的经济活动分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

 

上文分析中含义着中华族群的经济活动分为自然资源开发、资源分配和资源使用,这种分类是一种看人类经济活动的模型。资源开发——氏族/家庭/公司从自然中开发资源。资源分配——资源在氏族/侯国/国家联盟或家庭//集权帝国或公司//中央之间分配。资源使用——国家或县使用资源构建“人为状态”的生存环境。上述这个资源三种功能的区分,是一种模型,有了这种模型,我们再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时,就会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有了一个清晰的归类,不再是一团乱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资源功能分类的模型基础,后文,我们再对社会结构或运行法则研究时,就是有了清晰的研究分类和对象。我们将会看到社会的结构或运行法则,就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稳定不变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就体现在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研究我们也将分别采用不同的经济、物理和数学模型。

 

自然既是人类社会物质能量来源又是“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破坏力量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环境与“人为状态”生态环境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自然环境是中华族群构建和维持“人为状态”聚落环境的时空载体,是人为聚落存续的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同时自然环境又是“人为状态”的敌对力量,自然宇宙过程总是倾向于拿回人类从自然中制造的人工制品,破坏人为构建的园艺状态—“人为状态”的聚落环境【赫胥黎】。

从聚落结构的形成及资源的分配的视角描述的中华族群与自然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演化,就是中华族群在生物层面的演化过程。中华族群的生物层面的演化形成的三级聚落组织和资源分配方式,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一种客观实体,是时空固有的性质,它可以在生物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费孝通.乡土中国】,如上述中华族群在进化过程中选择的劳动工具、人类资源组织工具及相应的聚落组织等在一定阶段都是不以人的生物个体的新陈代谢而改变的客观存在。比如在夏商周(BC2000-BC221)这段时空中,任何人进入这段时空,他可选择的劳动工具只有石器劳动工具,他必须与其血缘亲属结合成氏族的劳动组织形式从自然中谋取生存资源,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有适应接受;若他生存在秦朝-清朝(BC221-AD1911)这段时空,他可选择的劳动工具只有铁器劳动工具,他必须与其父母或子女结合成家庭劳动组织形式从自然中谋取生存资源,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有适应接受。这三级组织及其之间资源的分配规律从考古学的视角说是具有“稳定态”的“时间的形状”【《再思考古学》.张光直】,从社会学的视角说是“个体在主动跨越时空的过程中一再重复的行为模式”【《社会学》.吉登斯】。从经济学的视角说,三个阶段的三级聚落的“进化是‘盲目地’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径”【霍华德,1982:83《达尔文》】。三级组织之间的资源分配和使用分别符合极值原理和选择定律【奈特】,整体上符合帕累托均衡。

 

中华族群在与自然和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中,演化形成了三级组织结构,其中第三级组织负责从自然中开发资源,向第一和第二级聚落输送资源,第一和第二级聚落为整个族群的生存提供安全有序的生存环境。含义着,中华族群在自然中构建了一个“人工生态系统”【百度百科】。下一节(《中华族群的进化.之二》)我们就以中华族群的人群结构为基础,论述中华族群在自然中构建的“人工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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