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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关于中外学者“德”观念的一个比较研究 精选

已有 7485 次阅读 2018-1-17 16:28 |个人分类:拾穗记|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杨振宁, 奥本海默, 泰勒, 费曼

《何祚庥先生从事物理学研究七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何先生做完主旨演讲“向前辈学者和各位学者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之后,杨先生发表即席讲话,是关于中外学者“德”观念的一个比较研究。全文如下(根据录音整理)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我曾经讲过,要做物理学的研究,需要有三个P。哪三个P呢?是PerceptionPersistencePower。这三个P跟这个是有类似的地方,可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想是跟Perception有密切的关系,跟Power有密切的关系,Persistence呢,我想与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又都不一样。

不过这最大的分别是。在西方,尤其是今天美国的学术研究里头,没有这个观念。这个事实上是很深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还不止是科学的研究。西方人的脑子里头,他们这个做人的办法——世界观、宇宙观没有中国传统的这个词。我不晓得你们晓得不晓得,商朝的这个铜器上面,都是一些当时的政治首领、军事首领,刻下的一些或者他们的战功、或者他们的事迹到那里打仗去了。可是,再三地,就有这个词。最近十年,清华大学买到的一个铜器,在大概有一百个文字上面,就有七八个字。代表这个在中国人的脑子里非常重要。

我认识很多世界有名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泰勒,费曼,我想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中国所讲的这个观念。可是呢,他们做出来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一直讲,非常值得科学家、中国科学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跟科学的Performance是有没有关系? 甚至于是不是有一个相反的关系? 我想,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讨论的,也不是我聊的范围内所能讨论的。不过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再三讲,我所认识的20世纪大科学家里头,我最觉得有这个气质的人是Enrico Fermi。他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事实上,欧洲的老科学家跟美国的科学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假如是对于刚才讲的这个观念,把中国放在一方面,把美国放一方面的话,那么老的欧洲就是在三分之一处比较偏近美国的。所以我一定要把何祚庥的文章拿来看一看,仔细研究研究。

----补充材料1----

杨先生对“人本文化”和“神本文化”之间的差别,有特别的感受。这一点,在他的《归根反思》(曙光集,p.332)中有系统的论述,其中特别提到“德”字在中国文字中的起源及其在“人本文化”中的地位。


---补充材料2---

关于费米,杨先生认为他是“标准的儒家君子”。

恩芮科·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他永远脚踏实地——纪念费米诞辰100周年》

----补充材料3----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Born18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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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20%马戏团小丑,20%职业不守规矩者,...,费曼在为成为伟大的表演者和伟大的物理学家付出了差不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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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阅读

一,一位英国知名大学教授(完全不懂汉语)的看法

In my experience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draws to it inherently virtuous people, since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is to ‘draw out’ of the student his/her potential, which requires generosity of spirt,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 Since teaching is an integral part of wha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does, everywhere is the world, it follows that university professors, even in the west, are in general virtuous people.

Regarding whether they are as virtuous as those in China, of course I cannot say.

However, drawing on my own experience: I am on the exam board for the final year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 (which comprises 12 other academics) where at the end of each academic year we discuss those students would are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degree classifications or have special circumstances (e.g. illness, bereavements etc). Every year I am struck by the fairness and decency of the deliberations, which is compelling evidence (at least to me) that of the underpinning high moral standards of my professorial colleagues. Indeed, there are few other professions in which the system rests so heavily on personal integrity, since scientists give their best ideas/findings (in the form of grant applications and papers for review) to their competitors to judge their merit.

二, to be added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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