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妻收拾旧物，意外地发现了我的一批旧资料。附录在这里的有关考研的证书便是其中两张。

它们都已颜色泛黄、通体斑驳，一副满目沧桑的样子。它们曾是我第二次考研的见证，后来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某一角落，竟已度过了三十七年的岁月。

也是因为年轻时有关考研的一段往事，近日，我和姚小鸥先生过从颇多。听他说自己曾写过一篇名为《我的第二次考研》的博文。有感于此，现在，我也来谈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所谓“一段往事”，指的是我和小鸥先生、武润婷大姐于一九七九年报考山东师院庄维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本已被录取却又遭取消的故事。那可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考研”。此事我在《致姚小鸥先生》一文中有详细记述，小鸥先生也有多文谈及，不再赘述。

虽然第一次失利受挫，我并没有被击倒，反而对自己更增强了信心。稍事调整后，我立即投入了第二年（即一九八零年）考研的准备中。至今犹然记得当时黎明即起、又一直熬夜到三更天，艰苦备考的情景。“虽九折臂而终不悔”。那时我经常用这类名句来鞭策自己。

与小鸥先生和武大姐他们不同的是，第二年我没有再按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路子走下去——尽管我一生挚爱这门专业——而是改报了中国现代文学。

促使我做出这一重大改变的是我个人的特殊境遇。

那时，我家里很穷，负担又极重。我有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三岁、五岁和八岁。一九八零年是我们那地方搞农村改革土地分由农民承包的第一年，我家也分到七、八亩土地。这样，我就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即使真的考上了学，但我能不顾一切地远走高飞吗？我的家庭怎么办？农村社会特有的那种残酷与复杂我是深有体会的。毫无疑问，如果我那样做了，她们必将立即陷入窘境。纵使不致家破人亡，但也必定很难立足，要遭受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我绝对无法承受的。

思虑再三，我决定改报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后为聊城师范学院，现为聊城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导师为著名学者薛绥之先生。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假如我能顺利地考取的话，聊城距我家很近（只有九十华里），我便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回家种地、照顾家庭（这个情况我将在另文描述），真正过一种“耕读生涯”。

其实，上一年我之报考山东师院也是出于同一种考量。彼时我对聊城分院尚一无所知（这也足见我当时的无知与蒙昧。也难怪，一个农民的认知范围本就有限），济南离我家大约一百二十公里，是所有大学中最近的。我当时以为，如照顾家庭，也还在我可以接受的有效范围内。

另外，不能不说的一点是，我的恩师薛绥之先生对我的关爱与垂顾，也是我坚定报考这个学校的原因之一。

薛先生本是山东师院中文系教师，“文革”中随学校到聊城办学而留了下来（后来改调至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不过，那已是后话）。他老人家一贯对青年人热情有加，帮助扶持后进不遗余力。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富仁先生，就是薛先生最早发现，并多方帮助指导，而最终促使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我在此前的多年间，一直在故乡临清县从事业余创作，且小有名气。报考聊城分院时，我把自己历年创作的作品及其它个人资料整理出来，寄给了薛先生。薛先生看过后大感兴趣，亲笔给我回信予以赞许。鼓励我去掉顾虑，努力备考，对几门主要课程的学习详加指导。据说，在一次学校党委会上（那时薛先生已担任聊城师院的副院长），薛先生还颇激动地对学校主要领导说：“谁说社会上没有人才，瞧，这就是人才！”期间，他还委托我的前一届师兄徐鹏绪先生（现为青岛大学教授）亲到我家，委婉地予以致意。

无疑，这大大地提振了我的信心。从此，我心无旁骛地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诸门课程的学习备考中。

结果不言而喻，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当年八月份，我收到了学校的一纸录取通知书，也就是妻为我精心保存至今，附在这儿的通体泛黄的这张纸。

按照学校要求，九月一日前的一天，我骑一辆单车，高高兴兴、一身轻松地去学校报了到，正式列名于恩师门下，与另一位师兄张俊才先生（现为河北师大教授）一道，成为他所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彼时情形，我曾在后来写的一首散曲中写到过，道是：

中吕·卖花声

我的一九八零年

                      蹉跎岁月岂堪数，

                      十载悲欢一纸书①，

                      匆匆打理挂耕锄。

                      别雏辞妇，

                      单车上路。

                      意忙忙，未觉迟暮。

①：一纸书，一封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自1968年回乡至1980年，十二年整。此言十载，取其整数也。

那么，附于本文的另一张纸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这又是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那时候，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百业待兴，十分需要各方面人才。于是，除了批准有条件的高校招收研究生外，国家还在一九八零年明令各省的科研机构，通过考试，从社会上招收各类研究人员。并规定考试合格者不必经过学习培训，直接进入研究队伍序列。

在县城招生办，我发现了这个讯息。看到山东社科院的招考计划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亦赫然在列。

我曾说过，若论专业，我此生最钟爱者莫过于中国古代文学，念兹在兹，好似与之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缘。面对这个讯息，我又怦然心动了。没有多加考虑，仅凭一时冲动，我又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当时，我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颇为自信，觉得还不致因此而太多地占用准备另一项考试的精力。

很快，考试时间到了，定于五月二十九日报到，三十至三十一日连考两天。

但难题也随之产生了。

按照规定，那时各高校的研究生考试，考场都设在当地。但社科院的考试，要去省委党校（那时山东社科院和省委党校还是一家）。

我那时很穷。从临清到济南的长途汽车票大概不到三元钱，无奈囊中羞涩，拿不出来。是一位县广播站的朋友见我窘迫，帮助我在临清国棉厂联系了一辆运送棉包的大货车，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记得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爬上了高高的棉包高卧其上。随手带的是一个装着纸、笔、书等用具的书包。临出发前，我还不忘从床上扯下一条破旧的床单，折迭好后也塞进了书包。

所幸一路顺利，第二天很早就到了济南。看过考场后，这一天便再也无事可做。在街头游荡了一天后，天很快黑了下来。这个时候，我又犯了难。因为我没有钱住旅馆。那时的旅馆，一夜的住宿费大概在两元左右。

但实际上，我对此早有预谋。为了安全起见，我去了长途汽车站（那里人多），那里是我早就拟想好的棲身之处。

那天夜里，我先是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选了一个地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那条破旧床单铺在地上睡了下去。但时近盛暑，天气闷热，蚊子又多，实在无法入睡。只好拎起床单和书包，到车站外面空地上找了一个地方，铺上床单，再睡。谁料半夜里又下起了小雨，只好又狼狈地逃回候车室。折腾过几回后，天也就大亮了。

第二天，考试如期进行。我这个人从小上学读书开始就有一个特点：不惧考试。平时看起来像是有点蔫，但一上考场，便血脉贲张，情绪暴涨，犹如战士上了战场。大有沙场鏖战，不惜马革裹尸的劲头。这一次亦然如此。虽然日来流落街头，一连两夜没有睡好；但到了考场，我依然打起精神，冷静应对，迅速地进入状态，顺利地考完了所有科目。

在等待考试结果时间里，我没有丝毫焦虑。因为在此前进行的研究生考试后，我已基本有了些预感。

前面说过，我在八月份就收到了山师聊城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并于九月一日前入校报到。大约半个多月后，我又收到省社科院发出的这张纸。这张纸实际上是一通函件，不是寄给我本人，是寄临清广播站（由该单位一位朋友转交给我）的。上面说：

你处宋益乔同志，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其成绩已达到可录取的水平。为保证被录取人员的政治质量，请你们协助搞好对该同志的政治审查。……

附于此函一同寄来的，还有《报考科研人员政治审查表》、《录取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政审标准》及《报考科研人员健康检查表》各一份。在那个年代，“政审”“体检”云云，都是通行惯例，不足为奇。

如此一来，我又不得不面对新的一重烦恼了。尽管看起来，这更像是一种“甜蜜的烦恼”。

我究竟是该安下心来继续求学、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呢？还是去兑现多年夙愿，从事自己由衷喜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过多的犹疑，迅速做出了决断。我的选择是前者。

当年，影响我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主要是下面几点：

首先，报考任何地方必要尽可能离我的家距离近一些，以方便我照顾家庭，始终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极其现实的大问题。而在这方面，较之其他地方，聊城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试想一下：聊城离我家仅九十余华里，求学之余，骑一辆单车，驰骋于广袤原野之上，穿村越社，只消三个半至四个小时，便可轻松抵家。读书、耕田，两不相误，岂不快哉！

其次，也是一个极现实的考虑。那时，我只是一介中学生。而按规定中学是不算“学历”的。倘若进入省社科院，盘桓于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之间，我势必会被衬得十分尴尬。以我当时的认知能力，固然不会预见到此后“学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但却也隐隐感觉到这个东西是不可或缺的。

再次，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更重要更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将何以面对恩师薛先生？说到这一点，就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了。薛先生之于我，真可谓生死肉骨、恩深义重，且对我瞩望甚殷。我已经办理了一切入学手续，正式列入恩师门墙。倘一旦背而之他，我岂非成了一负义之徒！

正是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我当时没有动摇。而是排除其他欲念，不无遗憾地永远把自己定格成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

201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