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姚小鸥先生

小鸥先生：

一大早我女儿把你的一篇博文转发到了我的手机上。读过后我掉了泪。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些年来身体又不好，本不宜再任由感情泛滥，但我怎么也止不住，一把又一把的老泪夺眶而出。

由你的这篇文章，那已经尘封三十八年之久的往事再一次浮现在眼前：它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鲜活，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充满了血泪和痛苦，让人不忍直视。

那时，我刚满三十岁，正处于人生的最底层，在生死存亡线上进行着徒劳而绝望的挣扎。自从1968年高中毕业（我实为高中一年级，但也在那年“被毕业”）回到自己残破贫穷的农村老家后，十几年中，我先后从事过小学民办教师、公社通讯报道员和县广播站临时工等工作。收入菲薄，难以维生。三个两岁到七岁的孩子嗷嗷待哺，时有冻馁之虞。工作收入低不说，还很不稳定，时刻面临“失业”的可能。事实上，就在那一年，我最后的那份在临清县广播站打工的临时工作，由于受其单位中派性矛盾及人事纠葛波及，有一拨人正在背地里策划把我“清退”，逐回农村老家（真正的“清退”发生在第二年，即1980年，但出乎那些人意料又使其颇为尴尬的是，就在他们宣布开除我之际，我手里其实已握有一所大学录取我为研究生的通知书——当然，这些已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谈）。

就是在这时候，我们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了：中国的高考在此前一年全面恢复。也是我那时太过年少气盛、偏执狂狷，对自己的实力自信满满。我竟轻易地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而直接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也多亏了当时国家政策宽松，允许我一个高中生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那一年，我选择的报考对象，就是发生了我们“故事”的“那个学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该校著名学者庄维石先生。

这以后所发生的故事，就和你大文中所讲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那年，和你一样，我也同样收到了“那个学校”的不被录取通知书，上面并附有各科成绩。让我惊诧的是，我心里还有些底数的外语（俄语）成绩仅只20多分。照我自己的估算，怎么也得在50分以上（因为这门课是有一定预判基础的）。带着这个疑问，我设法搭车去了济南，到“那个学校”负责招生的相关部门进行探问。一个工作人员听了我的申诉，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告诉我：你试卷最后一道译文题（也是分值最高的一题）被弄丢了，现在已经找了回来，加起来这门课的成绩在50分以上，达到了录取要求。但学校招收研究生工作已经结束，都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备，结局（即不被录取）不可能改变了（大意如此）。

可怜当年我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呆傻。我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冒，何曾见识过大学这么高级又神圣的地方，又何曾和在大学这样高层次地方工作的人对面讲过话。在我眼目中，人家说的话句句都是圣旨，说什么我都是既相信又服从。因此，尽管我心中万分委屈，结果也只有半是无奈又半是情愿地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当天，我还去了庄维石先生家。

庄先生很热情，听了我的来意后，立即拿出一张纸给我看，说我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成绩都不错，已在拟录取的三个考生之列。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说到这个专业已被取消招生资格后，他的语调立即变得十分高亢激越起来：“本来我并不想招收研究生，是他们非让我招；我要招收的学生他们又不批准（原话如此。你大文中的引述稍有出入）”。当时，我不知道庄先生此处所说的“他们”是谁？而“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手段和伎俩粗暴地谋杀了一门专业的招生权利，从而也谋杀了那在万难境遇中挣扎求生，希冀进取发展的无辜学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以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我也完全没有考查求证出这些情况的能力。

最后，庄先生表示，他此后不会再招研究生了，如果我真的有志于此，他愿意把我的情况介绍给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先生。后来，据说庄先生终其一生，真的没有再招收过硕士研究生。而我由于个人原因，第二年改报了聊城师范学院薛绥之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并蒙恩师录取，从而失去了向袁世硕先生问学的机缘，也永远地改变了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初衷。每念及此，真是感慨良多！

对我而言，几十年前，当我强自吞咽下万般的悲苦和委屈，独自默默地离开“那个学校”研究生科大门的一霎那，这个故事就已经结束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完全把它深深地埋藏到了心底深处，从此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因此，当然，话又说回来，那时，我既使想说又能向谁诉说呢？说了之后又会得到些什么呢？况且，我那时还年轻，还要重理我的生活，我总不能把那种苦涩经常含在喉间去自我品味吧！更久一些时候之后，似乎连我自己也都淡漠了，淡漠了它的存在。

然而，真所谓世事难料。万万没有想到，在茫茫人海中，我们本来天各一方，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竟在垂暮之年极度偶然地邂逅了。你作为京城一家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竟鬼使神差地受聘于我们这个地方性大学的工作，并又极度偶然地从意外场合听到了我的一些讯息。一切都充满了“意外”，一切都是“奇迹”！

于是，便有了那一次在我办公室的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也即你文中所说的“重要时刻”。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在我们身上曾发生过的那个故事又得以继续演绎并匡正、增补进了不少新的内容。如果说那个“故事”在之前我们两人心中都还有些混沌模糊的话，那么，有了那次会面，一切都变得清晰明郎起来。我们用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所知所感，互印互证了当年那一谋杀和罪恶的确切存在。特别是你文中引录的那位“匿名”先生在科学网上的“留言”，更以其客观、冷静地角度，为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在此，我对那位“匿名”先生表示万分感谢！

诚然，在不相干的人们看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件尘封往事及其此后的揭露过程，真的只是一个还算有点意思的“故事”，但对我们当事者而言，可真的一点都不好玩。那种年代、那种世相、那种嘴脸，其间的切肤之痛，真是一言难尽。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

小鸥先生，我一生心仪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但那件事永远地剥夺了我的这个权利，也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事业和人生轨迹。这是我至今都引以为憾的。

不过，既然事已至此，该放下的总还是要放下。况且，如今事实真相既已水落石出，横亘在我们心中几十年的疑云都已消散。我们总算到老来落了个心里明白。我们都已年届七旬，须发苍然，来日无多，何必再让那种历史的负累相伴自己的余生呢！就是对“那个学校”及其策划并实施了那番谋害的人们，我也已觉得无话可说。就让他们为自己的一时之计得逞而继续地弹冠相庆吧（如果他们还在世）。

和庄维石先生我仅谋一面，此后再也没能见到他，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脑海里鲜活如生。听说他前些年已离世，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里永远得到安息！

如有可能，我也愿意结识事件中的另一位受害者——武润婷女士。不知道她是否仍在山东大学。我想，将来我们三个人如有机会聚会一次，可能会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你每到学校来时，希望都设法告诉我一下。

写得很多了，就此打住，不再冒渎清览。

顺祝

    文安！        

                 宋益乔   2017.12.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