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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闪耀的诺奖背后(科研战略与制度视角) 精选

已有 6152 次阅读 2016-12-5 10:46 |个人分类:政策分析文章|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诺奖,日本,科研制度| 日本, 诺奖, 科研制度

发表于11月19日《联合早报》,原题为《从科研战略与制度看日本的诺奖实力》


       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目前仍旧是全球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的生产重地,欧美科学家名字出现在诺奖榜单上已不足为奇。日本虽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经济重创,但进入本世纪后,在经济没有明显复苏的情况下,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奖却是值得深省的现象。笔者认为文化是深层但较为间接的因素,而教育和科研体制是日本产生大量诺奖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除了诺奖,日本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各项不凡的成绩都与此相关。今年1月,根据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组合的全球覆盖率和专利引用率,汤森路透发布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入选40家企业,荣登榜首,超过了美(35)、法(10)、德(4)等老牌科技强国。另外2015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以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为指标的“国家创新质量”榜单上,日本排名世界第三。

       同英国和德国科技发展模式不同,日本的科技创新发展跟美国的发展模式更为相似,即先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技术应用带动产业大发展,同时也通过技术或流程重组(re-engineering)实现技术的超越,待经济实力和人才累计到一定程度再开始投入基础科学研究。二战结束到1970年,即第一次经济改革时期,日本把外汇主要用于购买专利、许可证和技术资料,积极引进推广国外先进的应用技术。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二次经济改革时期后,日本聚焦于电器和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战略也从引进变为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技术将日本电器和汽车迅速推向国际市场。从80年代开始,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开始转向自主研发创新,并着重在新能源、节能、文化创意等产业方向。

       “科技立国”的口号在科技投入上得到了切实落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内阁在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就提出了“力争将国民收入等2%用于科研”。进入本世纪,2000年日本的科研经费(GERD)在GDP的占比就达到了3%,尽管整体经济不济,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到2014GERDGDP的占比已增至3.58%,远高于美、德、法、中等国家。

       与“引进—改造—自创”战略对应的是以企业(财阀)为主、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为辅的科技发展体制,即“产官学合作体制”。在日本,大企业是研发重地,不但集中了雄厚的资金和设备,也拥有数量众多的优秀科研人才。9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对科研的介入及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这种集中趋势有所分散,但大企业在科技研发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在科学诺奖得主中也有所体现。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就任职于京都岛津制作所,而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的主要成果也是在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期间做出的。

       日本政府不断加深对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关注和介入,最为显著的标志是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1996年日本内阁制定了第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2001年发布的第二个五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就提出了野心勃勃的“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近年,安培政府亦十分重视科研对国民经济的作用。20136月,安培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并在之后两年将此升级为《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5》,承诺在跨领域技术、科研资金改革、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在科研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加强加深,却也在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本世纪初,随着《大学技术转移法》和《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以及国立大学与国立科研机构法人化改革的实施,高校和国立科研机构从公务员系统独立出来,在人事、财务和学术研究活动中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另外,由于法人化改革的实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更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经费进行分配而非政府直接拨款,经费的拨放和管理也是由专业机构进行,政府少有直接干扰。例如,作为掌管日本政府全部竞争性科研费六成以上“科学研究费”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设有科学研究费委员会,对资助项目的发布、筛选、审查、评估有严格的程序,通过专家“同行评审”保证资助项目的质量,同时通过严厉的惩戒防止不当的学术行为。

       再从大学和研究机构来看,都是以研究为主,将注意力放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科研气氛浓厚,即使大学还承担教育任务,也是以科研带动教学。在日本,高校老师和优秀科研人员经济收入都很高,同时也不会因为短期内没有科研成果而丢失饭碗或遭受冷落,因此他们大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接纳充满不确定性和种种失败的科研创造事业,心无旁骛地从事本职工作,甚至在获得一定的成绩之后也很少出现“学而优则仕”、选择离开科研进入官场的情况。

       当然,日本的科技体制并非完美无瑕。等级观念强,性别、年龄歧视严重,可能是科技创新的最大阻力。按照UNESCO发布的数据,日本的女性科研人员占全体科研人员的比例直到2014年还没超过15%,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本别为28.4%22.6%),几乎是世界最低水平。另外,在一次与日本学者的深入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在日本,有能力的人有限考虑进大企业和政府,能力较差的才选择进中小企业或创业,虽然多数人工作稳定、压力不大可以力求保证工作质量,但创新动力不足。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日本选择了符合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建立了政府大力支持由给予相当学术研究自由的体制,可以保证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日本的科研及以科研驱动的经济都能够保持持续发展,也足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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