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主题倒是很贴合《慢慢读唐诗》系列，算是通论部分，所以还是贴了出来。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代科举制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论者不乏其人;唐诗对唐代科举制的反映，也为论者所注意，但往往集中在诗赋取士这一点之上，对其他方面涉及较少。故本文拟从唐诗对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反映入手，来认识唐代科举制的一个侧面。

 从唐诗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并不占明显优势;而唐以后，除元代情况特殊外，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都占绝对优势。

 唐代科举制的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士人数有限

 唐代科举制科目繁多，但诸如秀才、童子、明法、明算等科，或因存在时间甚短、影响不大，或因属于学有专攻的“专科”、仕途门路狭窄，因此当时士人“多趋明经、进士”。而“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但唐代科举取士人数有限，仅以进士科为例，唐高祖四年敕文要求诸州共贡“进士三十人”，故《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一语，并有周匡物登第诗为证:“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元和”为唐宪宗年号(公元806一820年)，时已为唐代后期，进士科取士人数仍未有大的变化。有时登第者甚至不到二十人，如白居易及第诗所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取士人数有限，使得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无法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如整个唐代有宰相368人，进士出身为143人，占39.5%弱;而宋代每次取士人数平均在300人以上，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23名，达92.4%强[1]。明清情形大致如此。

 第二，取士受私人荐举影响很大

 科举制之设立，本意在于以才学公平取士，不以私人意志为转移。但唐代科举考试没有建立弥封与誊录制度，取士之时，除了看试卷好坏，很大程度上还要参考考生平日的作品和声誉。这种作法虽有避免偶然性误差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看，是使本应以考试为中心环节的科举制受有权荐士、取士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为博取声誉与认可，唐代士人争相向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员及其他达官贵人投献自己的力作，时称“行卷”。

 行卷之风盛行，其作用因人而异，对于公正无私、尽力求贤者来说，这是一种全面了解、考核人才的有效途径，对于才华杰出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确保其才华得到展示的方法，从而留下了不少佳话。如:

 《太平广记》179卷载:王维以第一名中举，缘于他成功地向歧王及太平公主投献了自己的诗作并得到赏识。

《唐摭言》卷七载:白居易初至长安，向著名诗人顾况投卷，顾况见其名而笑:“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到开卷，读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为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也。”因顾况的大力推荐，白居易声名大震，为他顺利中举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中最为传诵的是张籍取朱庆徐一事。朱庆徐以《近试上张水部》一诗呈送礼部(时称水部)员外郎张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洞房”二句，借喻已获州府的荐举，即将参加礼部考试;“妆罢”二句，实则询问这样的文章能否中试。张籍答以《酬朱庆徐》一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朱庆徐的赏识及必然录取的含意。

然而这种公然盛行的荐举之风，更多地因其为权贵所把持而带来严重弊端，造成取士不因其才能而因权贵的私人好恶的局面，贫寒之士，如无有力者推荐，往往虽才华杰出仍无法中举，如杜甫奔走长安十年而无法中举，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感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酸辛。”晚唐名诗人杜荀鹤也有同样的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缺》)、“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路认梯媒”(《投江上崔尚书》)。

私人操纵科举，其结果必然是使科举失去公正性，日益向权贵阶层倾斜，如牛希济《贡士论》所说:由于士族豪门把持科举，“减否由己，升沉在心”，结果“唯王公子弟，器貌奇伟，无才无艺者，亦冠于多士之上。”《唐语林》载，德宗兴元元年至禧宗乾符二年的92年中，范阳卢氏一门除其他科目及第的之外，单进士登第者就达116人，而进士科每年取士不过二、三十人。

科举制度失去公正性，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其必然的结果便是削弱它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反观唐代以后，科举制虽受到种种批评，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更备受时人垢病，但由于科举制度基本上能起到公正选拔人才的作用，指责者往往针对的也不是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它的考试内容，所以能为各方面所接受，在选官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不可动摇。

第三，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

唐代士人，科举及第，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选，录取之后，才能脱去粗麻布平民衣，改穿官服，故又称“释褐试”。因此常有及第者不能得官的情形发生，如韩愈中举后三试于吏部而不能得官。唐后期开始实行藩府重臣的辟署制，王公大臣、藩镇节度使都可自行任用属下官员，也可推荐入中央政府任职，方为韩愈这样的士人提供了新的机会。

无论是吏部考试，还是大臣荐举，都使得科举及第者的入仕困难重重。固然有少数幸运者如张籍，及第之后，受某高官赏识，想要提拔他到自己属下任职，而张籍此前已有赏识提拔他的人，因此不得不写了一首《节妇吟》委婉地表示拒绝之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但更多的是汲汲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取官职的及第士人如李商隐。

而至唐以后，不但中进士者不需再经考试便可授官，就是取得低一级功名如举人者，也具有出任一定等级的官员的资格。

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为什么不占明显优势?主要应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科举制本身的不完善

创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发展至唐代，时日示久，未免有许多不完善处。如最重要的进士考试因没有后世的弥封、誊录等制度，易为私人把持，损害其公正性，故难以得到社会信服。

第二，入仕途径众多

唐代的选官制度受唐以前传统官制如汉代荐举制以及唐代社会特点如贵族势力强大的影响，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小选、荐举等重要的选官制度。门荫指“官僚子孙凭借祖父兄长等亲族的功业、官位而得以任职”[2]，唐初高级官吏便多由门荫入仕。终唐之世，门荫都是入仕的重要途径，唐后期名相李德裕便是由门荫入仕。小选指通过考核、考试将那些九品以外的胥吏(顾员)转正定级，史称“入流”，这是各级低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如高宗显庆年间，“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荐举包括公荐与私荐。公荐指文武百官向上级乃至中央荐举人才，私荐指私人推荐及藩府重臣的辟署制，荐举范围不限于科举及第者。公荐与私荐在唐代选官制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3]。

 除此之外还有辟举、功赏、方伎乃至货纳捐官等方式。至唐以后，则科举之外的入仕途径日益狭窄，不再有重要地位。

 入仕途径众多而官职有限，势必挤占由科举入仕的比例。

 第三，士族势力较为强大

 “科举制是在地主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在摧毁门阀世族的势力而作为进一步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而出现的选举制度。"[4]则科举制之设立，带有明显的压制士族、笼络庶族的动机，其考试内容也必然向有利于庶族地主的方面倾斜，即诗赋取士。

 之所以要以诗赋取士，缘于经术是士族的文化优势，相形之下，文辞则更依赖于个人的思想阅历、才能灵性而非家学渊源。学术或可世袭，文才却无从世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指出了世族重经术、寒族重文采的客观区别。以文辞为考核、选拔官员的标准，自然比以经义取士更有利于庶族寒门。对此一原因前人已从不同角度指出。

 需要补充的一点原因是，唐代以诗赋取士，与书籍的难得也有关系。唐代书籍基本上为写本，“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这种情况下，如以经义取士，藏书丰富的经学世家自然占尽优势。

这样一种科举制度，必然受到士族的敌视。唐代的士族从广义上讲应当包括旧士族与新贵族两个阶层。唐代旧士族与新贵族通过联姻等方式结合起来，势力强大，一方面利用科举制的不完善来操纵科举，使之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又极力打击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力图将其废除，或限制其在选官制度中的作用。“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的士族郑覃便曾以进士科“率多轻薄”为理由，请文宗罢进士科。至于新贵族阶层，也更注重对他们有利的门荫等选官制度，如李德裕就认为:“朝廷显宦，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谙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苑，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向武宗建议限制进士出身者的仕途发展。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通过唐诗分析唐代科举制的特点，只是对唐诗所反映的诸多问题的一次尝试性的拮取，还有待识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邓德龙.中国古代官制(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3]宁欣.论唐代荐举[J].历史研究，1995 (4):125一134.

[4]韩国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A].隋唐五代史论集!C].北京:(三联书店)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