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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投《中国社会科学》狗屎文之一(自诩牛文)

已有 1597 次阅读 2016-12-15 17:21 |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真理与常识

——科学研究基础方法初论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常识(包括一般常识与专业常识)是其中最值得珍视的知识内核;从基础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建立科学研究中的常识观念,具有宏观的战略意义与应用价值,它将有利于引导方向、调整思维、检验成果,从而推进科学研究的进程。并对此观念在科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作了初步的理论阐释与实例分析。

   关键词:常识   基础方法论   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求真,求事物的本质和原理,故是一个艰苦、繁难的过程。其中酸甜苦辣,“局内人”多有体会。然而,当人们由“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真正学有所悟时,却发现结果出乎意料的简单。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所研究的东西,往往到头来不过是一个个“常识”(注——这里所说的“常识”,包括普通常识与专业常识。下同)问题。真有众里寻她千百度,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这是怎么回事?真理的简易与探寻过程的繁难似乎很不相称。这里,我们就见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科学研究本身的过程、方法与思维,是不是在宏观意义上也存在一个简易的法则?它们有没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品质?综观科学研究的范例,我们可以意识到,事实上,真理并不等于复杂高深,而往往是平实简易的,甚至就在我们的常识范围内。只是真要揭开其层层面纱,我们却要走很多弯路、犯很多错误,而这些弯路和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总要将真理预先就设想得特别复杂高深,忘记了它平易性的本质。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始终在蒙在鼓里。诚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后者要让我们吃够苦头后才一点点解开包袱,揭示繁复现象后面那简单而朴实的真谛。

   不少新鲜的见解,艰深的理论,可以在“常识”上讲通。

   那么,应该怎样认知我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体系呢?

   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最终回归简单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复原过程。真理的极致,是臻于简单、清晰而非日增复杂、不断膨胀。真理应可以对诸复杂现象作出概括、统约性的解释,也就是说,接近真理的过程,就是对诸复杂现象、叠加知识的进行清理与简化的过程。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世界上可以有千千万万、难以穷尽的知识,却没有千千万万、难以穷尽的真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知识量的扩张,而是对知识的质的提炼与升华,最终回归简单与自然。因此,老子的大音希声的古老观念在今天仍不失为朴实而深刻的洞见。可以想见,由于大量表层知识在深层规律上的相似或同一性,对科学研究来说,有必要训练在吸收大量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淡化甚至遗忘其中的非本质成分与杂质的能力,从中摸索知识规律,以利于畅通的思考与知识的创新。而我们长期摸索、总结出的基础性常识体系,便是不断扩张、变化、更新的庞大知识量中的最值得珍视的知识内核,是科学研究思维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原动力。

   鉴此,我拟提出“常识方法论”的观点。

   “美”是什么?对这个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也最艰深的问题,迄今仍众说纷纭。但可以想象,其真谛肯定非常简单、朴实;

   哲学高度的三大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带有根本性的、深奥道理,说穿了,也具有“常识”的品质:它与我们通常表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天哪有地(阴阳互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等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生物链的关系、生态环境的维护、天体运动的规律、中医学的阴阳谐调观念、……无不具有某种“平衡对称”的内在要求。而“平衡对称”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亦属本能状态或常识观念,只是常人不能意识与表述它而已。

   就我们所从事的音乐学学科来说,相关例子也不胜枚举:

   中外各种曲式结构概念,其深层结构的奥妙不过是某些十分简单的自然规律。正如申克曲式分析理论的动态“还原法”所揭示的那样,最终不过一粒“种子”;

   聂耳歌曲中所呈现的黄金分割律,亦非刻意所为,亦与无数自然事象的普遍规律相吻合、沟通;

透过五度相生律繁复的音律表象,其十二音体系中的本质特征,即呈十分简洁、醒目的“金橄榄”式平衡对称结构:

                                  D                   同度起点

                             

                              G      A  全音

                                C        E 二全音

                               F             B 三全音                等音程

                                bB          #F 二全音

                                  bE      #C 全音

                                    #G( bA)                   同度终点

……………………

   建立科学研究中的常识观念,并非说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简单、轻松的思维过程,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要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常识性的结论,就需要大量收集证据。问题在于:我们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得到这些常识本身?作为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它们能否为我们科学研究的长远未来提供源头活水?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知识长河的成果链上,常识成果与所谓阶段性成果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直主张要将已有成果作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具体认识上,却往往对已获得成果与未来目标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成一种“接力赛”,强调的是其间近距离的前后毗邻、传递关系。诚然,在科学研究的具体步骤上,这些中介或过渡环节的确不能省略,但我们却很少意识到,研究过程中的相邻环节之间,近期成果相对来说还显得稚嫩,其可信度往往较低,其对欲取得成果的检验度也往往较低。应当看到,人类认识成果链的一般关系是呈由确定到未确定、再到未知的大致线索,距离我们越遥远的东西将愈加模糊。因此,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将这些中介或过渡环节作为科学研究思维的基本出发点,显然并不合适。反之,一般来说,我们所获得的知识的时间越长,其确认度就越高。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必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检验,因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另外,经历长期检验后的知识,其杂质渐被剔除,本质渐趋简明、凸突,也就必然更贴近整体知识的基础层面。因此,处于基础层次的知识往往是得到长期检验并被认可的知识,而常识正是这类知识的典型。

   那么,按从已知探索未知的程序,在我们科学研究进程的宏观战略或整体思维中,将具有最高可信度的相关常识作为继续认识的起点,就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了。  

   正因为常识是由对大量知识的体悟与提炼而得来,具有寓深刻于简易的特质,因此,它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科学探索的基础。而认识到真理与常识的内在关联,将有利于尽可能简化复杂的过程,更准确地把握探索的方向。建立科学研究中的常识观念,目的与意义在于,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根据对科学研究由繁至简的一般规律,可以预设一个虽现在还不能确认其真面、但可以想像其最终结果将归于简单的理念,将此作为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思维坐标,在这样的观念下,所谓科学研究如“象牙塔”般艰深的认识将回归其本源;建立这种观念,将有助于消除、廓清科学研究中一些人为的思维障碍,引导我们在当今“繁复”与未来“简单”的两极之间有期待“目的”的、向着寻求简单、更简单的合理途径不断推进。不妨说,这应当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建立的一种有效的战略观念。我们往往认为科学研究的进程是不断纵深发展,其思想成果将会越来越复杂深刻。但该进程的另一个特性将是越来越浅显、越来越明晰。这是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我们常被告诫,科学研究中没有捷径可走,要作好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科学研究不是儿戏,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会有所收获,这固然没错。但是,科学研究中能否寻找到捷径,也是考验一个人思维能力、科研水平的重要法码。我们不也常有在研究中吃了不少走弯路苦头的经验教训吗?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尽量少吃苦头的捷径,难道不是一种成功之道吗?其实,寻找捷径也并非“偷奸耍滑”的代名词。要真正寻找到捷径,没有超常的思维、艰辛的探索,也是不可能的。但科学研究既是耐力的较量,更是思维能力的较量。所谓“捷径”,实际上就是寻找尽可能简单的方法或手段,更准确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正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真理的简单性——的核心思想相一致。可以说,寻找捷径的过程,既饱含着艰辛,也将激发我们强烈的探索欲望,为科学研究注入鲜活的生机。

   在科学发展史中,不乏运用常识作出重大成果的先例。我们知道,直觉判断能力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而直觉的一大特点是能够直接、迅速地捕捉有效信息与快捷地逼近事物的本质,而不依耐繁复、迂回的运思。不妨说,直觉判断,是寻求捷径的一大途径。在我看来,常识的运用在直觉判断中具有突出的效能,两者的关系尤为密切。

   一般认为:直觉产生于头脑的下意识活动。即大脑也许已经不再自觉地注意某个问题,然而却还在通过下意识活动思考它。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在其《科学研究的艺术》[1]一书中谈到,产生直觉的最典型条件是:对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专注的研究,伴之以对解决方法的渴求;放下工作或转而思考其它;然后,一个想法戏剧性地突然到来。认为其中有两点重要性:1、摆脱争夺注意力的其它难题和烦恼。2、一段时间的休息有助于直觉的出现。华莱士、笛卡儿、歌德、司各特、贝克等人都有过在睡眠、澡盆、卧床的放松条件下产生出色设想的经历。多数人发现:在紧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悠游闲适和暂时放下工作的期间,更容易产生直觉。

   那么,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在身心放松的条件下,最容易进入头脑的是什么?

   这时,更多的应该不是紧张工作时缠绕脑际的艰深的专业知识,而更可能是平易的相关常识积累在头脑中的流动,碰撞出新的火花——常识在此时当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最活跃的动力。以下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直接或间接运用常识的例子:

   哈定(Harding):“有意使思想消极地集中在题目上,使其顺着思绪发生的轨道行进,……任其自然形成,自然分支,直至产生有用而又有趣的结果”。

弗莱明:(我)在作游戏的时候发现了青霉素。

   哥伦布的设想是:既然世界是圆的,他就能向西航行到达东方。

   所谓“消极”、“顺着”、“自然”、“游戏”等现象,其呈现的显然不是复杂、深奥的思维状态,而更可能借助于常识体系的特殊作用;而“世界是圆的”的设想,则更显然是运用了常识判断。

   华莱士在一次病中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时候,想到了可用适者生存的观念来部分解释进化论。一件大多数人看来不足为怪的事竟使他兴奋到极点。所谓“适者生存”观念,是一种常识性认识;“不足为怪的事”,说明科学家在一般人看来是“常识”的现象上可以获得新奇的发现。

   ……………………

   对此,贝弗里奇解释道:“在平常的思维过程中,我们不断产生设想,连接了各个推理的步骤。而且,我们对此习以为常,竟浑然不觉以往的经验和训练在头脑中形成联想。……直接产生了新的设想及新的配合。”这种我们对之“习以为常,竟浑然不觉”的“以往的经验和训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常识”的呈现特征。说明了常识在科学发现与创造中的特殊功效。

   贝氏在谈到科学假说可能被接受的重要条件时认为:“特别是,如果这种假说符合一般科学理论的话,它就会被接受”。其所谓“一般科学理论”,可以归属于“专业常识体系”,还说明了“常识”对假说所具有的检验功能。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日常经历:苦苦搜寻老也找不到的东西,在暂时搁下“不想”它时却猛然想起来了——而所找的东西往往就在并非隐秘之处!我们会感叹:原来如此,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说明:在紧张思索时,头脑往往会处于闭塞凝滞状态,不仅会影响思维的灵活性,也会造成思考内容的局限性,

科学研究中的类似情形也可以作如是观。当我们的思考从紧张状态下放松下来时,思维活动自然下沉,思考内容也自然退居平常浅易。这时,处于知识底层的常识就会由沉寂而活跃起来,其潜在的本质透视力将可能触发新颖的思维创造活力,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新的想法之所以“新”,并非一定在所思考问题的前沿地带产生。在问题的前沿地带的思考结果,更可能是呈“级进”状态,而“新”的顿悟,却是一种“跃进”状态。就像退一步冲力越大、有一定助跑距离比原地起跳跳得更远一样。后退一步,表面上距离目标远了些,然而其“后座力”却更大了。那么这个“后座力”是什么呢?就是潜在于我们知识底座的常识体系。我们对所悟、所得之所以有不期而遇之感,也正是由于松驰思维、平易常识的非“显性”表象及其与新的思考结果之间“遥相呼应”的跳跃性关系所致。

   无论问题多么复杂,借助于常识体系这个思维坐标,可以使得我们的思考始终不会偏离通向真理的轨道太远;建立这种思维坐标,可以使得我们的研究摆脱沉重的思考压力与负担,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苦中寻乐、百折不回,最终拨开迷雾,寻得纯正的本原。

   在战略思想上,如果我们将真理目标视为遥不可及、深不可测,那么,就有可能诱使我们的研究思维轨迹趋于复杂化,并有可能使思维偏离正确航向;反之,如果我们意识到真理目标的简单与朴实,那么,我们才可能尽可能通过寻找捷径的方法向它步步逼近。

   当今,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人们所意识到,而知识的吸取已经退居其次。然而所谓“方法论”,根据不同课题、不同对象、不同范围,其具体选择也多种多样,如果对各种方法论作更深入的透视,追溯其原点,就是“常识方法论”。

   在操作层面上说,常识方法论具有或隐或显的作用。其“隐”的作用,主要发挥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假说(或直觉判断——下同)阶段。这时,我们往往并不能明确意识到常识的作用,研究者往往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它的具体产生过程与缘由,这里,思维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模糊地带。这种情况说明假说的产生往往并非直接借助于研究者对相关前沿知识的紧张、细密的思考,否则,我们就不难找到其产生的具体途径。然而这些假说又绝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必须要有相关知识作为思想基础,研究者之所以不能明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具体作用,是因为这些知识已沉淀于我们知识结构的底层,显然不能要求它们与新的假说形式具体对接,其影响更多地是潜在、暗示性的。前引实例,或多或少可以印证这个推论。而运用常识体系对假说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正如前述贝弗里奇在谈到科学假说可能被接受的重要条件时那样,就是常识方法论“显”的作用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有意识运用常识与无意识运用常识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努力搜寻相关常识,实际上仍然处于紧张的思维状态,并不利于常识效能的自然涌现与发挥;而在紧张思考后放松一下头脑,仅仅让问题存留于脑际,而不集中精力思考它,相关常识就更可能通过松驰的思维渠道自然汇集。因此,放松头脑,是让常识发挥作用的一种最佳方式。

   简略归纳,常识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一、明确稳定性。常识是人类知识长河中最基础的既有成果,它可以、也应当作为科学研究纵深发展的最基本的底座,也是进行科学研究中最值得信赖的最基本的知识架构。作为进一步科学研究的基础,充分运用与发挥常识的功能,将有效地校正我们作进一步科学分析与判断的失误与偏差,帮助我们作出更加准确的认识。此乃其明确稳定性;二、简易晓畅性。常识是经过大量事实积淀而成的、为(常人)或学术界所认识、熟悉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研究中充分运用与发挥常识的功能,将有效的减少思维的繁杂与阻塞,有利于思维的通畅与迅捷,帮助我们快捷地寻得最佳的研究途径。此乃其简易晓畅性;三、原始新颖性。这是本文欲强调的关键点。一般认为,常识在知识的建构中已显得“陈旧”,这是常识体系在科学研究中不大为人们所看重的一大原因。但如前文所述,由于科学发明、发现、创造的“初始原创”性与常识之间在本质上同具有的“简朴化”的特征,因而在科学研究中,常识体系的运用实蕴含着触发灵感火花的巨大潜质;在“陈旧”的常识与“新颖”创造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甚至是必然的联系。

   科学研究中的常识观,犹如一盏航标灯,有了这盏航标灯,眼前的道路虽然坎坷,但它始终能引领我们摸索前行而不偏离正确轨道太远;有了这盏航标灯,未来的路途虽然遥远,但它能不断给我们以希望与激励,让我们充满信心地昂首进发。



[1]《科学研究的艺术》(M)W.I.B.贝弗里奇著,陈捷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以下例子依次摘自该书p7778 81 58 157 4474 1475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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