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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相信历史

已有 3264 次阅读 2008-5-17 17:41 |个人分类:随笔|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不敢相信“历史”

黎在珣 

 

钱穆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尽管我很想这样做,也曾竭尽全力那样做,但我还是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有时连什么是历史都感到困惑。

听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那些属于正史的“史料”才有历史价值。但那些来自正史的史料就真的是历史上的事实吗?与西方小说以嫡系的姿态从神话中走出来不一样,中国的神话叙说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以祖先前尘旧事的方式封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早在《尚书》《国语》《史记》等远古的史书中,神话就以正史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记述,《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殷本纪》更是理直气壮地把英雄的神话当成祖先的历史来叙说。茅盾在《中国神话ABC》中发表了极具见地的看法:“原始的历史学家把神话里的神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话当作历史留了下来。”(茅盾:《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即便是所谓的历史事实,我也很难相信那些书本上的记述。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篇》第一册论《左传》非“记言”乃“代言”一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力图客观公正地展示历史都不可能,何况“客观公正”地写史呢?这就是我从来不把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当历史来读的原因。

作为史传楷模的《史记》尚不可全信,更不用说那些出自当朝正统历史学家之手的所谓“正史”了。“虚美隐恶”,为亲者、尊者、逝者讳,就成为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历代历史学家撰写历史和传记的“自然”伦理。这一传统也许要追溯到很久以期。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演《周易》,但今天很难找到当时有关这一事件的文字记载。文王所在的姬氏部落崛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宝鸡一带,在秦岭北麓、渭河平原之侧的高塬上。至今,那里仍叫周塬。中国的青铜器,凡带有铭文的,百分之八十出自周塬。这些铭文记载了周朝许多重要的战争和人物。但以收藏青铜器驰名的宝鸡市青铜博物馆里,很难找到铭文上有“羑里”的青铜器。因此,有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替圣人讳,不记载圣人的不幸。作出这种推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几乎都是颂扬功德,即所谓铭记是也。这一传统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得到强化。所以,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书籍基本上都是对当朝政治权威理念的一种阐释。就是再有才德的学者,他们完成的最终成果,还是得符合政治权威既定的整体结论和表达风格,否则就很难流传于世。

而那些从历史学的角度没有多少价值的部分私人笔记、逸事传说等之类倒有可能更接近一些历史真相,就如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传闻往往比官方发布的消息更可靠更真实一样。

我总觉得,历史,尤其是那些历史类书籍中的中国历史,更像是一个任人装扮的木偶,让我们难以看清以前历史或社会的真相,而不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现在的小姑娘可不“任人随便打扮”,厉害着哪。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内容随着对某些头面人物历史评价的变化而演变的历程就很能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高岗被开除出党后,油画作者董希文被要求将开国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从画上抹掉。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再次修改画作,要抹掉刘少奇。刘少奇的位置不能空着,就画上了董必武,但开国大典时董必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72年,某些人因为林伯渠当年曾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就要抹掉画上的林伯渠。而此时董希文已经去世,于是就让靳尚谊动手。靳尚谊不忍心在那幅宝贵名作上再次改动,就复制了一幅,在复制的那幅上去掉林伯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油画《开国大典》才恢复它的本来(而实际上永远都无法回归的)“面目”,将高岗与刘少奇又补画上去。

不敢相信历史,还因为生动丰富的历史被历史学家写得像“注册组的报告”( 何兆武语),波澜壮阔的历史被历史学家抽象成冰冷的线条。

法国记录片导演朗兹曼在拍摄反映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记录片《浩劫》时曾吃惊地发现:在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特布林卡的邻近存在一个同名的村落,即便在在集中营高速运转期间两者也一直和平共处。这就说明,大屠杀不是对立于日常生活的,它就发生在日常生活旁边,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纳粹大屠杀作为一种非正常的、庞大的、难以触摸的“事件”被从活生生的历史真实中抽象出来、隔离出来赋予意义。

不敢相信历史,还因为历史学家很少甚至不关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而历史上的一些偶然事件就如气象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中的“蝴蝶”那样不可小视。孔子和儒学被锻造成特定的精神状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就不乏偶然性,而历史的机遇巧合总是高于理性,显得那样神秘。

不敢相信历史,还因为一切历史不只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取决于写史者个人思想、学养等取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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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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