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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不仅仅是多认识几种动植物:读十八世纪自然史有感 精选

已有 5792 次阅读 2018-6-4 17:46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博物, 自然历史, 生态观, 布丰,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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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博物学布丰花40年时间写成36卷巨册的《自然史》(via 网图)

长久的忙碌和劳累,周末终得休息。读《罗德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一书。其中第四部分“十八世纪的文化与环境”探讨了自然历史和林奈、布丰和洪堡等几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感觉这段历史对当下之中国还很远启发意义,因此特地撰文一篇,说说博物的重大思想价值。

回顾历史,人类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把大自然认识清楚。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在西方兴起一股揭开自然历史的风潮,就是自然历史,我们今天将其称之为博物学。在这段历史中,影响巨大的人有瑞典的林奈、法国的布丰与德国的洪堡等等。这几位大师通过浩如烟海的自然博物收集和对比研究,告诉了世人一个更具内涵的“常识”:“大自然是极为壮观的!”。

诸如布丰和洪堡这些博物时代之人,大多出身贵族家庭,不愁吃喝又勇于探索未知世界。良好的出生和教育背景,丰富的游历经验,以及对自然特别是植物的热爱,让他们成为了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家。

通过动植物或矿物等自然的收集,林奈首先提出了命名法则,为全面认知自然界的动植物找到了钥匙。随着收集数量的增加,博物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自然实际上是自成一体的。在《自然的组织法则》中,他不同意“上帝创造并安排好了一切”的理论,林奈把地球看作一个自我更新的自然体系,他认为生命形式是多样而非单一的,自然并非为人的利益而创造的,他甚至觉得人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

布丰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地球和生物都是演化而来的观点。他认为人不过是自然中的一份子,大自然有着自身的系统,人不过是通过文明改变了自然外貌罢了。作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用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36卷的《自然史》,用宏大的篇章向世人描述了自然景观的壮丽和生物的精彩。与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布丰的思想更多的关注人对地球历史的影响,而非自然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布丰奠定了后世的生态学基础。

同样才华横溢的德国博物学家洪堡,他出生温带,游历广泛,不仅熟知温带而且到过热带地区,于是便对植物的分布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洪堡认为虽不应该轻视寻找植物新种和植物分类的价值,但植物地理才是科学的核心。在其一生中,他绘制了很多热带动植物,气候带和地质分布的地图。洪堡注意到德国曾经被一种泥炭藓覆盖,但现在却因农耕的影响,而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干旱的环境和适应干旱的植物。那么,植物的分布是不是都是气候与环境的作用造成的呢?这对人类文明又有何启示?基于当时的思想主流,洪堡得出人类文明其实并非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的结论。如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都是在山地之上,人类文明并非都分布在河流流域。为什么新大陆的文明不在大河岸边兴起呢?洪堡的思考和讨论,暗示出人类地理并不能完全用环境来解释。那些愿意生活在看似不宜居住土地上的人,可能是出于对本土的热爱和习俗的力量。洪堡的自然观点摆脱了目的论的解释,更加重视人对自然改造,以及自然对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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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和洪堡(座椅子上者)(via 网图)

Grand spectacle de la nature (“大自然是壮观的”),这是十八世纪博物学或者自然历史的研究得出的时代宣言。其伟大之处在于,博物学家让有机体的主题在人类文明和思想历史中繁荣起来,哲学家通过旅行、版画和植物采集中获得了营养。当然,林奈、布丰和洪堡的思想和贡献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站在了十七世纪的巨人肩膀上。在布丰和洪堡几位大师之后,十九世纪初随着物理学的衰退,更伟大的博物学家们(如达尔文和拉马克)进一步摆脱了“神创”和“自然之恶”等理论的思想,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环境适应”上来,解析动植物和生命系统,并最终形成了今天关注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

生态适应和生态系统观,无疑是当今最有意思的理论之一。个人感觉它有点像和稀泥一样,把看似不合理的现象,看似愚蠢的事情,解释成“人与自然”作用的结果,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存在。对生态系统或生态适应观的深入思考和剖析是必须的,这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进步观、达尔文理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大有裨益的。于社会进步而言,人类社会是否会因为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和谐而美好?社会进步观点坚信是的,但生态适应观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于达尔文理论而言,生物进化是否具有方向性?传统的竞争、适者生存和物种协同进化观念,似乎越来越多受到“中性理论”的挑战,特别是群落分布的中性理论就认为,热带雨林的物种分布完全是随机的过程;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环境的变化需要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制度变化才能达到彼此间的契合?我想在当今人类世(Anthropocene)地球历史大背景下,在生态学过于分散和影响力衰弱的情形之下,进一步思考“博物”、“生态适应”和“生态适应”所能在社会思潮和改革中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之,博物不仅仅是多认识几种动植物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曾经对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今的生态学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博物学的延伸,可惜由于现在的学科过渡细化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那种辉煌。当今之中国虽然也有倡导博物的思潮,但只是生态保护或教育层面,赢得一丝好感和支持,但终由于脱离了动植物研究的领域,终难引发更多学者的参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领域,今后肯定还会有新的变革性思想产生。我觉得现在基于“生态系统研究”的出的“生态适应”是一个很糟糕的理论,它松散、折中、随机的自然理论,给社会传达了一种懒惰合情、极端合适和小富即安的幸福经济学理论。“无论怎样,合适就好”,这种理论肯定会毒害了社会,也必定难当大任,不能支撑未来全球化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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