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伤寒论》，那天拿到儿子的课本一看已经改名为《伤寒学》，不禁慨然感悟到中医学的与时俱进。

    为什么称《伤寒学》？教材列举了四大依据：（1）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领域，独特的研究内容，比如像《红楼梦学》；（2）较长的历史渊源与学术发展史；（3）具有一定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文献，形成了学术流派；（4）在较大的研究领域内具有重要的研究地位。大致一看，果然道理十足，但是仔细一想，这是否就是进步呢？

    东汉的那一个寒冷时期，加之战乱频繁，导致传染病流行民不聊生，人们很自然地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寒邪”。肯定地说，在那样的年代里“寒冷”确实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张仲景的贡献是在“寒邪致病”的基础上经历了一门“传染病学”，或称之为“外感病学”，从而为中医的临床医学体系开创了先河。

    张仲景及其《伤寒论》的传播得益于王叔和、孙思邈等的编纂和推崇。此后，成无己用《内经》诸说以注释，韩祗和从脉证分辨，朱肱比较证候，许叔微体验方证，庞安常力护阳气，郭雍集世说以补亡。明代以后，伤寒学派遂分为三：方有执、喻嘉言、程郊倩等为“错简重订派”；张卿子、张志聪、陈念祖等“维护旧论派”；柯韵伯、徐大椿从方证立论，尤在泾、钱虚白从治法立论，陈念祖、鲍兴言从六经立论，汪琥从经络立论，共为“辨证论治派”。

    回顾这样一个学术发展的脉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不知不觉地，后世医家逐渐异化了研究对象，张仲景研究的是外感病（传染病），我们研究的却是《伤寒论》。的确，“伤寒学”是兴旺发达地掀起了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有关《伤寒论》的研究著作3000册以上，1950年以来的论文17000篇以上，而且这些论文、专著绝大多数产生于现代），“中医传染病学”倒是急流勇退地冷到了冰点（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前，除病毒性肝炎等少数几个病种外，中医已经退出了绝大多数传染病治疗，在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和综合医院的传染科的中医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已经沦为西医西药工作者，即使得到非常重视的今天其发展势头也不容乐观）。当把一门临床医学异化为文献学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当我们的大学老师把《伤寒学》讲得天花乱坠、津津有味的时候，他是否还得考虑我们的毕业生能否进入传染病临床，用中医药的知识面对患者的病情？

    也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