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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史》札记:中医体制化及抗疫实践(3)

已有 629 次阅读 2021-1-6 18:04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三)时代的悲歌

1. 研究会:从创建到改组

1919年到1929年,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后 10 年内,由于政策支持、资金充裕、各项工作运作良好,得到快速发展。经过十余年“保境安民”的阎锡山,1928 年加入到蒋介石的北伐中,政治上对南京政府表现出逢迎态度。尤其是1927 年,研究会理事和《医学杂志》编辑主任杨百城去世;从19281929年间,名誉理事长赵戴文、理事长杨兆泰先后赴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负责人的空缺使研究会各项工作受到巨大影响,以至于《医学杂志》在1930-1931年间无法定期出版。而且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下野,中医改进研究会处于停顿状态。

直到 1932 1月,以绥靖主任身份复出后的阎锡山,由于江苏中医名家时逸人“所送改进中医计画(计划),大体与余(阎锡山)往年主张多所吻合”,“甚得窍要”后,时逸人才“奉阎会长令”,将研究会“暂行停办”,进行改组。2个月后,“改组就绪”,时逸人以常务理事兼《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的身份,全面负责研究会具体事务。这次改组,是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组织机构的变革,研究会宗旨、人员、机构都发生较大转变。改组后,阎锡山仍然任会长,但不再设理事长,理事的人数大量缩编。时逸人任常务理事,全面负责研究会和杂志日常事务[时逸人. 谈本会改组以后. 医学杂志,1932,(64):1]。此时,研究会承担的医学教育、医院诊疗等其他任务以及脱钩,只剩下杂志编辑出版、学术交流等工作。

不过,随着理事会的精简,时逸人在刊物编辑上拥有了较上届编辑理事更多的自主权,其“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也在随后的刊物发文中明显体现,杂志发展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医学杂志》的风格、内容、方向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2. 医学校:从中医到西医

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是研究会创办的两所中医学校[刘洋,张培富. 近代医学教育的“名”与“分”——兼论山西医学院校的变迁.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3):127-131]

1919 9 月,中医改进研究会于首先创办了山西医学传习所,省政府每年拨款 13000 元作为办学经费,时任山西政务厅长杨兆泰兼所长。校舍占地 48750 平米,143 间房舍。山西医学传习所的培养目标是“专以改良中医及学习西医浅近应用学术,俾将分配各县区就近疗治人民疾病”,暂时回避了毕业后的执业问题。要求学生“以于中医素有研究,文理明白,年在40岁以下者为合格”,由各县按照名额选送,选送县公费交纳学杂费、饭费,甚至还发给来校旅费。

传习所初期的培养对象主要是是业医,按照原来设想,山西每县约选送5人, 1期可有 500人,1年半毕业。30 年间可举办20期,培养约1万人,这样每千人平均1 位医生,与“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的发达国家标准逐渐接近。但实际上,当时山西原有中医人数有限,从第四期开始,由于“恐所送学生医理程度太低”,就延长“教授及实习时间满足二十个月,方准毕业”。到 1926 12 月第六期学生毕业为止,前后13个班,共培养 700 余人,已将山西境内有“医理基础”中医“可造之才”网罗殆尽。于 1927 4 月开始改招“中医专修科”1个班。

1921 8 月,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山西医学专门学校。该校旨在培养“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术,俾能成一有统系之科学”的中医专门人才,与之前医学传习所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教育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报名条件是“有中等学校入学程度”,年龄在 16-25岁之间,天资聪颖、性情慈和,具有“发明中国医学之宏愿,济界活人之热心,以医为终身营业之志愿”。报名入学者,需要参加国文和理化的招生考试。学校学制 4 年,校长由杨兆泰兼任。学生录取后,除了免缴学费,连“课本等费用”也不用承担。

1928 8 月,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根据南京政府立法院新的《大学规程》、《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改称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杨兆泰仍兼任校长,但由于 1929 年杨兆泰到南京任内政部长,由王鸿遇接任校长。

1929 2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后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会议提出 4 项针对中医的议案,其中的“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将中医称为“旧医”,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办法,包括限期“旧医”于1930年底前登记注册,并进行西医学习训练后方可执业;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和发给死亡诊断书;不准登报介绍和成立“旧医”学校;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等。会议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要求中医限期于1930年底前进行登记;同时,“禁止旧医学校”等,史称“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医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9 4 月,教育部即发布第八号公告说:“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为传习所,以符名实。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禁止中医称“学校”,则根本就不属于教育事务,从此与教育部无关了。中医界立即再起而抗议,但教育部不予理会,当年连续发出部令,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适值此时卫生部也发布命令禁止中医医院称“医院”,只能称为“医室”。这些限制,迫使全国中医界在 12 月再一次组织请愿团,一年之内二次进京。

面对请愿,教(育)、卫(生)两部仍呈文行政院说:“中医高谈玄理,或矜经验。设立学校向未以科学为根据。又所有训练方法以及成绩均未有系统,此实无可讳言。”行政院也准许了两部的做法。1930323日,教育部发布第 351 号训令,名称上稍作改变,令各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学社”同样是属于学术团体性质,不属于教育机构。

虽然山西医学专科学校的“名”与法令吻合,但“西医为主,兼授中医”之“实”,同样遭遇了教育部的否定。于是,当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再次向教育部申请备案时,当局以不承认中医为由再次予以拒绝,从而引发了学潮。山西省官员忙于处理学潮,19319月,山西省教育厅下令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解散。

不过,1929 年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第七条规定:“私立学校之名称应明确标示学校之种类,并冠以‘私立’二字。”1930 年教育部第8号训令要求:“凡已经设立之私立学校,无论曾否报经前北京教育部核准有案,均应遵照《私立学校规程》,重行立案。”其本意是要求已经北洋政府核准的私立学校,重新向南京政府备案,加强管理。阎锡山根据这一情况,于1932年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改名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川至”系“阎伯川恩泽所至”之意)。

同时组建了校董事会,并“拟具《简章》、《大纲》及各种表册”,学校“遵照《私立学校校董条例》、《专科学校条例》、《专科学校规程》及《大学组织法》”,设置医学和药学两个专业,课程设置为“纯授西医”,学制改为五年。学校逐一整改后于 1933 9 19 日以第 9648 号文获得教育部批准立案。经呈文教育部,立案前的原医学专科学校一班、二班、三班毕业生,被追认了毕业资格。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图7-12),由阎锡山出任学校董事长,留日归国西医博士靳瑞萱担任为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在医学专业增加了花柳病学和耳鼻喉科学课程。由于附设医院中医诊疗的需要,保留了5名中医医士在学校兼任中医教员。但由于学校实行了西医学制,基本已经无中医课可上,连中医名家陈观光也主要从事教务工作了。同时,改造后的附设医院外科手术室却是规模初具,由中医院改变成为一所典型的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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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主楼(刘洋2016年摄)

改为纯授西医的川至医学专科学校,阎锡山也是无可奈何,在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他仍对改进中医念念不忘:“中医确有改进的必要和价值,至于改进方法,富效各国学者,采取中医研究西医的方法,来把西医作我们改进中医的参考资料。”希望通过学习西医,来把西医作为改进中医的参考。但时易境迁,此时对照标准改组后的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已经完全是一所西医院校了,并和中医改进研究会脱离了隶属关系。

从“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术,俾能成一有统系之科学”为目标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到“完全西医,参照医学专门学校章程办理”的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教育的改弦易辙,除了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在卫生政策上向南京政府妥协外,也与发现中西医兼授的教育模式存在巨大缺陷有关。周雪樵早就指出,中西医兼授的办学“若夫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而中医又不可废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周雪樵. 论宜编辑医书. 医学报,1906,(54):14-17]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毕业时,“询其志向,则趋重西医者十之七八”,只有20%~30%的“少数人志在发明中医”。这就使学生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回国后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的办学初衷落空。

校长杨兆泰分析认为:“在西医方面言之,本无借助中医之必要”,西医可以独立存在,他们学习中医无关生存,只是为了使其学术更臻佳境;而中医却非得借助西医,方能进一步提高理论与技术水平。对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与其不中不西,徒袭皮毛,如何专精西学之为愈乎?”所以,在一些毕业生看来,学习西医显然更加容易简便,纷纷转向西医。大批中医学生毕业后改行西医,学校招生的“名”与培养的“实”截然相反,自然要考虑改变办学的“名”。

(四)留给后人的学术难题

研究会创建之初提出,改进中医,使之成为一“有统系”的学术是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最终目标。对此,阎锡山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细化:第一,是诊疗的标准化。“遇病必求实验,求出一定之原理,一定之公式。不能互相参差,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第二,要开展公共卫生。“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第三,要使用现代的医疗器械。“西医实极精妙,宜多采用。除之法中药有秘传秘制,可以并行不悖外,余均取长舍短,急戒故步自封。至于器械亦然。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其余种种,本此类推。”第四,要分科研究。因为“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而每科尤须有统系、有定理。”第五,要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治愈一病,将其法语人,以资研究,固不待论。即医死一人,亦宜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故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 医学杂志,19211):1821]综上所述,从中医改进研究的原则、重点、方法都提出了要求。相应地,“研究会”建立了“时疫(传染病)”报告制度,到日本购置了医疗设备,完善了分科分层研究方法,开展了每星期的例会演讲。

1932年,阎锡山又根据中医与西医的差距,针对性地提出中医需要加强的四个方面:一是诊疗方法落后,“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中医则一仍其旧,以致视服药为畏途,以致视割治为畏途”;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薄弱,“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三是护理观察的缺失,“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四是教育和科研的缺乏,“中医历来纯重书本,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以致人只一长,世之三尺”[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研究会”成立社团、建立“附设医院”和“附设医校”、开展中医临床实践和教育、培养看护(护士)和医徒(护工)、改进中药制剂、参与卫生防疫就是在这种系统规划思想下进行的。这些工作恰恰与科学建制化的要求相吻合,使研究会的中医改进工作真正走在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轨道上。

当然,这些认识并非阎锡山个人所见,应该是杨百城、赵意空等中医人的集体思考,也是让阎锡山创建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最大动力。但18年的努力实践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甚至直到今天,当代的中医人仍然为其学术弊端授人以柄。曾几何时,与之类似的“客观化”、“规范化”的“中医现代化”也渐行渐远,老一辈的思考仍然警示后人:

名誉理事陈公泽认为,中医“研究者太繁杂,人矜一说,极其流弊”。[陈匋厂先生致本会书. 医学杂志,1921 12 月,第 4 ]另外,自《四库全书》之后百余年间,中医“著作如林”,无人备录审定,“坐令各自纷纭”。他详细指出了中医学术“无统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千百年来,医术杂出,......学无统系,使学者未能循序以进。求之于书,则汗牛充栋,各说纷纭。用凉用热,莫衷于是。智者或可择善而从,钝者未免泥古不化矣。教者仅就所知者授之,学者亦仅就其所师者宗之,成讹制谬,各秉师承。一病求两医,则两说互诋;拟十方,则十方互异也。缘其所学,既有不同,治法亦岂能一辙。”[陈匋厂先生致本会第二书. 医学杂志,1922 4 月第 6 ]在他看来,“学系”是学者的“轨道”。学系统一以后,中医学者改进中医则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高思潜说,“西医重实验,实验则言人人同;中医重虚说,虚说则言人人异”[《高思潜先生致本会书》,《医学杂志》,1923 10 月第 15]。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些人开始注意到集体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自“秦汉以后,有杰出之个人,无合力之研究,学术遂以不振”[徐相宸先生致本会书. 医学杂志,1921 8 月,第 2 ]。当时,中医改进研究会对于中医弊端的认识,对于改进中医的主张得到各地中医名家的响应。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仍然是如此震耳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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