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铺开：新中国气象

现代公共卫生在中国真正地成长与壮大，是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应对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黄建始教授在《公共卫生简史》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归纳如下：

（一）起步之初

1949 年，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经济凋敝，文化荒芜，疾病流行，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连年战祸之后，全国卫生状况极差，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 1400万，死亡率在30‰，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全国人口平均寿命35岁。结核病患病率高达 4%左右，死亡率高达 250/10万，居人口十大死因之首。一些大城市的梅毒患病率达4.5%到10. 1%，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患病率高达 21.7%到48%。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病的发病人数达数千万，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等在各地时有流行，民众健康笼罩在“瘟神”威胁之中。如何控制疾病，保障广大群众健康，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是政府首要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如果以治疗为主是可以在病人身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必须大办医院，必须增加医护人员。

这在当时不仅经济力量不允许，也没有那么多的医护人员（1949 年前60年全国医学院校共培养出约2万名西医，300 名牙医，2000 名药剂师。1949年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0.5万人，包括48万中医药人员。全国总人口5亿4千万人，每万人9个医护人员。其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只有38 875人，每万人不到一个高级卫生技术人员（0.7人）。新培训医护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远水不解近渴。

当时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1）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2）严重威胁母婴生命的疾病；（3）突然发生的严重威胁我国国力和战斗力的敌人细菌战。

（二）确立方针

1950年 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2 年12 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将反对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纳入，最根本的经验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至此，对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正式确立，这就是：（1）面向工农兵；（2）预防为主；（3）团结中西医；（4）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 1933 年就提出“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对于疾病着重预防”，“预防在先”，“预防第一”等指导方针也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在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过，结果减少了发病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新中国政府：（1）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2）以预防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为重点，建立了全国卫生防疫体系；（3）以推广新法接生为切入点，建立了妇幼卫生保健体系；（4）应对细菌战，在全国城乡发动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随后演变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三）建立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李德全为第一任部长。卫生部公共卫生局负责全国卫生防疫工作，当时的重点是预防和控制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为此，政府根据疫病流行情况组建了各种防疫队。1950年全国有88个卫生防疫队，队员1，100人。另有鼠疫防疫队12个，队员1，400人。还有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 1，600人。此外，各地还有中西医参加的地方防疫队。

1949 年，东北原中长铁路管理局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之后，东北先后建立了东北卫生防疫总站和部分省市的卫生防疫站。到1952年底，全国有卫生防疫站 147个，卫生防疫人员 20，504人。1953年，经政务院167次会议批准，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省、市、区、县卫生防疫站。1954 年，卫生部颁发《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明确其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1964 年，卫生部颁布《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到 1965 年底，全国 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所属地、市、县建立了 2 499 个卫生防疫站，专业防治机构 822个，卫生防疫专职人员 77，179 人。同时，铁路系统和大型产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指示，遍布城乡的各级医疗机构，也把预防疾病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县以上医院建立预防保健科，公社卫生院建立卫生防疫组。随着预防工作的需要，国家和省、市还建立了卫生防疫的各种专门机构如流行病学研究所， 寄生虫病研究所，结核病防治研究中心，劳动卫生、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所等。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专业疾病防治机构、卫生检疫机构、卫生防疫科研教育机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药品研究生产机构，以及城乡各级医疗机构中的预防保健科室，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卫生防疫体系，为成功解决中国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传染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打下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运动推进

1952 年，美国军队连续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苍蝇、蜘蛛、蚂蚁、臭虫、跳蚤、蜻蜓、蝗虫等带菌昆虫30多种和老鼠、青蛙、猪肉、烂鱼等媒介物。投掷面积遍布我国东三省34个县、市。投掷物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回归热等多种病原体。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

1952 年3月24日，成立了以政府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国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具体内容为：（1）遇有敌机投下昆虫异物马上报告当地防疫机关立即灭杀；（2）强制性预防注射；（3）消灭蝇、蚊、蚤、鼠和其他媒介动物；（4）保护水源；（5）保持室内外和厕所的清洁；（6）小贩和食品店出售食品必须加玻璃罩；（7）不食生、冷食品；（8）隔离传染病人；（9）当地深埋死于传染病的尸体，不准他运；（10）严格消毒或销毁传染病患者排泄物和死者遗物；（11）严防坏人在地面上放昆虫和毒药；（12）普及卫生防疫知识。

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每个连队都订了防疫卫生公约，创造了数十种灭虫和消毒方法，卫生防疫知识普及到每个战士。北京市90％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清除垃圾、堵塞老鼠洞、疏通阴沟、清理雨水坑等活动。许多过去杂草丛生、臭水横溢、蚊蝇麇集的贫民区都在这场运动中旧貌换新颜。北京城南的龙须沟是一个例子，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普及了卫生知识，改变了许多不卫生的习惯，有效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基本内容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通过政府主导，依靠科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卫生工作的认识，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消灭病媒虫害，改善卫生条件，创造健康的环境。这是结合中国国情迅速改变卫生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与西方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与实践殊途同归。

1952年12月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直接由各级政府领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

从1955 年到 1965 年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配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实施，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作为我国群众性最广泛的一个运动，它触及到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七，八岁小学生的全国所有人民。它通过广大群众的积极实践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技术、好办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如北京市推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责任制，治理“脏、乱、差”。四川绵阳地区建造“三联通式沼气池”，消灭苍蝇和一些病虫卵。从“除四害”到“两管五改”（指管理粪便垃圾，管理饮用水源和改良厕所、畜圈（包括禽窝）、水井、环境和炉灶），从整修街道到绿化美化环境，从改造农村旧住宅到建设新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始终以预防医学为指导，以改善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环境致病因素为目的。

自此，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和健全，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性病、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显著地减低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令全世界同道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