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卫生在中国真正地成长与壮大，是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是在应对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1949 年，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经济凋敝，文化荒芜，疾病流行，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连年战祸之后，全国卫生状况极差，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 1400万，死亡率在30‰，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全国人口平均寿命35岁。解放初期，结核病患病率高达 4%左右，死亡率高达 250/10万，居人口十大死因之首。一些大城市的梅毒患病率达4. 5%到10. 1%，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患病率高。达 21.7%到48%。 解放全国和巩固政权急需大批健康的军民。当时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1）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2）严重威胁母婴生命的疾病；（3）突然发生的严重威胁我国国力和战斗力的敌人细菌战。（黄树则，林士笑，1986；黄永昌，1994）

应对中国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政府（1）继承传统，结合经验，分析国情，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2）以预防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为重点，建立了全国卫生防疫体系；（3）以推广新法接生为切入点，建立了妇幼卫生保健体系；（4）应对细菌战，在全国城乡发动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 容的防疫卫生运动，随后演变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体系。（黄树则，林士笑，1986；涂通今，张立平，1991；朱光，1990；粟秀真，1990；姚家祥，1991，戴志澄，2003）

确立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0 年确立“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是出于保障公众健康的目的，结合传统和经验，实事求是地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来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典范。在当时，解决了紧迫的公共卫生现实问题；在以后， 显示了“预防为主”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巨大威力。在占当时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大国首次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认真实践，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公共卫生成就，这在世界现代公共卫生史上是一个创举。预防为主的思想和实践应该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文明和现代公共卫生的一大贡献。

当时的中国，战乱刚结束，百业待兴，传染性和地方性疾病广泛流行。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病的发病人数达数千万，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等在各地时有流行。广大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笼罩在“瘟神”威胁的阴影之中。如何控制疾病，保障广大群众健康，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如果以治疗为主是可以在病人身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必须大办医院，必须增加医护人员。这在当时不仅经济力量不允许，也没有那么多的医护人员（1949 年前60年全国医学院校共培养出约2万名西医，300 名牙医，2000 名药剂师。1949年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 50万 5千人，同年全国总人口5亿4千万人，每万人九个医护人员。其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只有38 875人，每万人不到一个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0.7人）。 新培训医护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指导方针才能解决这么大规模人群的公共卫生问题。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很早就十分重视预防疾病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经验（毛泽东在 1933 年就提出“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对于疾病着重预防”，“预防在先”，“预防第一”等指导方针也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在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预防疾病的实践减少了发病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 的卫生指导方针。 以预防为主为核心，1950年 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2 年 12 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将反对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最根本的经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至此，对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正式确立，这就是：1. 面向工农兵，2.预防为主，3. 团结中西医，4.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建立全国卫生防疫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李德全为第一任部长。卫生部公共卫生局负责全国卫生防疫工作。当时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是预防和控制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预防为主，在预防领域，又以防止疫病流行为主”。为此，政府总结东北解放区组建防疫大队防治鼠疫，霍乱等的成功经验，根据疫病流行情况组建了各种防疫队。1950年全国有88个卫生防疫队，队员1，100人。另有鼠疫防疫队12个，队员1，400人。还有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 1，600人。 此外，各地还有中西医参加的地方防疫队。

1949 年，东北原中长铁路管理局参照苏联的经验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之后，东北先后建立了东北卫生防疫总站和部分省市的卫生防疫站。到 1952年底，全国有卫生防疫站 147个，卫生防疫人员 20，504人。1953年，经政务院167次会议批准，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省，市，区，县卫生防疫站。1954 年，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明确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1964 年，卫生部颁布《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到 1965 年底，全国 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所属地，市，县建立了 2 499 个卫生防疫站，专业防治机构 822个，卫生防疫专职人员 77， 179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63 879 人。同时，铁路系统和大型产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指示，遍布城乡的各级医疗机构，也把预防疾病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县以上医院建立预防保健科，公社卫生院建立卫生防疫组。随着预防工作的需要，国家和省、市还建立了卫生防疫的各种专门机构如流行病学研究所， 寄生虫病研究所，结核病防治研究中心，劳动卫生，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所等。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专业疾病防治机构，卫生检疫机构，卫生防疫科研教育机构，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药品研究生产机构，以及城乡各级医疗机构中的预防保健科室，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卫生防疫体系，为成功解决中国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传染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建立妇幼卫生保健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拟定的《共同纲领》 第四十八条中规定：“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当时中央卫生部由妇幼卫生局负 责妇幼卫生保健工作。1949年，自中央卫生部到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妇幼卫生工作队。卫生部妇幼卫生局下设城市和农村两个大队。妇幼卫生工作队由妇产科，儿科和公共卫生医师，助产士，护士，药剂员，统计员和妇幼保健员等组成，约30人左右。妇幼卫生工作队深入厂矿和缺医少药的农村，推广新法接生，新法育儿，查治梅毒，推广儿童预防注射和扑灭某种儿童传染病的爆发，不但解决了许多重要而紧迫的妇幼公共卫生问题， 还为我国的妇幼卫生保健体系培养了一批行政和业务技术骨干。

1950 年 8 月，全国第一次妇幼卫生座谈会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危害母子最大的，在受孕，生产，产后和儿童期发生的疾病。当时生孩子被认为是肮脏见不得人的事情，在不少地方临产的孕妇甚至被赶到牛，羊圈里去分娩，或者在屋里但不许在床上分娩。接生的人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旧“接生婆”。她们断脐带时用的是生锈的剪刀，破碗瓷片等，手也不洗。据统计，当时每年约有20多万妇女和 100多万新生儿死于旧式接生法。因此，当时妇幼卫生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旧式接生，推行新法接生，以减少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普及新法接生的措施是：尽量团结改造旧产婆，大量培训新法接生员。这样做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1954 年北京市区产妇死亡率从百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七，基本上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1958 年，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了农村产院，对普及新法接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推广新法接生之外，政府还大力发展妇幼卫生保健机构。1950年卫生部创办了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1958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设立儿科研究所。县级妇幼保健专业机构从无到有，1957 年全国城乡工矿企业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到4，599 所，承担了占当时总人口 80％以上农村妇女儿童的保健任务。

以县，市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1950 年代城乡建立了三级妇幼保健网。在城市，1953 年前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即开始建立三级城市妇幼保健网。以天津为例，第一级是市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5个市级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对二、三级业务技术进行指导和支持。第二级为区妇幼保健站和区级医院，负责对三级进行全面业务指导。第三级为地段预防保健站，联合妇幼保健站和红十字会保健站，负责产前检查，接生，产后访视和预防注射等妇幼保健工作。在农村，县妇幼保健院，所，站，县医院有关科室为一级，是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的技术指导中心。乡卫生院防保科或妇保科为二级，是承上启下，为基层一线人员提供具体妇幼保健技术指导的关键一环。村合作医疗站或个人办的接生站，乡村医生，卫生员，接生员为三级，是群众性妇幼保健工作的主力军。他们生活在群众中间， 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直接提供包括产前检查，新法接生，产后访视，新生儿保健，散居和集体儿童的保健和预防注射在内的各种妇幼保健服务。

建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体系：1952 年，美国军队连续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苍蝇、 蜘蛛、蚂蚁、臭虫、 跳蚤、 蜻蜓、 蝗虫等带菌昆虫 30 多 种和老鼠、青蛙、猪肉、烂鱼等媒介物。投掷面积遍布我国东北三省 34 个县、 市。投掷物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回归热等多种病原体。敌人企图用这种方法造成朝鲜和我国瘟疫流行，损害军民健康， 削弱中朝两国的战斗力。

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国家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1952 年3月24日成立了以政府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国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的卫生运动。具体内容为：（1）遇有敌机投下昆虫异物马上报告当地防疫机关立即灭杀；（2）强制性预防注射；（3）消灭蝇、蚊、蚤、鼠和其他媒介动物；（4）保护水源；（5）保持室内外和厕所的清洁；（6）小贩和食品店出售食品必须加玻璃罩；（7）不食生、冷食品；（8）隔离传染病人；（9）当地深埋死于传染病的尸体，不准他运；（10）严格消毒或销毁传染病患者排泄物和死者遗物；（11） 严防坏人在地面上放昆虫和毒药；（12）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反细菌战，保家卫国，所以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每个连队都订了防疫卫生公约，创造了数十种灭虫和消毒方法，卫生防疫知识普及到每个战士。北京市90％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清除垃圾、堵塞老鼠洞、疏通阴沟、清理雨水坑等活动。许多过去杂草丛生、臭水横溢、蚊蝇麇集的贫民区都在这场运动中旧貌换新颜。北京城南的龙须沟就是一个例子。农村的爱国卫生运动普及了卫生知识，改变了许多不卫生的习惯。由于这场促进个人和环境卫生的运动对每个人都有益处，所以获得全国人民的真心支持和积极参与，有效的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基本内容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在于继承发扬了 我国“治未病”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卫生运动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公共卫生，在人口众多，经济贫困，卫生落后，缺医少药的大国，通过政府主导，依靠科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卫生工作的认识，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消灭病媒虫害，改善卫生条件，创造健康的环境。这是结合中国国情迅速改变卫生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与西方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与实践殊途同归。

1952 年 12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 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 简称“爱卫会”），直接由各级政府领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爱卫会的成立是现代公共卫生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我国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 爱卫会坚持群众性，创造性，科学性，在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5 年到 1965 年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配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的实施， 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作为我国群众性最广泛的一个运动，它触及到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七，八岁小学生的全国所有人民。它通过广大群众的积极实践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技术， 好办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如北京市推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责任制，治理“脏、乱、差”。四川绵阳地区建造“三联通式沼气池”消灭苍蝇和一些病虫卵。爱国卫生运动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以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为主要使命。爱国卫生运动的进程就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群众的过程，就是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健康环境的过程。从“除四害”到“两管五改”，从整修街道到绿化美化环境，从改造农村旧住宅到建设新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始终以预防医学为指导，以改善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环境致病因素为目的。

综上所述，1949－1952 年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初创时期，确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建立了卫生防疫，妇幼卫生保健和爱委会三大体系，奠定了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黄树则，林士笑，1986； 涂通今，张立平，1991；朱光，1990；粟秀真，1990；姚家祥，1991，戴志澄，2003）

1953 年到 1965年，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和健全，开始进入大发展阶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性病、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显著地减低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令全世界同道刮目相看。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1966 到 1976 年公共卫生体系受到严重的破环。当时卫生防疫机构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产物，遭到取消，合并和人员下放，改行，工作全面停顿的命运。因此，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开始卷土重来。1966年到 1967 年因红卫兵大串联引发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发病累计达300万以上。然而，尽管体系遭到破环，在关键时刻卫生防疫人员还能发挥重要作用。1975 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特大水灾时的卫生防疫工作和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的卫生防疫工作都做到了专业人员和措施及时到位，保证了大灾之后无大疫。（戴志澄，2003）

“两管五改” 是指管理粪便垃圾， 管理饮用 水源和改良厕所， 畜圈（ 包括禽窝）， 水井， 环境和炉灶。（黄树则，林士笑，1986）

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公共卫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出现了 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二是偏离。两个倾向相互作用的效果是在2003 年以前中国的公共卫生并没有恢复到 1966年以前的水平。

恢复：1978 年－2003 年公共卫生体系开始全面恢复和改革发展。1978 年， 卫生部在 1955 年《传染病管理办法》 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 1979 年颁布了《全国防疫站工作条例》。 以这两个条例为核心的一系列 政府条例的制定， 推动了卫生防疫系 统的恢复和发展。 1980 年，国家编制委员 会和卫生部颁发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编制的规定》。 我国防疫站是按国家行政区划和产业系统设置的，是国家卫生事业单位。卫生防疫站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人群，内部按专业设置四个基本科室：卫生科，包括环境卫生，劳动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卫生专业；防疫科，包括急性传染病， 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和消毒、杀虫、灭鼠等专业； 检验科，包括微生物检验及卫生、 理化、 毒理检验等专业；卫生宣传科， 包括文字、 形象宣传、 电化教育培训等。 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内 容一般包括以下十四项：（1）控制急、慢性传染病；（2）计划免疫；（3）控制寄生虫病；（4）控制地方病；（5）消毒、杀虫、灭鼠，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上述五项工作的卫生监督；（6）劳动卫生；（7）环境卫生；（8）食品卫生；（9）放射卫生；（10）卫生宣传教育；（11）科研和培训；（12）参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调查和防治；（13）对爱国卫生运动协助指导；（14）疾病和死亡的监测和登记。（黄永昌，1994；戴志澄，2003）

各地防疫站加强技术和服务管理， 培训应用 型高级人才， 完善计划免疫的冷链系统， 普及儿童免疫计划， 1994 年我国报告最后 1 例本土脊髓灰脊炎病例。 同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丝虫病。 1998 年宣布基本消灭麻风病。 此外，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还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 1985 年山东等地的出血热和海南的登革热爆发， 1988 年的上海甲肝和新疆的非甲非乙肝炎大流行。 1991 年， 1994年和 1998 年卫生防疫人员 面对全国性的大水灾， 全力以赴， 沉着应战， 取得了 大灾之后无大疫的辉煌成绩。 （ 梁晓锋， 2003）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30 通过， 标志着中国公共卫生从几十年的行政管理步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1987 年 11 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从此有了 自己的学术团体。 （ 中华预防医学会，2007）

1982年，为提高全国卫生防疫的水平，卫生部将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的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环境卫生监测站，食品卫生检验所和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等 7 单位划出组建中国预防医学中心。1985 年改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又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现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省，市，县也在防疫站的基础上纷纷组建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2008）。

偏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在改革和发展总体思路上出现误区， 迷信经济增长，导致政府没有完全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卫生责任；迷信市场，导致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但违反公平原则，而且效率低下。忽视公共卫生，重医疗，轻预防，导致卫生防疫部门长期地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不但无法添置设备，有的机构连给职工发工资都有困难。很多地方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了控制开支，尽量减少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调查和控制工作，更谈不上组织人员培训和演练。一方面，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由于工资和生活待遇低而改行；另一方面，许多没有接受过公共卫生专业训练的人员为了“铁饭碗”大量涌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由于政府管理公共卫生的职责不明确，基层公共卫生网络不健全， 预防医学的技术力量薄弱，医疗系统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长期分离，在SARS爆发时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带来的社会危机。通过我国处理SARS危机的过程和事实可以看出，由于我们多年沿袭下来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没有与时俱进，加上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严重缺陷，在2003年3、4月间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危机。关于病原体的争论，协调机制的缺乏，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的不完善，使我们在SARS第一轮遭遇战中坐失良机，十分被动。SARS危机像一面镜子，凸显了改革以来忽视公共卫生建设的大量问题，反映了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脆弱无力和低效。（王绍光，2003；黄建始，2003；曾光，2006）

2003 年突然发生的 SARS 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公共卫生，对公共卫生认识开始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努力构建 21世纪的新公共卫生体系。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通过。国务院还颁发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央和地方财政在2003 年后投入数百亿资金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 同时加大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员 的培训力度，在能力建设上下功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2007 年，我国各级基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有3，585 个，全职人员共近 20 万人（卫生部，2008）。

可以说，以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为核心的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已基本转型成为以疾病预防和控制为核心的，提供现代政府大多数公共卫生职能（除卫生监督功能）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同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意见》，成立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并着手在全国建立卫生监督体系。到 2006 年底，全国 31 个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已经建立，市、县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正在进行，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监督机构体系基本已经形成。 （赵同刚等， 2008）

2004 年1月，中国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以传染病病例个案报告为基础的医疗机构网络直报工作，使我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王陇德，2006）

为了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管理，2004 年卫生部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处理协调组织工作，从体制上解决了过去卫生防疫体系中缺乏一个应急指挥机构的问题。目前，全国各地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成立了应急处置部门。一个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处理，部门协调的突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管理网络已经形成。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联手作战，近年来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 2004 年以来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005年的四川资阳内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爆发，2006年由餐厅出售不熟福寿螺引发的北京群体广州管圆线虫病爆发事件等。 （ 王陇德，2008）在波涛汹涌的2008年，公共卫生为中华现代化巨轮保驾护航又立新功：从 07年底08年初的南方冰雪灾难， 春寒乍暖之际的手足口病流行，到5. 12四川汶川大地震；从举世瞩目的 08北京奥运会，史无前例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到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对民生的负面影响，公共卫生在迎接挑战， 消除隐患，保障国民健康中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公共卫生所做的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黄建始，2009）

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由于历史的原因，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西方，公共卫生体系是欧美各国政府在工业化， 殖民化的进程中为海外扩张的需要和应对工业革命的副作用而构建的；在中国， 公共卫生体系是中国政府在建设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为保障军民健康，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应对细菌战而构建的。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既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老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卫生防病，增加战斗力工作的经验，又吸取了旧中国伍连德等公共卫生先驱积累的政府主导，科学防疫的经验，还学习了前苏联的卫生防疫专业化的经验。早期虽然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学苏联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受前苏联卫生卫生防疫服务体系的影响，公共卫生在我国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界至今仍被相当多的专业人员狭义地认为仅仅是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和放射卫生的统称（又成为“五大卫生”）（黄树则，林士笑，1986）。而公共卫生的主要内容之一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则被认为属于与上述狭义的公共卫生（或五大卫生）并列的“卫生防疫”工作。本文讨论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了卫生防疫体系，妇幼卫生保健体系，爱国卫生委员会体系，五大卫生体系以及21世纪建立的卫生监督体系和卫生应急体系等。关于现代公共卫生的定义，已在第一章里有详细的讨论。

在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一直交叉互用的名词，如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等。要真正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是不应该互用的（请参看第一章第一节“公共卫生的定义和宗旨”）。据拉斯特公共卫生辞典，公共卫生是“一种旨在促进，保护和改善，以及需要的时候，恢复个人，特殊群体和整个人群健康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据本书第一章，“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 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 然和社会环境， 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提升公众健康素质，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预防医学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分支，旨在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早残。促进健康的活动可以发生在个体水平，社区水平和整个人群水平。预防医学专业医师需要具有应用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行政管理学包括计划，组织，管理，筹资和项目评价和环境卫生学的能力；并能理解和应用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和行为因素，食品和营养，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临床医学中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措施的知识。（ Last，2007）

从1949 年至今，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从建立，健全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赤贫基础之上，在各种资源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控制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显著地降低了孕妇和婴儿死亡率，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网，结合防治工作需要开展的预防医学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预防医学教育为公共卫生体系输送了大量新鲜的血液，以上公共卫生成就加上医学科学的进展等因素，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使得中国人民的人均期望寿命从1949 年的35岁提高到2006年的73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公共卫生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优越性。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如果方向对头，科学循证，可以充分地发挥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限的物质资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利用。（涂通今，张立平，1991；王绍光，2003；WHO，2008）。

新中国公共卫生科学技术研究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起步，五十多年来，在病因，疾病流行规律，疫苗和药物，卫生监测和卫生标准等方面的成绩举世瞩目，主要有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中华按蚊传播马来丝虫病的研究，低血钾软病的发现，硒预防克山病，宣威农民肺癌病因学研究，云南锡矿矿工肺癌病因研究，黑热病防治与研究，病毒性腹泻研究，苯中毒与白血病，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乙型肝炎流行规律的横断面调查，流行性出血热防治研究，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职业肿瘤分布调查，流行性感冒病毒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研究，阻断淋巴丝虫病传播的研究，乙肝疫苗的研究，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疫苗，抗疟疾新药和治疗矽肺新药，全国水质调查和监测，全国营养调查，中国总膳食研究，化妆品卫生标准，大气铅卫生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等。（杨晓光，赵慧芬，陈春明，2003）

半个世纪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时间很短。然而，在这短暂的历史瞬间，中国现代公共卫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圈可点的人物和事件数不尽数。上文仅是笔者在有限的视野和阅读范围里对现代中国公共卫生历史的一个横截面理解和描述，难免挂一漏万。文中提及的重要事件和成就也仅仅是众多事件中的一部分。由于篇幅关系，不少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并没有展开介绍。更多、更详细的内容请读者参看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