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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疫病学源流》札记(64):轴心时代与科学时代(修)

已有 636 次阅读 2020-8-29 15:03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传染病学史, 轴心时代, 科学时代

一、轴心时代与科学时代

(一)什么是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

据悉,如果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并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因此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显得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沟通。尤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而且有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称“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但是,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这是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的,即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发生在大约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有一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图0-1)。

1980年代初,这个理论传入中国。我们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何在?它能否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理论正对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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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轴心时代产生的诸文明及其演变

在《人的历史》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也论及那一时代。指出那一时代“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开始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思想者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在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们,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

有人认为,轴心时代各个文明中的精神导师像是一种默契地分工,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个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不同特点。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多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因而,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的精神基础之上。

这看起来似乎十分在理,亚里士多德说过,“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并非如种子决定植物那样简洁明了,不同区域的先哲具有分工的默契。事实上,在轴心时代过去1700多年之后,人类文明又开始了另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我们称之为“科学时代”(从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出版《人体的结构》算起),也有人说它是“第二轴心时代”。这是关键的,因为它才是“轴心文化”与“科学文化”分道扬镳的真正节点。

(二)古文明的差异与同一

因为是“话说医学”,我们还是以轴心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医学,来看看古代文明的差异与同一性。

从内容上说,中国古代医学和古希腊医学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否深入实质地看又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1982年,我在大学期间就对此做过初步的思考[聂广. 试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 医学与哲学,1982(10):5-8],认为医学的历史是互相关联的。

一是形成医学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在伯力克利时代,马克思称它为“希腊内部的最盛时代”;而我们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出现了“诸子烽起,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二是创立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因素,包括天才的观察、哲学的武装和经验的汇集。三是医学理论体系的学术内容,可以概括为:①原始的物质观;②“小宇宙”的人体观;③抽象的疾病观;④朴素的治疗观。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时间的长河里,古希腊医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古代医学却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两种医学以后所走的路才是它们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古希腊医学后来发展为罗马医学,也曾经统治了十几个世纪,人们奉之为教条不可侵犯。文艺复兴后,医学与各种自然科学进一起走入了“实证时代”,这是关键的。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把自然科学说成是从这样一个时代开始的。正因为如此,分门别类的科学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化了出来。中国古代医学又走了一段什么样的路呢?在厚古薄今思想统治下,人们没有面向医学的实际问题,去做客观深入地研究,而是埋头于经典理论的引证、校释和发挥,一代又一代地沉醉古代先哲的博大精深之中。

在中西医学比较研究中,我们的前辈常常自鸣得意地说,“中医是哲学医,西医是实验医学”。实际上,他们没有认真研究源头上的古希腊医学,及其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的艰难历程。从三个方面研究了“古希腊哲学与医学的相互关系”[谢仁生. 古代希腊哲学与医学关系探究. 医学与哲学,2014,35(4A):15-17,21]:①哲学与医学的共同母体:原始宗教与神话;②古代希腊哲学对理性医学的影响;③医学对哲学的影响。可见那时候的医学都与自然哲学浑然一体,因为人们只是到维萨里时代才开始以精确的测量和受控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医学,才开始刨根问底地去发现具体医学问题的具体机制,然后才与顾左右而言他的哲学思辨发生了南辕北辙的改变。

不仅如此,还有人就我国早于《黄帝内经》的出土简帛(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五部简帛医书,加上同一时期出土的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武威汉简等医学内容)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梁健康,张其成. 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出土简帛医书哲学思想对比研究.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14(8):1060-1063],发现二者存在大量的“相通”之处。当然,也有影响中西医此后发展道路的“不同”之处。他们认为,《希波克拉底文集》重实体、重解剖、重器官、重实证,简帛医书重概念、重功能、重整体、重经验。这也可能是存在于自然哲学母体之中的两种医学,为什么此后会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有学者总结说,“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开放、分析、机械式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方式是整体的、演绎、得意忘象式的。”[张建霞,苏报兴.从医学与哲学关系的视角谈古希腊医学与中国古医学的分野[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6):47-411]

(三)拷问大自然的三种意识形态

什么是拷问大自然的意识形态?即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观”。笔者之所以称其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常常是人群分裂、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

所谓意识形态,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自从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出于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之后,它就成为观念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国家的一个常用术语。所谓自然观,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总看法,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源、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

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包括三个层面:经验、理论和技术,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依据自然观的不同,笔者将其归类于下(表0-1):

表0-1  三种拷问大自然的不同意识形态


神灵自然观

哲学自然观

结构自然观

 

崇拜神圣,不可侵犯

追求实用,不求甚解

追求真相,崇尚理性

 

不容置疑,终极真理

崇尚经典,多元并存

无穷质疑,推陈出新

方法学

经学传统

经学传统+实际经验

强调实证,淘汰谬误

技术关系

无法开展科学研究

经验应用,基础研究缺失

基础与应用研究水乳交融

发展关系

停滞

慢三步

加速度

1. 神灵自然观

神灵自然观也可分为三种。一是把自然界看作是神的体现,视自然界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宗教仪式往往多以各种方式进行祈祷和献祭,以祈求自然的赐福,并安抚主宰自然力的神以实现降雨与驱逐旱灾,消灭地震,结束瘟疫和洪水等灾害。二是超自然的神不仅统治着自然,而且也统治着人。人和自然居于同等地位,例如对农民的从事耕作是受神的委托而照顾土地,因而要求农民像服务于神一样来管好土地,不要破坏自然系统基督教中的本笃会(本尼狄克派)持这种自然观,他们强调人在世界上是作为神的仆人,要照料好自然。三是把神放在人之上,而人又在自然之上。起源于西南亚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认为,神创造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动物、植物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圣经》中的上帝赐福给挪亚中提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因此,就鼓励人们去开垦土地,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建立聚落。

在原始社会,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是神秘的、狂躁的、不可测、不可控的,人类恐惧、敬畏自然。对自然认知有限的人类,无法理解日月的东升西落,无法理解雨雪冰雹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会生病?一棵小植物为什么吃了会丢掉性命?种种自然现象让人类迷惑不解,捉摸不透。无法解释这一切缘由,人类只能用一些超自然的理由来说明,那就是神祗。自然是由神来操控的,雷电、洪水、山火等等,都是天神对人类施威的信号。人类相信,只有做神最顺从的子民,才能免于种种自然灾难。巫术、图腾等等原始社会最鲜明的标志,无一不反应着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崇拜。

2. 哲学自然观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在劳动中逐渐积累起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出现了分工,文字开始应用,人类对自然的掌握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涌现了不少思想家、数学家、文学家等等。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无条件迷信也开始慢慢瓦解,许多曾经困惑过人类的自然界现象得到了合理解释从而变得习以为常,自然的权威渐渐受到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尝试更多形式地阐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他们仍然尊重自然界的神圣,但更多的是充满了窥探它的好奇。自然界对人类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人类开始从对自身影响这一层面来看待自然界。

但是,有些作者往往将这一时期(即轴心时代)的自然观分别表述为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与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应观”,或者有的统称为“有机自然观”,包括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印度佛教的自然观等。

实际上,轴心时代的自然观并非一种,神灵自然观仍然保留其中,甚至融为一体。例如,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的最早提出者泰勒斯(Thales)所说,“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次序和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罗宾·柯林伍德. 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他将地球描述成一个有灵魂的动物,而这个动物本身又是由更多更小的动物或是有机体组成的,这些有机体都是有灵魂的,都有自己的生存意志和生存目的,并都按照各自的目的来生存和生长。

强调用生物内在的本性来解释生物的生长、运动和发展,这是古希腊有机论自然观的一个基本概念。但笔者更加主张用“哲学自然观”来描述轴心时代不同民族对自然的总体看法。主要指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大自然探索者企图借助于已有的经验知识,以及宗教、哲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前,人们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经验知识和哲学、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谋发展的一种过渡性模式。

那时候,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都包含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正是那一代哲学家的标志,人们虽然能够从自然本身去寻找其自身的规律,但都是宏观事物之间想象的联系。

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采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相应”也是这样的。

3.结构性自然观

为了比较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差异,金观涛等在“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中提出了“构造性自然观”的概念,他们认为与古代科学“有机论自然观”不同的是,现代科学采用的是“构造性自然观”。“构造性自然观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指必须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第二是指理论必须是逻辑构造型的。”

显然,“构造性自然观”如何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是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但他们并没有给“构造性自然观”下一个定义,而是简单地举了几个例子,说的不清不楚。解释“逻辑构造型理论”也是如此:

所谓逻辑构造型理论,是指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内的各种论断不是各自独立的,这些论断可以归为几个最基本的假设和公理,又可据此运用形式逻辑做出一系列推断,这些推断不能互相矛盾。这样,整个理论体系形成了整体有序的结构。

实际上,我觉得使用“逻辑自洽性”可能更加明确。即构筑学科理论,必须遵守逻辑学的一般规则,从概念到推理,到科学假说的提出、论证和检验,都要中规中矩。

至于“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我们看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几门基础学科的定义:

“物理学是关于大自然规律的知识,它研究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因此成为其他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基础。它的理论结构充分地运用数学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以实验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它是当今最精密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性质、组成、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目的在于阐明和控制生命活动,改造自然,为农业、工业和医学等实践服务。”

归纳起来,涉及到自然界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运动、原因与结果、结构与功能等哲学范畴的实证研究。那么,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似乎这样描述更为合理(图0-2):理论构建遵循逻辑学规则,实证研究遵照客观化原则,技术进步遵循可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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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

左:笔者的构思;  右:见金观涛等的论文

4. 三种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因为感觉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性和难以调和性。以至于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经常看到意识形态相左的人相互撕咬、大打出手,恰恰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频道”,“各吹各的号,各谈各的调”。

19世纪的著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有一段话评述了三者的关系:科学诉之于理性,神学诉之于权威,哲学(可以理解为自然哲学——本文作者注)则介于两者之间。罗素对哲学评价的意思是说:自然哲学如科学般地强调理性,但又如神学那样反映了人类对不确切事物的思考。

当然,冲突是一方面,渗透和利用则是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的多元文明里,神学也要从自然科学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常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躺在神学的怀抱获得宽释。至于自然哲学,仍然要一边向两个方向伸手寻求援助,一边坚守自己的阵地。

(四)科学喷薄的坎坷历程

1923年,胡适在给《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这样描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9.

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研究自然现象和事物的人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而科学这个名词泛指一切准确而有系统的知识,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知识和道德哲学等。例如1648年,牛顿的力学巨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表明当时研究大自然的学问被视为哲学的附庸。甚至到如今,取得物理学和化学学位名衔是哲学博士而非科学博士。

再早一点,当“科学”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它是作为“异端邪说”来到人类的,也许新生事物都有这样的遭遇,尤其是扭转乾坤的伟大举动,更是伴随着冷嘲热讽和腥风血雨。

1543年5月24日,直到尼古拉·哥白尼(波兰语Nikolaj Kopernik,1473-1543)去世的当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自己的划时代著作《天体运行论》。作为教会法博士、神父的哥白尼,直到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出版这部著作,因为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他40岁就开始研究日心说,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他坚信自己的学说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但仍然担心会违反《圣经》的教旨,并一再地牵强附会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哥白尼去世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为自己拟写的墓志铭是,“你不必赏我像赏给圣保禄的恩宠,但求你赏赐我像你给圣伯多禄的宽赦和右盗的仁慈。”直到2005年,人们在波兰弗龙堡教堂内寻获一名70岁男子遗骸,包括颅骨。研究人员将遗骨送往法医实验室加以面部复原,发现老者面容与现存的哥白尼画像相似,鼻部受损等特征与哥白尼自画像吻合。研究人员随后对牙齿等实施脱氧核糖核酸(DNA )检测,与哥白尼藏书里所夹头发加以比对,最终认定这具遗骸的身份,其遗骨于2010年5月22日在波兰弗龙堡大教堂重新下葬。黑色花岗岩墓碑上装饰着太阳系天体运行图,即6颗行星环绕金色太阳。仪式举行过程中,神职人员亚采克·耶杰尔斯基说:“今天的葬礼具有象征意义,显现科学与信仰的和解。”

这话事出有因,虽然哥白尼在有生之年并未受到教会的直接迫害,但他的拥护者却遭到无情打压。一是布鲁诺(G.Bruno,1548-1600),他写了《论限宇宙和世界》、《论原因、本原和同一》、《诺亚方舟》,进一步发展哥白尼的宇宙结构模型,指出“太阳也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行星之一而非宇宙中心”,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迫害而逃亡各地十五年,终于在威尼斯被捕。经历了八年酷刑的监仓生活后,以“异端分子和异端分子的老师”的罪名,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二是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他改进了望远镜并进一步进行天文观测,极大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伽利略的力学实验,为牛顿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被誉为“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之父”。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论,后来被迫在宗教裁判所中签字认错,从狱中迁往受监视的小屋幽居,渡过九年的忧苦生活,于1642年病逝。

另一个与哥白尼齐名的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1514-1564),他同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人体的构造》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奠基之作。维萨里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在1544年,不得不愤然离开帕都瓦,到西班牙担任国王查理第五的御医。尽管如此,教会的魔爪仍不肯放过他。有一次,他为西班牙的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便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用活人做解剖。宗教裁判所便趁此机会提起公诉,最后判了维萨里死罪。由于国王菲里普出面干预,虽然免于死罪,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但在归航途中,航船遇险,年仅50岁的维萨里不幸身亡。

与此同时,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及科学家成为了“异端邪说”的殉道者。自从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宣布合法化基督教后,基督徒就从被迫害者变为迫害者。他们把一切不乎合圣经的东西,都视之为异端邪说,包括各种新思想(如早期的科学思想)、新学说。被基督徒迫害。到中世纪,更出现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及加尔文的“宗教法庭”等合法机构迫害所为的“异端”。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 500年,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 8,800人,受惩处者有 96,494人。以下为部份被迫害的思想家及科学家:

希柏提亚(Hypatia,375-415):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女数学家。吉朋(Gibbon)在《罗马帝国表亡史》中叙述时说:“她由车上被拉下来,剥脱衣服到一丝不挂,被拖至教堂,为一群野蛮而无人性的狂徒,用尖利的蚝将她的肉由骨上剥削下来,手脚砍下,抛掷火焰之中。”

采科·达斯科里: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被活活烧死,他的“罪名”是违背圣经的教义,论证地球呈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存在。

扬·胡斯(1369-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罗马天主教视其为异教徒,于1411年革除其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判罚胡斯有罪,于次年将其处以火刑。胡斯之死直接导致了胡斯战争的爆发。

帕利西(Bernoard Palissy,1509-1590):法国科学家、艺术陶瓷的巨人,还被称为“水土保持学之父”、“近代农艺学的先锋”、“水文学之父”。1562年,他以传福音被关两年;1575年又被捕,但他的制陶技术太有名,免遭杀身之危;1588年又被捕,并被关在法国最恶名昭彰的巴斯底监狱,就再也没有出狱。

塞尔维特(M. Servetus,1529-1553):解剖学家,发现人体血液大循环系统外还有小循环系统。写有《论三位一体的谬误》。逃往日内瓦时被捕,几星期后被关在一个寒冷潮湿的地牢,手脚上被上了镣栲。最后被加尔文下令用慢火烧烤2小时而亡。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主要著作有《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犹太教会以其背叛教义,驱逐出境,后卜居于海牙,过着艰苦的生活,45岁时因肺痨去世。

拉美特利(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及无神论哲学家,主要的无神论着作为《人是机器》,出版后大大激怒教会,著作被焚毁,威吓要杀死他,拉美特利被迫逃亡终生。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及无神论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要编辑者。狄德罗一生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神学,曾被教会关押三个月。

(五)引领人类前行的精神力量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85]。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20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他的《现代科学的起源》“前言”中说:“所谓的‘科学革命’,它通常与16、17世纪相联系,但我们可以沿着一条清楚明白的连续线索将其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时期。那场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最后不仅使经院哲学黯然失色,而且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因此,它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格为一些插曲,降格为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内部的一些移位。它在改变整个物理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结构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惯常思想活动的特征(甚至在处理非物质科学时也是如此),因此它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真正起源显得异常突出,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的惯常分期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误置(anachronism)和障碍。很少有领域能遇上这种伟大的时机,使我们能从近处看清楚一段特殊历史变迁或思想发展的特殊一幕是如何产生的。”

确然,当今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连同科学的直接产物,即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现代文明的硬核毫无疑问是科学,但是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和科学史,现今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在17世纪以前仅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包含在“自然哲学”体系里的“科学”表现的那样微不足道。显然,“科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让科学和科学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整个人类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从轴心时代到科学时代,人类在精神气质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讲,是科学精神的确立与坚守。所谓科学精神,包括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人们对此有不少总结。比如:主张科学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发展的动力;重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倡导科学无国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不承认终极真理;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不迷信权威;提倡怀疑、批判、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如此等等。但是,它们是这两个时代的本质差别吗?

作为“中医现代化”曾经的“热血青年”,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和客观化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重要话题。为什么会是这两条?难道它们代表了传统医学从轴心时代走进科学时代的本质要求,或者说它们就是轴心时代的先哲与科学时代的精英在精神气质上的最大区别?

无独有偶,有人这样论述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

科学精神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探索活动、科学程序的基本界定,于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是:(1)追求逻辑上自洽,即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兼容性。新东西试图成为科学必须先努力做到与现有的知识体系兼容,当发现实在不行时,才能着手突破旧体系。创新要被认可,必须努力做到向下兼容。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并不宽容。如果很宽容的话,科学的体系就乱了,逻辑上很不自洽,科学也就不成为科学了。不过,在具体掌握上,有很大灵活性,自洽也只是个相对概念,不可能严格达到逻辑学意义上的“相容性”(一致性)。但是,当今所有自然科学的确是相对统一的,各学科虽有所侧重,层次也不一样,但研究方法、知识构成、解释方式都有相通之处。人类社会中,其他声称的知识都没有做到自然科学这种高度的统一性(并不是完全统一,将来也不太可能全统一)。(2)寻求可重复的经验证据。现代科学是经验科学,要求所有理论都要付诸实践的不断检验,理论只有获得足够多的经验证据,才能被认可。特别地,证据应当是尽可能可重复的,不因时空位置变化、实验主体变化而不同。当然,实际情况也很复杂,特别是证据有不同的质量,不能单纯以数量为标准。还有个逻辑上的困难,经验都是个别的,但理论命题都是全称的或者近似全称的,经验对于理论的支持永远是不充分的。于是科学总是可错的,或者叫原则上可证伪的。永远不可能出错的理论绝对不是科学。关于可重复性,具体情况也是复杂的,有些领域(如地质历史、物种进化和天文学)不可能做可重复的试验,需要用其它的各种对比方法(如有时用空间代替时间,通过空间的并存性推断时间上的演化序列)。伪科学常常不否认经验证据,但不强调可重复性或者可对比性,许多伪科学证据用双盲法就可揭穿,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方法。许多人说伪科学是不好区分的,这是极大的误解。我不敢说所有伪科学都好区分,至少80%以上的伪科学用上述两条一试就能区分出来,当然还有其他办法。(内容来自《360百科》“本文为2008年12月3日作者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79场报告会上所作的演讲”,出处有待进一步核实)

上述两条是最基本的。也许人们会问:怀疑、批判、求实、创新、奉献等等是不是应该加入科学精神?诚然,“有条理的怀疑”是一种好的品质,对于任何学术研究都是重要的,但它可以从前面的两条中推论出来;讲究逻辑自洽、要提供经验证据,必然要求有条理的怀疑。特别要指出,单纯讲“怀疑”,并不具有什么价值,可能很糟糕。“批判”也一样,有意义的批判必须讲道理(逻辑上自洽)并且要提供证据(第二条),否则批判与谩骂无法区分。“求实”是讲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由第二条可以推论出来。“创新”并不是科学特有的品质,伪科学、胡说、歪理邪说可能比科学更具创新性,但与科学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奉献”,更不能算在科学精神之中,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更讲奉献,如宗教。

这两条也是“规范化”“客观化”的另一种表述,同样是爱因斯坦观点的延伸:“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于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将深入剖析,此处不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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