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海云：轴心时代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摘要：该文将中西医学放在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公元200)的东西方文化这个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全景式的鸟瞰和局部剖析。回溯轴心时代中西医学发展轨迹的同时，还对其异同进行了断代比较研究，研讨并回答了中西医学同工异曲的原因。众所周知，中西医学的起源大致相同；在轴心时代，中医学和西医学很多地方也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而且，轴心时代的中西医学所达到的水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从整体上而言，可谓不相上下；但就其具体背景、具体内容、具体特征而言，中西医学却各有千秋。纵观轴心时代中西医学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概况，经历医巫分家后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尚处于经验医学阶段，虽然皆提倡整体观，注重机体的稳定和谐，强调人与外在环境间的关系，崇尚自然疗法；但其整体观的内涵不同，功能与解剖亦各有侧重，受学术思想各异的影响，其对疾病与健康机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且由于根植的文化土壤不同，医学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不同，用以回答医学问题的具体知识的迥异，及其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注定中医学和西医学同源而殊途，同工而异曲。这也是近百年来、直至当今中西医交汇历程之所以艰难的深层根源。最后，文章对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未来作了展望，并讨论了比较研究的价值及历史、文化、哲学之于医学的意义。希望大家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出发，正确的认识和继承中医学。

（二）刘丹丹：医学人类学视角下医学的起源

摘要：本研究主要借鉴和运用医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观点和方法,对中西方医学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起源进行分析。用“他者”的眼光审视在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对于疾病和健康的不同界定以及做出的相应反应,丰富了人类对于疾病、健康和治疗实践的认知,有利于提升对医学全面系统的认识。本论文一是阐述中西方在神灵主义观念下形成的医疗观念。中西方在早期的神灵主义观念影响下,对神灵鬼怪、巫术巫医的看法大致相同。但是在其发展成为宗教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中国出现了道教、佛教和特有的方士文化,而西方则主要是出现了基督教。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思想对于人们的生死观和疾病病因观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中西方医学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不同。二是分析中西方在不同自然哲学理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医疗观念。由于对世界的认识不同,产生了不完全一致的医学哲学思想。在对万物本原的认知、人与万物关系以及人与灵魂的关系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由此,不同的哲学观念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疾病病因和相应治疗方法的认知。三是阐明在中西方不同的科学理论技术和古代民俗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医学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论技术和实践过程与医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同时在衣、食、住、行习惯和婚育、丧葬习俗中也隐藏着许多医疗卫生的行为。在社会习俗指导下的行为可能会促进人体健康,也可能会使人患上疾病。四是介绍在多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的近现代中西方医学发展的趋势。在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不同的背景下,近现代中西方的医学发展趋势不同。结论是在医学起源过程中,中西方医学呈现先同后异的规律。在医疗行为最初产生过程中,中西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鬼神致病观为主导的医疗活动。在文字产生后,医疗体系逐渐形成,人类在不同的宗教、哲学、科学理论和民俗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医疗观念来指导实践。

（三）全瑾：盖伦医学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以《论自然的能力》为例

摘要：盖伦(Claudius Galenus)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位伟大医生和哲学家。他受到希波克拉底体液平衡论和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影响,撰写了《论自然的能力》,系统地论述人体在自然之力下的运作。这本书与当时流行的斯多亚哲学相得益彰,指导人们在生活中关注自身,过顺应自然的生活,其对自然能力的探索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发达的思辨哲学致力于对灵魂的探索,作为灵魂载体的身体也受到重视,医学和哲学紧密相连。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将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赋予了医学独立的地位。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健康同自然中的空气、水和气候密切相关,同时又受体液的影响。罗马的盖伦在希波克拉底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现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人体各个器官的运作和功能。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体解剖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盖伦的绝大多数外科知识来源于对猿猴、猪等动物的解剖及前人研究,以外科著称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成为盖伦最好的学习对象。该学派希罗菲罗斯(Heroph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对人体的各个部分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说明,人的身体被认为是自然最杰出的产物,即使是最小的一块骨头也有其功用。自然从来不做无用的事情(Natural Does Nothing in Vain),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因为它最好便是如此。希波克拉底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盖伦的自然观念提供了实践的基础。最好的医生也是哲学家,盖伦从少年时期便接受了系统的哲学教育,深受希腊先哲们的影响。从四元素到对体液平衡的追求,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及斯多亚学派的探索,盖伦的自然观念在进一步完善,自然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目的,医生所要做的,便是观察和效仿自然。盖伦认为生命从精气中起源,在起源之初便已经决定生物的形状。之后,便是漫长的生长阶段,营养是其必需品。自然会在生长的过程展现它多种能力,主要有吸收合适的物质的吸收能力,将食物保存在身体中进行吸收的保持能力,将食物分解并运输到身体各个部分的消化能力,将营养中的剩余物质及其他无用物质驱逐出人体的驱逐能力,即排泄能力。其间,还包括对食物的黏附和同化能力等。从生物的起源到营养物转化为血液,内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内热来自胚胎,少年时内热最为旺盛,随着年龄而减少。营养物维持着生命的运转,使得人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当营养物摄入过量,产生的剩余物不能及时地驱逐出人体,其中的一部分积聚,在内热的作用下,燃烧产生黑胆汁,危害人体健康。此种情况下,可采取放血和禁食等方法,帮助人体迅速排出有害物质,减少摄入的食品和饮品,避免更多剩余物的产生。身体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会如一个神奇的艺术家一般运作,控制好生物活动的每一个片段。当身体无法正常完成这些活动时,医生便效仿人体在自然之中的表现进行辅助。盖伦对人的身体运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将其与健康和疾病联系在一起,完美地将当时的哲学和医学实践联系起来,既为身体的运作提供了解释,又启发医生对自然中人的身体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分析,为众多的科学发现提供了契机。他对自然中身体各部分功能的讴歌,唤起了人们对自身身体的重视。当然,盖伦的自然观念也不乏错误,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抑制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它的错误不能掩盖其光芒。

（四）托马斯·施耐德，庄奇：古埃及的医学与巫术——重估两者的关系

摘要：本篇文章尝试呈现对古埃及医学和巫术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对比传统的观点，19世纪和20世纪宗教学、人类学影响下对埃及巫术的新理解对本文所关注的议题十分重要。巫术并非古埃及宗教及礼仪活动中一种负面的非理性构成；相反，埃及巫术是一套全面的调节系统，用以稳定现存世界的秩序。这套系统用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旨在根据理性机制尝试将具有威胁性和混乱的部分整合到正常世界秩序中。在以往的古埃及医学研究中，现代性偏见明确地将文献中的(据称高级的)医学与(据称低级的)巫术区分开来，轻视巫术活动，或是将巫术的使用解释为纯粹心理学上的暗示。能够看到，在医学中使用巫术依赖一套准技术性类比体系，为遭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建立与绝对(神的，或者神秘的)秩序之间的联系，例如，在患者与荷鲁斯之间建立联系。最近的研究同样证明医药处方不仅仅在药剂层面有效。药物的生产复制并反映了疾病本身的特征，这就使药物不仅有药效而且还具有神秘功效。对这一机制更系统化、更为细致的研究将会使我们达到对埃及本位的理解，发展出对古埃及医学和巫术实践更融贯的功能理论。

（五）王俊娜：巫术与医药的矛盾统一体——评《古代两河流域医药文献》

摘要：<正>21世纪以来，古代两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楔形泥板文献，其中的医药文献具有珍贵的价值。目前已知最早的两河流域的医药文献是两份药方:一份用苏美尔语写成，出土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2年—公元前2004年)的尼普尔(Nippur)①，另一份来自公元前3千纪的埃卜拉(Ebla)。②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94年—公元前1595年)，两河流域的医学知识明显进步，其医药文献包括病症的描述、医生的诊断、药物制备以及使用说明等内容。③至中亚述(约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50年)和中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595年—公元前1155年)，两河流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