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散步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fqng1008 前三十年写日记,后三十年写博客

博文

抗击1号病,大清帝国的最后荣光

已有 548 次阅读 2020-7-14 15:00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东北大鼠疫, 1910年, 伍连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鼠疫排39种法定传染病的第一位,简称“1号病”。鼠疫之所以占第一把交椅,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恐怖的死亡记忆,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今天,当我们终于能够成功地控制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完全得益于现代医学对于鼠疫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针对性防治措施。

在中国,第一次战胜这个疾病的故事发生在1910年。那时候,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大清帝国,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犹如雪上加霜,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不期而至,却为帝国留下来最后的荣光。

事发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西伯利亚地广人稀,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不仅隐瞒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接着,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不过,摇摇欲坠的帝国政府,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伍连德的首要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自古以来,在“天人相应”的疾病观下,传统医学寻求病原学的方式是辨证求因。即使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病,我们仍然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寒湿”“热毒”莫衷一是,辨证论治五花八门,病原未明则疾病防控无从谈起。

但是,伍连德的办法是实证研究,直接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当时,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随后又确定了传染源——旱獭。

接下来,伍博士陷入矛盾之中。因为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图片1.png 

3-1  伍连德博士在显微镜下工作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鼠疫,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但是,这个理论有点石破天惊,法国传染病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以为鼠疫必须通过中间宿主传播,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伍连德的理论由此脱颖而出,并赢得了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的信任。随后,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那时候,在治疗方面还没有针对鼠疫的抗生素问世,唯一的抗击策略就是预防。

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无法深埋,烧是唯一的出路。伍连德反复做工作,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在朝廷支持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中国由此开始建立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

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抵抗力低下的老幼,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显然,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幸,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 %左右。但这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横向比较,且不说惨烈的欧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云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人,昆明人口损失一半。十余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较轻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国治下,仍有两千五百人死亡,考虑到香港当时仅二三十万人,死亡率高达1%。

经此一役,伍连德博士和他开创的现代防疫体系功不可没,他这一代的中国医者,深入死地,义不惜身,总结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在福泽后人。

在岁月尘封的历史档案之中,东三省总督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另一方面,锡良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职。

在东北鼠疫的全程中,这种生命力从不同缝隙折射出来,例如,帝国在执行东北全域封锁、山海关五天隔离政策时绝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头品大员,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公务返回,老老实实在山海关隔离观察五天。

锡良也是一个寓言,证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气的腐朽满清政府,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仍然能够有所成就。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 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的国际学术声誉。

1913 年,他整理的相关文章发布在医学顶级杂志柳叶刀《Lancet》上,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1926 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肺鼠疫论述)。这部 480 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同时,伍连德博士继续在中国的医学启蒙的路上披荆斩棘。1914年1月,他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 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医学教育的计划。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随后,他提议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并为后来的协和医院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医院(即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并担任院长。他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成为首任会长,并担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主管英文版编辑工作。1932年,他与王吉民一起编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1935年,他成为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242012.html

上一篇:星言星语与星月(126):大梅沙
下一篇:《传染病辨证体系规范化实践》目录

0

该博文允许注册用户评论 请点击登录 评论 (1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0-8-6 16:05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