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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疫病学源流》札记(14):疫病的防治

已有 1815 次阅读 2020-5-22 16:03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华疫病学源流, 札记, 疫病防治

 一、巫术治疫

(一)治疗方式

上古时期,社会上普遍崇拜鬼神,一旦发生疫情,人们认为是鬼神作祟,往往就通过祭祀而禳除疫病。在甲骨文中,商人用祭祀对付疫病的方法主要有:(1)祰病:凡染上疫病之后,就要向祖先举行“祰”祭,在祭祀之中报告病情以祈保佑;(2)御病:在甲骨文卜辞中,有用“御”作为祭名的,含有禳除灾祸之义;(3)䃾病:䃾,祭名,甲骨文卜辞中“乎(呼)比(䃾)役(疫),正?”即用䃾祭致于神,求神停止疫疾的传播;(4)卫病:卫也是祭名,通过卫祭,求神保佑,以求禳病;(5)匄病:“匄”意为乞求,向鬼神乞求疫止病好。甲骨文中有:“己亥卜,争贞:毕 图片1.png(有)瘧(疟),......图片1.png匄?亡匄?”殷王室大臣毕身患疟疾,遂向鬼神请求把疫病赶出体内。可见,夏商周时期的医学,主要是以巫术治疗疾病,《尚书金滕》(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也载周武王生病时,是周公用巫术的方法治愈的,说明当时的医学主要是巫医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疫病流行时也是采用祭祀的方法以求疫止病好。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得了疟疾,一年多病情未获痊愈,就认为是祝史之罪,手下人打算捕杀他们以事鬼神,可见巫术治病多无疗效。

那时候,逐疫或送丧行列前开道的神像,称之为“方相氏”。传说黄帝曾令嫫母为方相氏。嫫母貌极丑陋,为逐疫驱鬼之神,故有以嫫母为逐疫之神的传说。古代《周礼﹒夏官》记载了方相氏逐疫驱鬼的仪式和职责: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

郑注:“熊皮者,以惊逐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方良,罔两也。”“罔两”即“魍魉”,传说中的山林精怪。

意思是:方相氏身披熊皮,头戴四目面具,身着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百隶举行傩仪,并搜索宫室,驱逐疫疠;遇到国君丧事,则在送葬的灵柩前开路,驱逐沿途恶鬼。到了墓地,则进入圹中,用兵器攻击四方角落,驱逐潜伏在墓圹的魍魉魑魅。

这种驱鬼仪式每年都要在四季各举行一次,称为“时傩”。其中年终举行的一次则称之为“大傩”。在大傩仪式中,方相氏不只是一人,而是十二人,分别装扮成十二种野兽,构成一支庞大的驱鬼逐疫队伍。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许多朝代,《后汉书﹒礼仪志》和张衡的《东京赋》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东汉时期皇宫举行的大傩活动,称之为“逐疫”,在十二月腊祭前一日举行。朝廷选取一百二十位由十至十二岁的中黄门(太监)子弟担任“侲子”,一律玄衣赤帻,手持大鼓,身背桃弓棘矢以待命。逐疫时,“十二兽”在宫中表演捕食猛兽的傩舞,侲子们则纷纷解下桃弓棘矢,对着想象中的鬼魅射击,“飞砾雨散,刚瘅必毙”。方相氏作十二兽舞搜索三遍毕,然后手持炬火象征逐疫,一直送到端门;端门外早有驺骑守候,接过火炬,飞送出宫司马阙门外;守候在司马门外的五营骑士接过火炬,又飞奔至洛水边,把火炬投入洛水,象征着把疫鬼赶入水中,随水流走。

(二)“灵验性”剖析

人类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注与疾病的防治,历来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的活动,也是巫术大行其道的重要领域。从古代的驱鬼去邪的方术,到现在偏远农村存在的以巫治病的现象,都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市场的尽管这是一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的疾病,但即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这种现象也没有绝迹。

巫术治病迷信之所以长期存在,不能简单地把原因都归结为群众的愚昧落后和巫术迷信从业者的欺骗上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灵验”,有时真的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是,这种所谓“灵验”也不是巫术本身的灵验,而是在巫术治病形式的外衣下隐含着某些科学的合理的因素,掺杂着药物治疗与心理疗法的效应。

1. 药医互用  人类社会的早期是巫、医集于一体的,巫师用巫术治病时,也懂得采用医术与方药,巫、医是不分的。杨堑先生指出:“我国古代原是巫、医并称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巫和医才逐渐分开,但在一些地区,解放前还很流行。”“直到今天,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仍可看到巫术与医术相结合的情况。”(杨堑:《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巫医治病,常常一面使用巫术驱走鬼邪,一面用原始药物进行治疗。

至今被称之为神奇的中成药七星丹、紫金霜、红升丹等,许多就是道教炼丹术士的发明。葛洪的《服食方》四卷、《肘后急要方》四卷、《金匮药方》一百卷,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集金丹药百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在十六水法》一卷等,都经千百年实践流传下来,反映了较高的医学成就。

高国藩在《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中,具体地分析了咒语治病所掩藏的合理成份。如破伤方:“日山东方,乍赤赤黄。上告天翁,下告地黄。地黄夫人,交吾禁疮。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一禁便定,两禁平伏如常。鸣马鸣疮也,不惊天雷地加疮也。莫恐我是毗沙罗摄地虫。急急如律令,敕摄。”此咒语要求:若有破伤者,诵此咒四十九遍,初头喷三喷,诵咒一七遍,唾三唾。地黄本来就是一种能治疮痔的好药草,在此方中变为“地黄夫人”教人禁疮了。据《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地黄”附方中说,地黄是有禁疮之效的。该附方云:“丁肿乳痈:地黄捣敷之,热即易。性凉消肿,无不效。梅师方。痈痔恶肉:地黄三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煎稠,涂纸上贴之,日三易。鬼遣方。一切痈疽:及打扑伤损,未破疼痛者。以生地黄杵如泥,摊在上,掺木香末于中,又摊地黄泥一重贴之,不过三五度即内消也。王衮博济方。”另咒方中还有“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之说,敷地黄前,先将疮口洗干净,也合乎医理。

再来看一则道士画符治妇女难产的处方。第一种,大型难产符,符后有一段说明:“此符难产,随年几(纪)与吞。桃汤下。以醋点汤。七立桃仁,去兴。此法极秘,勿传。”第二种:小型难产符印,符印后也有说明:“难产者吞之。儿出,手把符出。见验大吉。”为什么饮桃汤吃桃仁呢?因为在人们的迷信观念中,鬼怕桃,桃汤桃仁能驱鬼避邪。但剥开这层符篆的外衣,就可以发现桃汤、桃仁能治产妇病的医方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桃”附方中就指出桃肉和桃仁均有治妇女难产与产后百病之功效。其中写道:“妇人难产,数日不出,桃仁一个劈开,一片书可字,一片书出字,还合吞之即生。”“千金桃仁煎;治妇人产后百病诸气。”那么桃汤里点醋有何妙用呢?原来醋也是产妇在产子时必须要用到的一种中药。《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醋”条指出:“产妇房中,常以火炭沃醋气为佳,酸益血也。”李时珍鉴定,醋具有防治难产的功效:“胎死不下月未足者,大豆煮醋服三升、立便分解,未下再服。”“胞衣不下,腹满则杀人。以水入醋少许,面、神效。”高国藩先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评论说:“‘难产符’实际是以符篆形式掩盖着的一付防治妇人难产的奇妙的药方。当我们层层剥开它的鬼的画皮,居然看见了道士们在这付符篆的葫芦里卖的却是一剂良药。......道士是中草药治病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奇异的画符吞符尽管无稽而荒唐,但和以中草药吞服,又有其合理因素,不能一概否定”(参见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2. 心理效应  除了药巫互用外,巫术治病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反映了心理治疗的因素。在巫术治病过程中,肃穆的气氛,庄严的仪式,威严的巫师,怪异的行动,无不令人肃然起敬、生威,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与刺激,仿佛灵魂被这一切所净化了一番,从而有助于某些疾病的痊愈。再加上人们的鬼神迷信观念十分盛行,患病时总认为是鬼神在作怪,得罪了哪一路神仙,而实际上则是患者心理在作怪,经过以巫治病后,病人就感到造成其疾病的妖魔鬼怪被驱除了,有神灵在保佑自己,心理坦然安静了,这对于身体的康复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3. 疾病的自愈与起伏现象

人体得病之后,有些人、有些病、有些时候可以不治而愈,因为存在着自限性疾病。正是因为有自愈现象,在医学研究中,所有的药物、手术治疗效果都必须作对照研究才能证明其是否有效。而且,身体健康状态不是始终都是一个状态,而是存在着起伏现象。因为工作量的变化、情绪的波动、饮食的丰俭、压力的增减,使得身心健康状态呈现出波浪线。如果恰好在波浪的低谷求助于迷信行为,其后波峰到来,人们很容易将波峰归结为迷信行为的结果,不知此乃碰巧,乃是天道。

二、医药治疫

除了以上通过祭祀,驱傩逐疫等巫术活动以外,夏商周时期的先民们已经知道用药物对付疫病。甲骨文卜辞中有“丙戊卜,贞:府,用鱼?”府即由于疫病引起的腹部不安,卜辞提示是否用鱼治疗腹部不适症。那时的人认为“鱼”有行水之性,可以治疗腹部的胀满不适。殷人也用枣治疗疫病,甲骨文卜辞说:“甲戊卜,贞:(有)瘧(疟),秉枣?”患疟疾以后,卜问是否用枣子进行治疗。那时候人们认为枣子可以治疟,《本草纲目》说:“咒枣治疟,执枣一枚......与病人食之,即愈。”大约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治疗经验。

战国时期,医巫分家,医药治疗疫病的实践逐渐增多。这一点,可以从《周礼》中看出来。那时候的医官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负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卜、祝、巫的职责已经与医官分开,属于春官类,主要是对疫病造成的恐慌心理进行抚慰。如大卜用龟占卜的内容中,最后一项是“八曰瘳”,即问病是否能够痊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其工作中“四曰宗”,即禳除疠疫。男巫“冬令赠”,即在冬季驱逐疾;“春招弭,以除疾病”。这些,实际上反映了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已经下降。

例如《山海经》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的一部奇书,其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记载了防治疾病药物60种,其中防治蛊病药物8种,防治疫病药物4种,说明医巫分家已经具备基本条件。

前面提到扁鹊给齐桓侯诊病,疾病的发展过程存在肌肤→血脉→胃肠→骨髓的传变秩序。现代有人认为,齐桓侯的病可能是深部真菌病。这种病最初可能有皮肤损伤史,随后侵犯内脏引起消化道和全身感染,最后不治身亡。而扁鹊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能够认识这种疾病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历代医家赞不绝口。

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不叹其才秀也!”从今天来看,扁鹊说的“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除去民间传说和司马迁的艺术加工外,至少表明疫病的治疗,已经从巫术手段进步到医药技艺的经验医学阶段了。

三、防疫措施

(一)防患于未然

据张剑光考证,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疫病预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发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乾卦》的九三爻辞说:“终日乾乾,夕惕苦厉(疠),无咎。”意谓处于困难时期,要自强不息,不要像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坚决战胜疾疫的信心。

为预防疫病发生,古人在个人卫生方面同样十分注意。譬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与此同时,饮食卫生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匮要略》告诫:“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张剑光援引大医孙思邈的观点提示:“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烂。”

此外,环境卫生更为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己实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动物身上的疫病尽少可能传给人类。《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注重养生

《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讲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见,我们的先民是非常注重养生的,也认定养生是预防疾病的关键。下面,看看《吕氏春秋卷三·季春纪·尽数》中的养生观念,即使对我们今天也都有所获益: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人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复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2]为聋,处目则为挶[3]为盲,处鼻则为鼽[4]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5],处足则为痿为蹶。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6]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若水所多尪[7]与伛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今世上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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