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老城，粮道街以北、花园山以南有一条东西向的老街，名作“候补街”，很多武汉人叫它“后补街”，取其音同；又有讹作“侯补街”的。查晚清的《武汉城镇合图》，则标注此街为“候府街”，此“候府”，其实也是“候补”的音转。

那为什么叫“候补街”呢？

说来话长，姑且简略言之。因为“候补”一词关涉到清代的官吏选任制度，太学术了。

在清代，有一类官员是被候补官员的，即是指那些经过各种途径选拔，具备了任官资格，但还未被授予实缺的待缺官员，以及那些曾经出任过实缺，因某种事故离任出缺，待事故消除后，又重新等待补授的候缺官员。

有了任官资格，有的留部，有的分发省份即用，但由于没有空缺的职位，所以要长期等待候缺。

我们都知道，在清代，武昌城既是湖广总督的驻地，又是湖北巡抚的驻地，同时还是武昌府以及江夏县的驻地。湖广总督府在今解放路南段西侧，武昌造船厂内。湖北巡抚衙门在民主路、胭脂路路口东北侧，靠近胭脂坪；以前民主路这一段叫抚院街，就是因此而得名。湖北布政使在今司门口，就是老武昌区委的位置；为什么叫司门口？就是布政使司的门口嘛。布政使管一省民政；还有管监察的，叫按察使，按察使司在今大成路；还有学政，主管一省教育，学政衙门在今民主路新华书店附近。武昌府在今天解放民主路小学一带，而江夏县则在今天张之洞路和解放路路口西南侧的文昌门。

候补官员分发到省，一定是分发到省城，武昌城这么多政府机构，肯定吸引了不少有任官资格的人。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捐纳入官的人数越来越多，就更扩大了候补官员的数量。

在武昌城，这些候补官员常聚住在这一条街上，该街于是就名曰“候补街”了。

那问题来了，武昌城那么大，官衙那么多，干嘛都集中在候补街呢？

我们都知道，清代最主要的入仕渠道，那当然是科举！科举在哪里考？在贡院！两湖贡院就在今天湖北省实验中学那一块儿。贡院门口匾额上大书：惟楚有才！正对门门口那条街，就叫“楚材街”。现在省实验中学那条路，仍然叫楚材街，就是这么来的。

取得任官资格，要么科举，要么经由学校，后来流行捐纳，也往往是捐个生员、贡生、监生什么的。在哪里等候机会呢，自然是在靠近贡院的地方等了。候补街就在贡院的东南方，隔着得胜桥那条路。据说，在以前的时候，候补街的民居里经常会见到“折桂石”、“望衙台”之类的青石条。干嘛呢，图个吉利，翘首企盼，赶紧谋个一官半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晚清民国，候补街算得上文化街，很多知名的人士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候补街由西向东，路北又一字排开有四衙巷、江家巷、高家巷、郎家巷、神洲巷、黄家巷。这些巷子说仔细了，那就是半部的中国近现代史。

比如说，这些巷子里头，高家巷应该是最有名的。在其北端有圣若瑟（圣约瑟）学堂，刘静庵等革命党人就是在这里组织“日知会”进行反清宣传的；现在圣若瑟学堂还在，只是复建的；就是在这个学堂，八一南昌起义之前，贺龙的军部就设在这里。这条路上，现在还保留着晏道刚的故居。要说晏道刚，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吧。西安事变时，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的主任，然而委员长竟然被抓了，你说他还能当官吗！老蒋很生气，从此他也走上了反蒋的道路，武汉解放时，他的侄子晏勋甫是当时的汉口市市长，晏道刚还为保护武汉不受兵燹出过不少力。这一功绩武汉人得记下来。另外，民国湖北名医汤汉卿在武汉沦陷前，也曾在高家巷开过诊所。可见，高家巷在当时还是很比较有名的巷子。

再比如黄家巷。黄家巷一直通往后面花园山下，尽头是唐家花园，建有浙江会馆。黄家巷四号是爱国民主人士包贡九宅，六号是国民党中将潘祖信的旧居。另外，中央大学教授沈钢伯的住宅、抗战胜利后武昌市第一任市长杨锦昱的公馆，以及很多民主人士的旧宅都在黄家巷。

为什么这么多人乐于住在这里呢？交通方便、环境好是重要的一方面。在街东头路北，曾经有一个私家花园，雅称“紫藤仙馆”，一看名字就知道里面遍植紫藤的，是晚清同治年间一位叫胡月樵的所建，这个花园，就位于黄家巷，规模不少，据有关史料记载，该园房子有40余间之多。

因此，很大程度上说，候补街算得上是一条文化街。在紫藤仙馆东边，有一武昌著名寺院，叫“正觉寺”。同治六年，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在该寺开设湖北官书局，这是湖北地方政府主办的刻印和销售书籍的机构，后又收并了崇文书局，当时在全国设立官书局仅有四处，可见其文化地位。湖北官书局对湖北文化事业、出版事业有重大贡献，现在还有不少书是湖北官书局的刻本。现在湖北有古籍出版社，取名崇文书局，大概即有承继旧统之意。

正觉寺本为是武汉四大寺院之一，民国时期的湖北佛教会也设于本寺。但后来慢慢毁弃，其地后来成为“长虹模具厂”，厂子现已不存在。

候补街还是很多教育、宗教以及社会福利机构集中的地方。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武汉开埠，外国也有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1865年，天主教湖北代牧区主教公署迁至武昌，开始就设在候补街，次年还建了一座教堂，不过这座在1893年改建成公寓出租，现已不存。主教公署后来迁到花园山下，今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郎家巷，天主教会还建有“文学中学”。“文学”，是指一个叫“董文学”的法国传教士。它到中国私自传教，大约是道光年间，被官府抓住杀掉了，于是成为“殉教者”。他的墓还在代牧区主教公署的后面。教会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所教会学校。

除了天主教，还有个佛教的观音庵，在候补街13号，建国初期还在，现在则是民房了。

另外，有识之士还在候补街开办过不少教育机构，比如说曾办有“女子蚕业讲习所”；程曾寿兄弟五人也在街上设馆教学，讲授相当于中学程度的科学课程，就读的学生相当多，这对武汉职业教育和现代科学教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建国后，候补街有也有技校之类的学校，算是一种延续。

说到社会福利机构，就不能不提有名的“武昌敬节堂”了。敬节堂主堂就在候补街。敬节堂是专门收留贫穷寡妇的，因此可见名称中的“节”是什么意思了。该堂大致由官员、商人以及其他一些慈善人士捐资，始建于道光年间，算是给无家可归的女性一个安身之地。但说是给生活保障，按一些口碑史料，其实生活也是很苦的。1927年，敬节堂改名“妇孺所”，算是一种进步吧，无论如何，也算是多多少少给一些妇女有了一个避难所。

可能是受晚清的影响，民国时期，一些政府机构也在候补街。比如抗战前监察院两湖监察使就设于此。这里还出版过创刊于1931年的《蒙藏旬刊》。

不能不提的是，候补街还是一条具有革命传统的街道。早期中共领导人恽代英就出生在这里。早期武汉建党成员黄负生就住过候补街大车巷（还住过附近的莺坊巷22号）；黄负生主编的著名革命刊物《武汉星期评论》就是在候补街永盛印书馆印刷，该刊的通讯处也在当时候补街51号。《武汉星期评论》当时是陈潭秋、恽代英等革命先烈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这在武汉新闻出版史上，是不得不提的一笔。

另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列士杨嗣震，旧居在原候补街32号；贺龙率部前往南昌之前，还专门到他家密谈过。著名戏剧家张光年（光未然）也曾寓居候补街；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就住在当时的候补街5号。这些建筑基本不存。

抗战时期，抗日学生组织“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其会址在武昌候补街郎家巷3号，该会为文化抗战、鼓舞中国军民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武昌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昌的核心区域不断外移，再加上武昌老城人口越来越多，而社区管理却十分落后，这条曾经铺着青石板的明清老街，日益衰败了。历史上曾经际会风云的候补街，已成为一条不起眼的旧街道，正逐步为人们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