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一个晦暗不明的领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对于什么是现代性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导致现代性问题众说纷纭；其次，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换言之，现代性是启蒙的一种必然结果吗？把关于现代性的这两种困难再与科学主义问题结合起来，问题就更显得莫衷一是了。在笔者看来，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揭示出现代性的特征，就基本上可以理解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旨趣，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困难的问题是：现代性、启蒙与科学主义三者之间经常纠缠在一起，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为了简化起见，本文的主要思路基于如下理解：启蒙加速了现代性的出现与发展，而现代性在当代的表现之一就是催生出科学主义，那么现在的问题就简化为：科学主义与启蒙的关系。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演化为：启蒙是否一定带来科学主义？以及启蒙的出路。

一、启蒙与启蒙的两种可能出路

启蒙运动最初的提出原本是医生约翰·卡尔·默森（1722-1795）于1783年12月17日在柏林星期三学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按照默森医生的观点，启蒙的目的在于：“尽我们所能促进我们的同胞公民以及子孙后代的最大幸福，此外，我们别无他意。”^[1]由此就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革命的序幕。而对于什么是启蒙，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答案就是伟大哲学家康德于1784年在《柏林月刊》发表的同名论文。在康德看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2]由此，康德向未来发出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启蒙号角（Sapere Aude）。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问题是，康德对自己所处时代状况的界定是：这是一个开始启蒙的时代，而非已经启蒙了的时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十八世纪的社会特征，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是一个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的时代，延续宗教改革的冲击，宗教开始走向衰落的年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走向社会政治的舞台，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口，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作为时代的代言人：康德发出的响亮的启蒙口号：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是时代的路标，它暗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运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许从解释学上说，正如Josef Bleicher所描述的：“在经济和社会的政治快速发展时期，启蒙运动预见到了‘社会物理学’的出现，它使得用机械论术语描述的社会构想成为可能，正如通过可探明的法则的推动一样，在可靠知识的基础上它使自身被带到理性的控制之下。实现使社会自身能够被重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为之提供对与理性主义者的观念不符合的那些现行制度进行彻底批判的原动力。”^[3]历史的奥妙就在于它有自己的逻辑，如果我们把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理性诉求理解为一种全面的理性运用，那么历史的玩笑在于，被启蒙激励的人们把理性分解为两部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敢于运用理性日益被缩减为敢于运用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则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的无形之手彻底抛弃。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运动就开始沿着一条异化的道路飞速狂奔。坦率地说，正是在人类无所顾忌地大力运用源自启蒙中的工具理性的思想资源的年代，人类迎来了工业化时代，科学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整个十九世纪被后人骄傲地称为科学的世纪。源于工具理性的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进步的梦幻之中，整个时代都越发相信只要科技进步了，人类的未来就会随之变得更加美好，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科学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页终于浮出水面，成为影响人类未来深远的思潮。时至今日，科学主义思潮的弊端已经被人们充分揭示了，这里不用赘述，问题是：启蒙一定带来科学主义思潮吗？在笔者看来，启蒙不一定必然带来科学主义思潮，而今天我们遭遇的科学主义是人类对启蒙的误解与误用导致的结果。换言之，启蒙的真正前途只有两条出路：其一，全面的启蒙，在这种意义上践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里不仅包括工具理性，而且还包括价值理性；其二，片面运用工具理性，抛弃理性中的价值部分，这种选择暗合了资本主义快速兴起的事实，从而有利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工具理性的运用。这种理性不但改变了自然界，而且也改变了人类本身，人不再是目的，而仅仅是完成某一任务的工具和手段。还有一种想象中的出路：完全践行价值理性，遏止工具理性的运用，这种模式已经随着宗教的衰落，无法真正被采纳，在现实生活中已蜕变为一种浪漫主义的余晖，没有可行性。由此看来，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那么回到康德命题，我们有理由追问，这个结果是康德的本意吗？康德所谓的“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指称了什么事实？如果我们依旧把理性划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那么这里的不成熟状态应该是指人类未加运用自己的全面理性，包括价值理性。这种推断符合当时人们的信仰仍然被宗教禁锢的现实，人类总体上仍然处于半蒙昧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导致康德认为人类还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从这里可以自然推出，康德所谓的“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是要求人们运用价值理性摆脱不成熟状态。这种观点还可以从康德晚年的著作《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可以看出。如果上述推论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科学主义的兴起是人们误解康德的启蒙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这种结果是康德无力阻止的。即便如此，康德的启蒙定义还为人类的未来指出了另外一种出路：即人类的理性和谐发展的路径，而这种路径恰恰是在科学主义思潮蔓延之下的唯一拯救之路。

二、启蒙的异化：科学主义的泛滥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启蒙运动在二百余年间的发展中，逐渐走上一条异化的道路，如何克服工具理性导引下的科学主义的蔓延，就成为反思现代性与启蒙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把现代性与科学主义都作为启蒙的副产品，那么重新切入启蒙论题，将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笔者主要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工作说起，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曾写有两篇文章论述启蒙。分别是：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批判？（1978年5月27日索邦大学的演讲），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退回到福柯更早的演讲：什么是作者？在福柯这一系列的演讲中暗含了一条颇有吊诡意味的倒置的论证线索，粗略说来，可以这样来看：在现代性的主宰下，从作者之死到批判的迷失，最后回归问题的起源：启蒙的陷阱。在科学取代一切的时代，科学以真理或准真理的名义围剿了所有理性与非理性的领地，在单向度的社会场域内，人之死已经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典型表现。正如格奥尔格.皮希特指出的：“现代专业化科学体系对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即自主性的抛弃是如此根本，以至思想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丧失了启蒙的自由。劳动分工总是意味着分裂。技术世界的合理性是一种分裂的合理性。那么20世纪分裂的合理性其实已经丧失了它的理性，它是一种无理性的合理性。”^[4]如果基于上述理解是正确的话，我们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依托在科技的发展上面，问题是科技发展的外延能否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延很好地重合，换言之，人的内在规定是否只是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的动物，如果不全是这些的话，那么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寄托在科技的发展的一极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游戏，毕竟苏格拉底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也就暗示人的内在规定除了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外，还有标度生命质量圆融程度的价值理性成分。否则的话人类社会的命运就真如霍布斯所言：变成“丛林原则”下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皮希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启蒙了的思想的成熟表现为对自己和自己的后果负责任；因此，启蒙了的思想在领悟了思想的责任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如果支配世界的科学不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改造成一种启蒙了的科学，如果它固执于当前的盲目，如果在它内部进行支配的那种理性总是忘记自己，那么，世俗世界将代表一个自掘坟墓的世界，因为它无法实现启蒙，而这种启蒙是它的根本法则。在这个基础上，理性关于自身的启蒙现在就成了人类存在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理性自身进行启蒙？在我看来，这就是福柯工作的起点。在《什么是批判？》中，福柯首先指出：“它（指批判）是一个工具，是通向某个未来或某个真理的一条途径，而它自己既不会知道也不会成为那个未来或真理。它注视着一片领地，却没有能力立法。所有这些使它成为一种功能，在关系上依附于由哲学、科学、政治、道德规范、法律和文学等积极确立起来的东西。”^[5]由这个界定可以发现批判作为一种工具所具有的功能与边界规定，那么由这种批判能够导致的与真理的关系就有如下三种关系：首先是被理解为教条的真理，其次是这种指引所包含的对个人的特殊的、个别化的了解；最后是这种指引所显示的由普遍规则、特殊知识和训导等方法构成的一种反思技巧。如果把上述的关系翻译为科学主义对真理的规训技巧，可以清晰发现这些模式的运做机制：首先，我们可以把科学当作上帝缺席状态下的至高真理与自由的边界，毕竟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按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理本质上就具有此在世的存在方式，由于这种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6]在把科学理解与指认为真理的前提下，人被抽去差异性，余下的就是可以大规模采用工具理性计算的新的机器（相对于拉美特利来说），最后由科学主义过度诠释下的科学成为一种普遍规则，它进而成为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整个社会的有力工具与措施。这种局面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无论从一个世纪前的泰罗制到如今的量化考核，还是效率至上，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方法越来越科学，而人却发觉离自己的内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对于生产层面来说：我们正在遭遇的悖论是没有经过反思与批判的科学正在产生我们无法预料的环境灾难，而对于这些灾难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寄托于更新的科技来解决这些灾难，而更新的科技又能带来什么无法预料的灾难，无人知道，我们仍然别无选择，只有靠更更新的科技来解决，在这条无止境的路途上，人类被紧紧地拴在科技的发展链条上，如果一旦这个链条断裂，人类无处可去，这就是科技时代人类的命运与困境。在福柯看来走出这条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恢复启蒙精神中的批判的力量，如果回到康德的年代，正如康德一生所坚持认为的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康德无法预料到的却是，启蒙在它短短的二百年间，竟然把批判这个启蒙之魂丢失了，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由此，福柯认为：康德描述为启蒙的东西实际上正是他所试图描述为批判的东西：“那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我相信，在西方，作为一种特殊的态度，它是在历史上对社会实施统治的巨大过程产生出来的。”^[7]由此，福柯把启蒙事业再次恢复为批判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域内重新审视知识、统治与权力关系，而这种努力完全可以看作纠正启蒙异化的一种尝试，也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福柯在《什么是启蒙》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态度。那么，由这种启蒙带来的现代性就具有两种精神气质：否定的与肯定的。在否定的精神气质中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启蒙与人道主义不是处于一种同一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把两者混淆起来是危险的。这种洞见，我们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经验中找到，单纯的捍卫人道主义是无法化解启蒙的异化的。肯定的方面主要是指批判，按福柯的话说就是：“问题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不是超越的，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它在构思上是谱系学的，在方法上考古学的。”^[8]那么回到当下，面临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思潮，我们批判的阿基米德点应该选在哪里呢？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关涉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分类：即人类的知识分为三种：理论的、实践的与制作的，那么清除科学主义的病毒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否则，单纯清除任何一种知识总是无法达到整体批判的效果，它们还会相互感染。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的历史事件还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那个理想的阶段离我们还很遥远。

三 启蒙与批判科学主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看到启蒙的困境在于构成启蒙理性的工具理性严重膨胀，导致启蒙的内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从而导致任何真实的批判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作为现代性典型表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在一个多世纪里的盛行。作为这种异化的启蒙，它无力使我们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只能加剧这种状态，所不同的是这种不成熟状态却拥有一个伟大的名字：科学与真理，这种黄袍加身的状态更增加了批判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因此恢复启蒙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如何恢复启蒙就是当下最为艰难的理论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失败，暗示恢复启蒙理性中的价值理性的工作，单凭人道主义的批判是于事无补的。那么在当代该如何重建构成启蒙的价值理性？在笔者看来，当下的价值理性考量应该建基于伦理的基础上，只有通过伦理的考量，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公众的自觉，从而才能有效地遏止工具理性的扩张，也才能揭穿全球化时代对效率的迷信，而且只有通过伦理的维度，现实的批判才是可能的。笔者在拙著中曾就科学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提出一种对立的选择：“启蒙还是激进”，^[9]一个合适的选项应该是捍卫启蒙，抛弃任何激进的观点，包括科学主义，从学理层面来说：科学主义思潮是一种新型的经验主义，依赖于科学上的局部成功，然后把这些成功经验无限度地夸大，然而传统经验主义固有的归纳无效问题，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同样没有给予解决。科学主义武断地把科学单方面地预设为“社会的牧师”，它的准则只需要信仰，不需要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拥有批判精神和批判空间，科学主义思潮还是有可能克服的。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苏格拉底就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同样，任何未经批判的思潮注定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思潮，只有通过批判这个出口，启蒙才能复活，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才是可以期望的，也才能真正兑现启蒙运动对未来人类的承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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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osef Bleicher. The Hermeneutic imagination:Outline of a positive critique of scientism and sociology.London,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82.p37.

[6]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61．

[8]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37．

[9]李侠．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