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我是纯理工科女生，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实验室度过，不分晨昏。也许是基因里，也许是星座里，也许是血型里，都有点文学气息想要表达。所以喜欢台灯下的阅读，自习时有关书的畅想。有时候偶得一书，在下雨的夜晚，能让我完全投入那些静静流淌的文字，就像聆听一个熟悉的朋友，来自作者心底的声音，跟我曾经的所想那么一致。短短的几千字，便能娓娓道出我曾经有所触动却无法成文的心事。我阅读的所有，都让我相信，文字具有神奇的魔力，而承载文字的书就是完美的情人。在书里，常常会有遭遇知己的“触电”感觉。比如某一书中流露出的对纸质情书的怀念，对真实图书馆的眷恋，对去日苦多、念你如昔的感怀，对电影、旅行、文学的感动，甚至对某一个地方的多次重访，无一不让我惺惺相惜。

凡人大抵都是被神的手指引着的吧，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很幸运地成为一名图书编辑。我至今还记得求职面试的时候，领导问我放下自己多年“经营”的实验，会不会惋惜，彼时的我，感性与向往全都写在脸上，一副为梦想而光荣的青春模样。领导微笑颔首，她大概是看到了自己初入行时的影子了吧。那时候的我，以为编辑只是个名词，是一个很小资、很惬意的职业，可以每天与喜欢的书籍为伴，可以将工作和喜好（也许还有一点点特长）完美地结合起来，就像豆瓣书店的口号“读书即生活”那样充满诱惑，更可以埋头于文字之间而免于游走于纷繁的人际事物，这正是我的私心，也是幸福的期待，所以满怀喜悦和感恩，迎接着我的工作我的梦想。

真正投入之后，才知道编辑除了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还是个动词，与书相关的一切都要操持，事无巨细。《现代汉语词典》对动词“编辑”的定义为：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但真正的图书编辑要比这个定义要求的广义得多，也具体得多，并非只限于找找错别字，改改病句，写写小文章而已。从作品还没有成形到它日渐被读者淡忘，也许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它需要“沉下来”的同时也要求“走出去”。既要能够静下心来审稿，逐字逐句地梳理案头工作，耐得住“寂寞”；也要具备优秀的文化素质和敏锐的市场意识，从而策划选题并有效地执行，即能“折腾”。出版社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自身也要得到财富积累，这样才能让产业得以良性循环，最终更好地服务于读者，这也正是业内常常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收”。记得初为编辑时，站在行业大规模改制的路口，我既慌乱又难过，当时对做书没有具体的想法，对自身的合适定位没有足够认识。

幸运的是，我来到了北大出版社，这里有一套高效的培训机制，我尊敬的领导周雁翎和姚成龙两位老师给予我宝贵的引领，要求我做一个“有思想的编辑”，也常常教导编辑“要为书提供附加值”，要做“儒商”，不仅要“做书”，也要“养书”。我身边的同事都无私地帮助我，像朋友一样共同创造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随时辅导我编辑业务。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良师和益友，我才得以顺利的跨过这段毕业生常常遭遇的职场“青涩期”。

如今细算起来，我成为编辑已经四年了。从茫然失措到乐此不彼，其中的苦与乐都当成收获，也当成生命的礼物，哪怕偶尔为一些纠结而抓狂，也因为深陷其中而自觉甘之如饴。某日翻看到自己昔日的一页日记，记录了我责编的“科学元典丛书”之一的《基因论》的辛苦过程，读完日记再看手边端庄典雅的《基因论》，由衷的感念当时的全情投入，成就感也满满当当。如果人和人之间有一见钟情，那么我相信，和书也一样；如果读者和书能够惺惺相惜，那么我更相信，编辑也一样。

近日读到沈昌文的《书商的旧梦》一书，其中也谈到很多做书的苦与乐，读后也深受启发。在沈先生那一代或者更早之前的编辑，其社会地位堪比学者教授，有很多学界名人，都是编辑出身。那时候的编辑大都同时是学者，也研究学问，在著述方面慧泽后人，所以那时候都称“大编辑”。到了我们这一代，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再敢妄称学者，但希望做好文化的传播者，做好作者和读者的服务者。

虽然当编辑也会有不太好的职业毛病，比如习惯了用“审稿”的劲头来审视一本书，吹毛求疵的事没少做，包装背后的水分也能估摸出一二来，慢慢地，想要轻易地喜欢上一本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常常有人说编辑看文字太多了，会看“伤”了，就像大厨在完成美味佳肴之后自己却没有胃口了一样。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职业。博尔赫斯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那么，书就应该是天堂里最丰盛的礼物吧。每当看到暑期的学生，带着干粮整日泡在书店；每当看见周末图书大厦像早晨的菜市场一样人潮涌动；每当我获知又有人在家里排除万难都要僻出一个空间当成“书房”；每当遇到自己编辑的书，它们看似招摇的，艳丽的，被安放在重点推荐的架子上，哪怕只有一本，也淡定而从容的独自绽放……这时候我就由衷地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让我走上这条幸福的编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