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医学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带来在临床医学领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遵循科学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任何医疗卫生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遵循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从而制订出科学的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循证医学的主要创始人、国际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DavidSackett曾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治疗措施”。根据这一定义，循证医学要求临床医师认真、明确和合理应用现有最好的证据来决定具体病人的医疗处理，作出准确的诊断，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争取最好的效果和预后。

     传统医学并非不重视证据，更不是反对寻找证据。实际上传统医学十分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在实践中善于寻找证据，善于分析证据和善于根据这些证据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但传统医学强调的证据和循证医学所依据的证据并非一回事。在传统医学的模式下医师详细询问病史、系统作体检，进行各种实验室检查，力求从中找到有用的证据——阳性发现；医师试验性地应用治疗药物，观察病情的变化，药物的各种反应，从而获取评价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是否可行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临床医师可以评估自己的处理是否恰当。如果效果不理想，则不断修正自己的处理方案。在实践中临床医师从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中逐渐积累起临床经验，掌握了临床处理各种状况的方法和能力。这种实践仍然应该受到鼓励，这种个人的经验仍然值得重视，但此种实践存在局限性，不可能满足现在的临床活动的需求，因为它所反映的往往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临床活动，容易造成偏差，以偏概全。一些新的药物或治疗方法由于不为临床医师所了解而得不到应用；一些无效或有害的治疗方法，由于长期应用已成习惯，或从理论上、动物实验结果推断可能有效而继续被采用。比如，治疗心衰的正性肌力药物多巴酚丁胺、米力农等药物，短期类会使患者症状得以改善，但患者的再住院率增加了，死亡率、心脏事件等不良事件增加了，如果仅从短期的疗效看，会促使一些医生盲目地使用治疗心力衰竭，结果造成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恶性循环。

    我从循证医学的概念联想到构建“循证社会学”制约体系的概念。我们的社会对于一个人、一个新兴事物、一个建议等的评价，也要想用药一样，要遵循一个严格的评价体系，不能仅从主观上做出错误判断的利用，结果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有些人看上去能说会道，对工作也负责，也有“能力”，一旦用在重要岗位上，近期也能看到所谓的政绩，但长期观察下去却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就像“多巴酚丁胺”用来治病一样，结局是弊大于利。有些大智若愚之人实际上是社会的精华，却一生未被重视，像梵高。孔子想治国，当初没有办法，去周游列国，也是不受欢迎；从历史上的系列人物也能看出一个相似的问题：很多奸臣、佞臣为什么当初也能担任要职？据说和珅也精通5种语言，秦桧也很具有很强的从政能力，但担任要职后，其对社会的破坏力之大令人不敢目睹。纵观历史，一个新鲜事物，一个建议产生也具有相似性，对社会的作用要么是积极促进的，要么是具有破坏力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是不断进步的，如果能建立一种社会的严格评价机制，一开始就能把和珅、秦桧之流，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新鲜事物”、 “良好建议”拒之门外，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了。能把和珅、秦桧之流拒之门外的有效方法就是建立“循证社会学”制约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机制即是由借鉴了“循证医学”的概念想到的，可以极有力的净化社会空气，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评价体系。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