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看到有高校教师在吐槽写国社科申请书，曰“首先要把自己理解的学术研究，都洗干净，然后装配上社科基金那一套话术，填完表，最后还要努力把自己洗回来。可以说是一场表演灵魂出窍的大型自我行为艺术”，从而引发了一番讨论。

首先，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是否必须申请国社科，而是是否必须迎合“上意”，学会所谓的“政治话语”。

其次，教师以至任何个体面对制度，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像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斯蒂芬鲍尔《How Schools Do Policy》所描述的，具有或积极或消极的自主选择的。当然，在不同的议题上，选择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同的。比如，网友提及的996，移民等话题，就存在根本性差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国家，却可以选择个人服务的公司。

第三，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你选择了高墙，尽管你仍可以批评高墙，甚至表达对鸡蛋的同情，但与选择鸡蛋相比，客观是不同的。

在是否申请国社科这个问题上，夹在了太多复杂的因素。比如对新管理主义的绩效表现的批评，比如对TIZHI的批评等。在此，我只想讨论国社科对高校教师的赎买。

记得还是十年前，我读硕士时旁听汪丁丁老师的课。他曾提出，我们可以去验证下近十年国家各级项目资助强度变化和知识份子政治立场变化的相关性，以说明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赎买。这十年，无论是项目的资助强度，还是有关部门不公开的“负面”管制力度，都与此前有了显著的变化。

这些年，在自己求学和做青椒的路上，看到了在这种赎买政策下的不同选择。我本硕都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所以我更多地遭遇了这种选择。客观地说，很多人选择读这类专业（不包括本科，我们的教育使得大多数人的本科选择时无意识的偶然结果）都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无论是高校辅导员、两课教师，还是公务员。因此，我看到了大量为了“生存”而选择走这条路的。

然而，我也见到一些（尽管是少数），或坚持从学术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比如某同学，本身是富二代，浙大工商管理本科，因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实践感兴趣，选择考入马克思主义学院；或者选择新的人生轨迹。比如某学姐，博士毕业选择去基层做公务员。私下交流说，她不信马克思那一套，她不希望讲自己不信的东西。去年和她聚会聊天，听她分享在基层乡镇面临拆迁等问题的困扰和应对，我挺为她自豪的。

工作以后，我看到，不少人为了中社科项目，研究国家政策和项目指南，刻意迎合高中或屡败屡战的。但我也看到，不少同仁不为所动，按着自己的兴趣，踏踏实实研究，以自己的兴趣为中心附带性地申报各级项目，坦然地面对结果的。比如，我的学术领域是公民教育，对这个话题有了解的都知道，这是在当下受到限制的研究领域。但在这个领域，我看到了不少（不是所有人）真挚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和参与技能，需要进行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高校研究者和中小学实践者。

回到国社科申请。这些年在各种考核下，国社科的地位日趋重要，这毋庸置疑。但问题的关键我开篇已经指出：关键不是申请还是抵制，而是是否迎合。或者说在现有的制度下，是否有相对的自主空间。

我的看法是：有。

首先，各级社科，包括国社科在申报通知中都明确，可以自选课题。以刚发布的2020的申报通知规定：“只要符合《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各学科均鼓励申请人根据研究兴趣和学术积报自选课题（包括重点项目）。”

其次，在前两天的一九年年度吐槽总结我表达过对项目申请的立场：“在我看来，学术发展有个大体规划，根据大的问题意识，每个阶段的具体研究申请相应级别的项目。也就是本身就要做某些研究，顺带申请项目支持。通常而言，申请我们中心项目的多为地方院校老师，他们通常难以获批高级别项目，对此，他们会抱怨国家项目难度大。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且不说不论项目申请还是实质研究，都需要历练；没有小项目的积累和前期成果，何来国家项目？”

当然，如果你要说，很多人进高校做教师本身就不是因为学术兴趣，那我也就无话可说。

综上，我认为，国社科申请虽然明显有赎买的意图和作用，但并不排斥，事实上也有相对的自主空间。

我无意进行道德评判，只是对制度的评判本身就是道德问题。就此而论，我反对“嘴上一套，行动一套”。我倡议，所有对学术有兴趣、有敬畏心的人，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在审稿的时候、在评审各级课题的时候，给那些纯粹学术的选题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实际的支持，一起为学术话语争取更多的自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