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六年学习的潜移默化中，我深深感到：清华大学有一个传统和特色就是，非常强调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要结合实际，用清华的语言说：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通过科研与设计的严格训练和实际锻炼，不仅培养我们“三严”科学作风，而且树立面向国家建设的意识和具有比较强的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我们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1958-1964我是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攻读加速器专业（含热核聚变），在物403班里有20位同学，在老师指导下每人都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课题的毕业设计、实验和理论研究工作，然后撰写出毕业论文，最后进行正式毕业答辩，通过后才能毕业。

出人预料之外，1963年我们三位同学——陈森玉、陈汝龙和我被指导老师刘乃泉（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恢复后的物理系主任兼理学院常务副院长,1988年7月年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同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和顾本广（留苏回国）叫在一起开会，分派给我们三人的课题认为是一项最新的保密项目：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物理设计和研制，这个课题要求我们对班上同学也不能公开，可见课题的重要性程度。加速器教研室已经有高压加速器、电子感应加速器和微波加速器，教研室决定从我们这届开始研制国际上新兴的具有广泛应用前途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加速器。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创建工程物理系来，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从事核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经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3人能够参加新课题确实是老师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都感到非常高兴，倍受鼓舞和鞭策。虽然3人是同一课题，但是每人子题侧重面不同，陈森玉承担总体理论设计；陈汝龙负责加速器模拟电路研究，被安排到电子工程系做实验研究；我承担直线加速器的动力学特性计算与盘荷波导的结构参数设计工作，这个课题有大量的计算任务，当时学校只有数学力学系才有计算机，很幸运我被派到数学力学系计算机室使用计算机进行计算工作，当时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和使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尔后又应用电动计算机，从此我使用的计算机经历了我国电子管、半导体和芯片等各代更新不同的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开展研究的条件是当时其他同学不能比拟的。新课题之所以得到了重视和条件保证，且能够顺利开展，应该说得益于和发挥了清华大学的理工的综合优势。我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毕业设计中。这一年的毕业设计对我后来的科研道路起到了极大指引作用，我畅游在学校和系图书馆的知识大海，在计算机实验室埋头苦算，在美丽的清华园里渡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由此受到了比较全面的科研训练，初步培养了理论工作的素质，包括从课题文献调研，选择不同物理方案和比较研究，一直到整套计算、数据分析和撰写论文等各个环节。留苏回国的顾本广指导老师给了我精心的指导，记忆犹新的是，他不仅言教身带，而且让我们看了他所做的井井有条、重点突出、有评有据的课题文献调研笔记本，使我有了学习的榜样,受益匪浅。毕业设计阶段是在校的最关键时期，我们不仅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树立和增强了自己今后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信心。我们课题组的三位同学毕业答辩时都以优秀成绩通过。毕业时，陈汝龙同学考上了力学所的研究生，陈森玉同学和我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80年代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一直在该院工作至今，但是我从加速器物理专业转到当时急需的稳定同位素分离器专业，在60到70年代从事了电磁分离器物理、强流离子束输运物理、强流离子束和等离子体源物理与技术等实验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验经验和提出了一些值得理论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防战线与全国一样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了适应世界上新兴科学和交叉科学的迅猛发展，我果断地进行了学科结构的“转型”，通过努力钻研，实现了从实验研究为主到理论研究为主，最终以探索新兴的交叉科学理论与应用为主线的科研转型过程。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学科的“转型”主要靠得是，母校给我了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功底，当年我的毕业论文训练培养了我具有自立、自强、自学的自适应独立科研能力，对新鲜事物具有高敏感性和好奇心。在原子能科技领域里，我敢于另辟蹊径，果断地转向以核科技为背景的交叉科学研究，很快进入了新兴的交叉科学领域研究，不断与时俱进，先后猎及非线性科学、著名的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突变理论”、混沌控制与同步、复杂性科学，一直到世纪之交诞生的广泛交叉的网络科学。

陈森玉同学的表现更为突出[1]，一向聪明能干，出类拔萃，他是我同窗同室6年的老乡，我们都是莆田市人，分别来自仙游和莆田两县。一开始他在我院加速器室理论小组工作。1973年由于发展高能加速器的需要，他从我院转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他抓住了我国发展高能的大好良机，用他自己对我说的话说：“如果我们面对重大项目，要不怕挑战，敢于主动承担重担”，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清华人的英雄气概。在1982- 1990期间主动积极地投身于北京电子对撞机（BEPC）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并成为该工程的主持人之一，负责并创造性完成BEPC储存环的理论设计，主持了储存环的加工制造、安装和调制，主持了储存环的总体调束等工作，在技术上跨越了30年，在我国首次建成BEPC的储存环，为我国在国际高能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他与集体一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另外，高能所还有我班的两位同学（周纪康和韩谦），他们也对BEPC作出了自己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