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附的文字，写在两年前的春天。那时候文拔已经被发现患病两年，前后经历两次手术，持续化疗效果不佳，我以为他不行了，写下了那些文字作为纪念。没想到，文拔又跟病魔搏斗了两年，今天凌晨一点，他走了。
　　文拔是横结肠癌晚期，发现时已经转移至肝，两次手术只隔了两三个月。第二次手术时我在场，又切出一个我拳头大的肿瘤。文拔意志很坚强，后来的各种化疗，各种药物，想想就难过，他都坚持了下来。每次见我们，或者打电话，都哈哈乐着，不太说自己的病情，只关心我们的生活琐事，难得他什么细碎都记得。
　　文拔患病期间，我们本科班级的同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多同学不远万里地从地球那一边飞回来看他，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大家承诺会照顾好文拔的孩子，请文拔放心。作为曾经的班长（其实只有文拔这么叫我），代文拔感谢那些曾经嬉闹、勤奋和爱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文拔和我，是我们那个班级仅有的留在国内而且还在做动物的两个人。文拔的病多多少少，都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有关系。贴一张我的学生昨天拍的照片，想告诉文拔你的事业后继有人。文拔放心。
　　我好想再听见你那傻乎乎的哈哈大笑啊。
　　你去哪儿了？

　　昨晚阿花打电话过来，难得地说了好一会儿话，说晓颖从美国回来，要去海口看他。听那语气，很高兴的样子。我知道我应该多陪他聊聊，奈何我很排斥打电话，含糊地应了几句，就挂了。
　　我排斥电话，是因为通过话筒我听不见声音。其实并不是真听不见，是听不清楚，也许是不能面对面的缘故。阿花每次打电话，多半匆匆几句就结束，这次看来是真的高兴。
　　阿花不仅打电话听不清楚声音，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是真听不到多少声音。
　　我经常会写到那个金色的下午，会说阳光软软地流淌在树叶和屋项的琉璃上。也是在那个下午，阿花风尘仆仆来到我们的503，盘腿坐在我邻床的上铺上，满身金光的他大声问我：“你打球么？”
　　阿花说话总是很大声，也经常在你说了什么之后，大声地回你：“啊？”我们以为海南人就是那个习惯，一直到入学体检他通不过听力测试，一直到大夫从他耳朵里挖出好大一坨耳屎。耳朵正常以后的阿花，依旧话不多，说话还是要从“啊？”开始，好像什么也听不见的样子，而且依旧说话很大声，好像生怕我们听不见的样子。
　　阿花这次打电话来，其实是因为我拜托他看看海南的保护区有没有招人，我的学生要找工作。前些天他告诉我有招，学生去看了招聘通告，说是只招男生，阿花有些不好意思，绕来绕去地说了很多抱歉的话。
　　我和阿花是班上仅有的两个留在国内“做动物”的人，我在学校，他在林业局。做这一行多少得有点儿坚守的意思，收入不高，有时候辛苦，有时候危险，有时候有口难言，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听见自然的声音。阿花做得很出色，几乎一直是海南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管理领域的顶梁柱。我跟他去各个保护区转转，他的同事们一口一声地“苏工”叫着，他憨乎乎地傻笑，一如二十多年前。倘若不是他肚子里忽然长了个东西，做了手术，休了长假，这次我的学生也不是没有机会。阿花大声说，“以前也招了很多女生啊”，很无奈的样子。
　　阿花之所以是阿花，是因为到501以后，他住阿狗的下铺，两个人都喜欢在床铺上围个帘子，像住在一个窝里一样。既然同住一窝，我们就也给了他一个狗的名字。阿花不介意，每次叫他，都大声地回“啊？”
　　阿花问过我“打球么?”之后，我就跟着那两条狗去踢足球，外脚背抽射还是阿花教我的。后来春天到了，阿花听见花开的声音，每天去捋一大把各式花草，插在一个姑娘的自行车手把上，那秀气的姑娘至今仍陪在他身边。上次去海口看他俩，阿花做完第二次手术后不久，我说你俩这是又谈一次恋爱啊，不腻烦么？他俩胖胖地，黑黑地，憨憨地，大声地：“啊？”
　　大学毕业后，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居然是阿花。絮絮地给我讲他和晓军在海南调查长臂猿，说他们上了海南日报。经常给我打电话的也是阿花，三句两句地说陈老师去海南做项目，说他有儿子了，说他要去英国培训，说话声音似乎也没那么大。你怎么确定我能听得见？
　　大家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也许，能听见你，才是最长情的陪伴吧。
　　春天又到了，花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