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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蒙勇鹏:束星北,一头雄狮的悲鸣(上,中,下)

已有 5828 次阅读 2016-2-8 01:48 |个人分类:往事如云|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history| history |文章来源:转载

摘要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2015年10月8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在屠呦呦引起国人轰动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就有一位最有希望向诺贝尔物理奖冲刺的科学家,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对他极为器重,他的天赋极高,他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李政道曾经多次说过,没有他的这位老师,他就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

他向物理学的前沿发起过一次次冲刺,但是,他的美梦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碾得粉碎: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极右派,被管制分子。他被整整改造了20年,他写过无数次检查,他拉过平车,修过水库,打扫了厕所许多年。

他的名字叫束星北。

1972年,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降温的迹象。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却在头年9月13日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给了毛泽东猛猛的一击。

天下大乱要走向天下大治,这是中国社会各界的呼声。

此时的中国,到处是敌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北方的苏联重兵压境,磨刀霍霍,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国内的敌人还远远没有消灭干净。国民经济一片凋蔽。我们还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任务艰巨啊!

穷途末路之际,毛泽东开始琢磨怎样向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

这个时候,久居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回国来了。

10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李政道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接见过程中,堂堂一国总理向李政道求援说,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来中国讲学等等。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

他还说,他这回想见到他久久想念的老师束星北,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对束星北,周恩来也知道,但他沉默了,他没能满足李政道这一小小的愿望。

此时的束星北在哪里?

正在青岛医学院里接受劳动改造,头上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的一举一动都要接受所在单位的监控,他经常做的事是打扫卫生、检查汇报。

一、束星北其人

2004年,刘海军先生出版了他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披露了发生在束星北身上的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束星北,生于1907年,卒于1983年,江苏南通人,其父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末曾任官家的参领,辛亥革命后引退。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其兄束曰官(张謇的女婿)办理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民国初年,两人实际上已成为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左膀右臂。家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水田,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在束星北八岁那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太太回家,母亲一气之下,带领束星北从家里出走。束星北跟着母亲来到姨母家。

为了衣食和学费,束星北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从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1926年束星北来到济南市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最初,他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做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修建铁路、修建码头、装卸货物,他都干过。

1927年7月,年仅21岁的束星北离开美国来到日本、朝鲜,又从满州里来到苏联,他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到一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我从报纸广播里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

深感失望的束星北很快就离开了苏联,来到欧洲的科学中心德国。走了十几个国家,到处都是战争、饥饿、内乱、贫穷,他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至此结束,他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离开德国后,经同学的介绍,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身边。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惠特克的理论物理更让他心醉神迷。惠特克的分析力学被圈内人士奉为经典。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的提高有如神助,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以一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任母校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爱丁顿还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但在多数人眼里,他对人类最突出贡献是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尽管束星北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心仪已久,可是拨开积云,让阳光落下来的还是爱丁顿。

1928年,也就是在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的这一年,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即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物理大师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的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的方程。这个方程奠定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赋予了真空以新的物理学意义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这个天才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束星北的导师达尔文的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以他敏锐的目光和雄厚的实力最先在科学界取得了对狄拉克方程的解。束星北几乎目睹并学到了导师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

为了继续深造,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的这篇文章思路新颖,实际上已超越了导师爱丁顿。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将它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束星北巧妙地把引力场和电磁波结合起来,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束星北本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多待些日子的,对他来说,很多课题和想法刚刚开头。可是母亲却让他回家与葛楚华结婚。1931年9月,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纷扰的国家,从此再没有出去。

回国之后,束星北走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浙江大学。他有幸遇到了慧眼识真才的竺可祯。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是束星北最为得意的时光。作为一位知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出任此职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三项条件:1.财源须源源接济;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3.时间则以半年为限。可是,后来,他却在这个位子上干了13年。他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被美国人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选聘一流教授的决策作出之后,束星北又返回浙江大学,并被委以重任。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学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而至。在竺可桢营造的浙江大学环境中,束星北如鱼得水。此时的浙江大学,因躲避日本人的侵略而迁到广西、贵州、云南一带。作为那个时候的物理系学生,许良英、周志成、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后来的精英人才,都深深地感叹束星北老师的授课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

此时,束星北与同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都对科学事业有一股执着与严谨的精神,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不同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专门开设“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和争论。两个主角无论是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中,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ß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讲,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耋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与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50年代初,玻尔还在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二、爱认死理的束星北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

倒运首先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太鲜明了,疾恶如仇,表里如一,这样的人走背运,在1949年之后的大环境下屡屡被盯、被踩、被整,似乎是注定了的。

这种个性似乎又是他母亲给他的遗传基因,在他母亲独自撑持一个大家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个性。人称“束大嘴”的束郭氏,当年高大丰硕,性情刚烈,她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若是哪个不幸的主儿给她逮住了,可就倒霉了,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哪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捐资募化,赈灾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都要发寒衣,施面粉,村里的人都说,束大嘴是刀子嘴,豆腐心,有慈悲心肯做好事。

如果说,在中国农耕社会尚能容忍束大嘴的独特个性的话,而处在1949年之后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社会里,束星北的走背运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和哲学家揉合在一起了。

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星北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提法,不能代替回答问题。

他的学生于良回忆说,在学术上,束先生的做法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

1952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7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所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中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然而,束星北却因为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属于“政治学者”,他谢绝了王淦昌的邀请,选择了山东大学。

他是在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人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

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的学生。王先生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前景,当然更多的是他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和重要的概念。在讲了将近50分钟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主持人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作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这就是束星北。

最难受的是王先生,他呆呆地立在一边,看看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校长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人们的情绪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面前哭诉。山东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此后,这位“束大炮”也让校长华岗领教了几回。

此前,山东大学刚与华东大学正式合并,由华岗担任校长。华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28年5月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全国解放前夕,华岗就召从香港搭船回来,路经青岛,被留在青岛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写过中共早期的党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也有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被认为是接管后的山东大学最合适的校长人选。

在华岗这样一路从革命道路走过来的老布尔什维克看来,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对旧知识分子的“洗脑”成为大学的当务之急。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束星北对此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成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华岗校长对束星北是很看重的。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别墅大院。2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星北的薪水也定得很高,有600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

在物理系主任刘洪宾的引荐下,`束星北到了华岗的家。闲谈一阵之后,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星北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华岗等束星北的话说完,他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正本清源”,他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星北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子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真起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这所以是一潭政治死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

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向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

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束星北与华岗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岗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的糊涂观点和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星北也站起来当众喊到: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可是,一脑子马列主义的华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首先当了“马列主义”的牺牲品。

1955年秋,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斗争中,华岗落马了。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省委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利7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1972年春节,他病死在狱中。1979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和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

就在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

50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这些举措,遭到束星北的反对。在他看来,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院校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期培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他说,“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束星北就是这种爱认死理的角色。当他听说帮助高教部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来的教学经验就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闹,这样下去,有亡国的危险。”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压力。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阻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

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他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他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说:“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矛盾公开后,李哲明就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哲明是国民党时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新政权成立后,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受到重点培养,让他们重新“回炉”,三年的学制改为一年。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了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星北却不想放过他们,他跑到校领导那里阻止这批人毕业,他将这批人的水平估得很低,认为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这批人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没有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一个急功近利、一天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星北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这批“半成品”最终还是按照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这批人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星北没放过他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个个心惊胆战。

束星北“讨债”的方式很独特。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天天在这批人上课的几个教室门廊前溜达,他像个心怀鬼胎的侦探一样,不时地从窗户或门缝往里瞅或驻足听听,感觉有问题了,就悄悄地进来,在后面找个座位坐下来,掏出小本来,将发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他的所谓“秋后算账”不外是课后或周末将一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溜到教研究室,吃些小灶。礼拜天就让他们到他家里。不过很少有人买他的账。背地里都管他叫“瘟神”。

这事让李哲明遭遇上了。那一天,李哲明一节课讲了45分钟,学生们没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中途,束先生闯了进来,显然,进来之前,他在门外已经观察了不短的时间。进来时,脸拉得很长,走上讲台后,二话没说,摸起一根粉笔头来就在李哲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重点提示上打叉。他先是在一些公式上打出一些小叉,然后又在每一个单元上打上几个稍大些的叉,最后一个大叉几乎够到了黑板的四个角。

束星北也不管李哲明什么表情,会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开始从他第一个打过叉的地方讲起,李哲明退到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涨得通红的脸,深深埋下。束星北一直讲到第二堂课的铃声响起,才想到李哲明。他说,我给你们说过多次,任何事情必须首先得自己弄明白了,搞清楚了,才能讲得通讲得明白,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懂,怎么指望让别人听明白。

事后,李哲明跑到华岗那儿放声大哭,他认为自己当众让束星北给出了丑,失了面子,无法再进课堂了,一定要华岗为他主持“公道”。华岗听了李哲明的哭诉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听示范课的几个老师叫到他办公室询问。华岗之所以没有作出处理,是认为束星北除去方法欠妥外,并无大误。李哲明就此跟束星北结了怨。

束星北越来越陷入孤立。在李哲明的策动下,物理系开始了驱逐束星北的行动。

但是,束星北却很快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位置。《高压变压计算法的建议》、《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空气运动学研究》、《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等一篇篇成果分别刊登在《中国气象学报》、《中国物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很快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关注和反响。

据束星北的老朋友王彬华介绍说,一个下雨的天,束星北来到他家,谈的就是改行的事。他说,共产党担心我同他们争夺接班人,搞气象总该没什么问题了吧。气象学不会有阶级性吧?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得靠天吃饭,搞气象是大有搞头的,大道相通嘛。今晚是来拜师的。说完就在王彬华的书架上翻,选了五六十本。不到20天,他就将这些书还了回来。束星北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当初,中国因没有高等数理基础,才障碍了长期天气预报的发展。而数理基础正是束星北的长项,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用自己的脚在人家走过的路上再走几个来回。没料到,他很快便开始发表文章了,更没料到的是,他的文章在气象学界引起了轰动。

据他的朋友、气象专家王彬华说,束星北一年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50年代中国没有卫星,因而降水一直搞不清楚,气象学界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象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维被西藏高原挡住了。束星北在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卫星后得到了证明。

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必有一个低压。束星北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在相关的学术领域内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先是地球的大气压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到局部。这种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的观点和方法,对于50年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超前的。而在这一思想的前提下,他又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变化机理。

三是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投出了矛枪,修正了他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是出色的动力学家、气象学家,他在气象理论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一边倒”学苏联,基培尔的理论被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对的,可是一旦生搬硬套,麻烦便来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2000米左右,这个层高的标准是根据苏联的大气环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的温差也是千差万别。束星北在大量的资料分析与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作了修正与归整。他认为,高空引导层在中国不仅南方北方不同,而且也将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能单纯地以南方北方区域来划分高空引导层。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批驳了生搬硬套基培尔理论的数据,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束星北的这套高空引导层理论在中国气象界延续使用了多年。

束星北的思考是相当前卫的。最初,他考虑的最多的是30年后将引起世界技术革命的计算机。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过王淦昌,称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十一项重点,没能将计算机发展列入其中是个损失。他将自己的认识分析写了报告,数次递交给山东大学党委,自然是泥牛入海。他还想在青岛建立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王淦昌表示支持,可是一个新兴产业要牵扯多少机关多少环节,很快成为“死胎”。

束星北在气象领域的学术成果引起轰动后,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首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涂长望、叶笃正向教育部提请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束星北主持全面工作。在众人的支持下,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一起步就是大型研究室的规模,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大气、雷雨台风、风暴潮、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等专业项目全部开展起来,专业人员也从最初的一兵一卒迅速发展为20多个。束星北的动作也引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他委派中国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竺可祯决定,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在行政上辖属中科院。这让山东大学的一些领导大吃一惊。

束星北雄心勃勃,他想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

可是,“肃反运动”降临了。自1954年8月到1955年8月,束星北主持的气象研究室仅存活了一年便夭折了。

三、头戴紧箍咒的束星北

1955年,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这一年的6月份,《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后,肃反运动势不可挡。在全国,受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的多达上千人,而受到这一运动冲击的人就难以统计了。青岛市自6月开始,每个月自杀或被屈打致死致伤的就有几十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口气极为强硬,断定胡风“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毛泽东亲自作序,以配合全国进行的深挖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山东大学在市委八人肃反小组的领导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排查后,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特别是40年代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了。

青岛市公安局《关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情况报告》中说,束星北1944年6月曾在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充当顾问、副主任等职,曾为国防部三厅技术室试制过小型交直流特工电台。1945年9月回浙大教书后,反苏反共言论极为嚣张,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当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时,该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污骂我党为“吴三桂”。束星北有一学生名叫徐名冠,曾任国同党政府国防部六厅雷达所之军统特务,解放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在杭州浙大上学常去束家。据中共浙大党委会反映,束表现一贯反动,对抗思想改造运动,在国防部二厅工作时与美帝驻华情报部关系极密,从国防部二厅返回浙大时,还带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束家藏有无线电器材,解放后曾交出手枪一支,特务登记时又拒绝登记。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该系一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应给以应得处分,但其为大学教授,究竟如何处理,待上级指示。

关于这一段史实,束星北是这样说的:1943年,我装了一个低压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外的广播。当时浙江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徐名冠知道了。1944年春,他对我说,这种收音机对军事很有用途,他愿意介绍我把这个用到军事机关。我当时认为国内战场主要靠国民党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几个月后,徐对我说,已联系到军令部技术室主任魏大铭,每月津贴三万元,旅费另行支付,并请介绍一两个人先去綦江军令部办的“军令部电讯人员训练班教无线电技术。我随即介绍了物理系助教陈维昆(是我过去的学生)去綦江。1944年7月,我和爱人去重庆,在綦江住了几天后,魏大铭即来綦江问询低压收音机和其他有关无线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到制造雷达的问题。谈后,由魏大铭用车接到小龙坎伪军令部技术室。不久,陈维昆也从綦江调来技术室(在我的指导下)帮我制造了一个低压收音机,交魏,魏又问我能不能制造一个远近电台测听器(后来由我的侄子束慰曾完成),并让我全力以赴制造雷达。在此期间,我无职位,也无军衔。魏大铭曾建议我就任副主任一职,并说军衔可至少将,我拒绝了。我们所有人的工资是从”器材设备费中拨出来的。始终不“请委”,也未上任。8月份,日寇投降后,我先将家属送走,随即向陶士珍说我要回浙江大学了。陶士珍反复劝说后,即又贴出一个布告:束教授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并派卫兵把守我的住宅,不准我离开,这样软禁了半个月后,1945年9月,我返回了贵州湄潭浙江大学。

就这样一段历史,成了套在束星北头上的紧箍咒。

肃反之初,束星北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公安局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查小组,南下北上对束星北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调查结果与束星北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自传没有出入,但是束星北的反革命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做出。因而必须在他的“丑恶黑暗的历史”、“他与社会主义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这时候,他在1953年人民代表选举中的一桩“罪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作为他的反革命有力罪证。其实,所谓“破坏选举”一事也是一桩冤案。1953年11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人民代表时,发现了一张中英文的选票,当选人竟是英格丽.褒曼。大学领导认定这是一桩有意图的反革命的破坏行为,认定这张选票是由束星北所为。

到了7月底,上面的结论已经较为明朗了,于是给束星北派上了“卫兵”,一个带枪的便衣跟踪束星北并时时出没于束家附近。8月初,束星北的气象研究室经过搜查后,打上了封条。学校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大会如急风暴雨,说他是“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几天以后,束星北的妻子葛楚华受其株连,遭到批斗体罚。他的儿子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也遭到批斗。

束星北在四处申辩无果的情况下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北京,毛主席,山东大学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已三天,请注意发展。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

毛主席当然没有回音。

他给青岛市委、山东省委致信,也是没有回音。

他想自杀,他给他的好友王淦昌写了诀别书。这是在1955年8月29日。

1956年,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小阳春”。党中央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各学部负责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和各部委负责人报告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竺可桢报告的是生物学、地学。就是在这次会上,竺可桢向周恩来提到了束星北的境遇,并将提前写好的要求给束星北落实政策的报告呈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作了批示后,马上转给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

在陈毅的亲自过问下,1956年4月1日,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向中共中央和山东省肃反领导小组作了报告,报告最后认定,束星北不应属于反革命范围,对其采取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其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该人不宜做大学教授工作,可调离做专门研究工作。

束星北对摘帽的态度不但没有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反而是得势不饶人,既然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已不存在,“反党”和“反苏”的问题呢?人民代表的选票问题呢?另外还有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呢?束星北要求党委做出解释。

1956年7月20日,山东大学党委就束星北反映的问题做出答复,结论是:关于反党、反苏问题,应该否定。我们认为,学术思想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

1956年10月17日下午,山东大学党委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当场宣布束星北的平反结论并当面向束星北道歉。

(未完,待续)

(接前文)

四、引蛇出洞之后的束星北

1957年,在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阶段,束星北又坐不住了。不过,此时的束星北,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毕竟清醒了许多,他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开始钻研政治。1957年5月,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上,他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回应。总共半个多小时的讲演,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有人事后将束星北的发言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束星北究竟在这次会上说了些什么?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下: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1954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87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纠正;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色的解释,从而使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1954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老师!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稀里糊涂地被关,稀里糊涂地被放,问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用说了。

在肃反时,任何人(尤其是党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为“斗争”对象,甚至株连牵累到几十人,宪法即便不懂,连“一人犯罪一人当”的一句老话也忘记了吗?结果往往又全部推翻。有吓疯的,有吓死的,有人把这一切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上,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下次一再来一次“发热”呢?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敢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此,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1954年在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还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谈到人,即使是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百分之五?我们看重“人治”是多么危险?毛主席的偶然估计错误可能根本是误会了他的意思,竟弄出非搞百分之几的定额不可。

假使我们遵守宪法的精神,即使估计错误,也不会发生打人骂人(有组织的骂人显然也是违法的)、乱抓(即停职反省群众学习也是乱抓的一种变形,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也就不致造成人人神经过敏、人人恐慌的心理了。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这就是造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马克思可以公然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的英国写资本论,出版资本论,当然资本家和其他统治者都很恨他,但是由于英国的宪法的“言论自由”一条,当时已得到人民习惯的默认。执政者不管如何反动也不能公然禁止他的书出版,即使在资本主义末期,美国政府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封闭《工人报》仍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剧烈抵抗。这就是法制精神的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轮换频繁,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法国内阁几月一换,而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动摇,反动政策也很少改变,其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也服务于经济基础,要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所以说我们人民宪法,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

斯大林在他的执政时期没有重视过法制,他自己不尊重“法治”,也没有养成人民的法治精神,以致犯了错误,也没人敢提出批评或公然反抗,因之他犯了更大的错误,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斯大林悲剧。

“法制”对一些官僚主义者可能有些碍手碍脚,但是当风气建立之后,他就没办法了,而且,请他注意,对他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有保障。

当风气建立之后,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而无所畏惧,人人敢于坚持正义,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人民宪法的实施,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奠定了人民政权千万年的基础。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了不尊重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到了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之后,也未能及时改变。

显然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学习得也不够深入,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缚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因此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常常违反宪法,而上级领导也熟视无睹。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必须依法办事,也不能违反宪法。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同时,要大力宣传“人民宪法”的重要性。“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应当保护。违反宪法的都必须予惩处,蹂躏宪法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人民!

我建议省委及省政府赶快对监狱先来一次检查,受冤的速予平反,没有确实罪行尚在调查过程中的先予释放,对于仅有历史问题的也应按照中央政策从速处理。

在检查中,任何人,不管他官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凡是违背人民宪法的必须予以揭发,必须予以惩处。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宪法是不容易破坏的,人身自由是有保障的,以逐渐形成守法的优良品德和习惯。

我们的人民宪法,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最进步的宪法,我们应当怎样爱护它,才对得起为宪法奋斗的先烈,才对得起党与毛主席的奋斗和领导呢?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呢?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像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

束星北在这次演讲结束时,用这么几句诗总结了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后,你能说这位爱认死理的教授这一番话哪一句不是说在中国现代化治理的点子上?

然而,束星北上当了!他毕竟是一名学者,他理解不了毛泽东的“伟大部署”。事后,毛泽东说他的反右策略是“引蛇出洞”,这一回,束星北又一次上当了,而且败得很惨。

束星北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一鸣惊人,一些报刊纷纷找他索稿,特别是九三学社办的《民主报》的编辑们,对他紧追不舍,非得拿到首发权不可。束星北尽管答应了,却没有马上拿出稿子。他没有拿出稿子不是对上面的风向有了感觉,而是觉得这篇发言稿的分量还不够。他从省里回来后,将稿子作了些修改后才交给了《民主报》。束星北交稿的时间是6月7日。一天之后,《人民日报》便刊出了《这是为什么?》,好在他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一些朋友让他赶快到青岛九三学社《民主报》编辑部撤稿子。《民主报》的主编也来问他稿子发不发,他说,文责自负。

《民主报》在刊出他的讲话稿时,觉得他批评人们习惯“人治”、“歌颂清官”一段和“谈到人,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的一段太扎眼了,删掉了。他看了报后,坚决要求恢复。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民主报》只好在最后一期上(此后便被停刊)用补遗的形式全部作了恢复。

之后,束星北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浓缩,将自己的法制观点以信的形式,邮给了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并在信中特嘱刘少奇委员长阅后转毛公。他的信发出去的时间是在6月16日,这时候,全国各大报纸批驳右派言论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了。

暴风雨来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一大批昨日的名流贤达在毛泽东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最初,晁哲甫校长是在保他的,因为他发现束星北在鸣放期间的言行很是理智。束星北阻止了几名教授要给储安平发声援电报的冲动行为,他没有赞同副校长陆侃如提出的取消党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的建议,他阻止了学生们要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然而,当毛泽东7月12日乘坐斯大林赠送给他的“伊尔——14型4202号”专机飞来青岛点火之后,谁也不能左右局势了。

正是在青岛,毛泽东起草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定下了调子:“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太小了。这是一次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是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的调子一定,全国反右的力度加大了,面积也加大了。山东大学的右派名额最初定为几十名,《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出,便增为一百多名,以后又根据“校情”多领了近一百多名额,最后实际落实的是204人。这个数字在同类高校中属偏高的。

七八月份,深入揭批右派的斗争在山东大学形成持续的高潮,束星北被重新“发掘”出来,他的大名和陆侃如、刘洪宾、仲平等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赫然出现在《青岛日报》、《新山大》等报纸上。围剿和批斗也愈加激烈起来。

从7月底到8月初,束星北被围剿和批斗的频率平均每日一次。他的历史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以此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问题也随着揭批的深入而越来越重。他的一些言论特别是那篇法制文章经过重新整理和加工后成为他的头号罪证。这个时候,中央又发出党内反右派的信号。《人民日报》7月28日刊发了一篇题名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的考验》的社论,社论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的右派朋比为奸,他们利用党的生活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社论号召共产党员对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严厉的批判,绝不能对他们表示出“温情主义”。这样一来,束星北的同情者从此被封住了嘴。

1957年9月中旬,青岛召开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省有关部门对山东大学下了命令,要他们在这之前一定要拿下最后的堡垒。“命令”无疑是对山东大学右派分子的最后通牒令,这个时间,态度能否配合变得无比重要。

山东大学为了配合上级的意图,打打拉拉。强攻之下,右派们都是惊弓之鸟,唯恐不能脱身,有谁敢螳臂当车呢?实际上,9月份青岛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真正的堡垒仅剩下束星北一人了。晁校长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最初他只想给束星北一顶普通右派的帽子,可是束星北的“民愤”太大,特别是上面开始反对党内右派、反对温情主义后,晁哲甫只能顺势而为,让束星北领了一顶“极右”的帽子。

尽管束星北领了“极右”的帽子,晁哲甫对他仍有“挽救”之意,他多次暗示束星北配合形势,走光明大道。如果束星北能像其他人那样真心向党忏悔,向人民真诚投降,写出深刻的检查,他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束星北没将机会接过来。

束星北脑袋一直没有别过这个弯来:“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断定,这样搞下去,“以后人要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束星北都无法相信,鸣放与反右的导演同出于一人,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发表讲话前,束星北一直以为毛主席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给架空了。反右决策是毛主席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他幻想有一天,毛主席给他平反。他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时间都做出了估算:半年。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场“闹剧”的时间不会长于肃反。

到了9月,右派的阵地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礁石一样,沉默不语。家门口和楼梯仍旧像肃反时一样贴上他亲自书写的拒客令:本人近来身体有恙,恕不待客。居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人家上门揪斗他时,他就说:“首先我参不参会是我的自由。第二,我不参加会是出于对你们的考虑,因为你们要是现在斗了我,将来你们一定要向我道歉。再说,要是反过来我斗倒你们,你们也下不来台呀。”

学校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了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候,大儿子束越新肩负着组织的使命,回家来挽救父亲了。

大儿子束越新是束星北一家的骄傲。1950年抗美援朝时,束星北将束越新送到部队,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一所为中国培养军事将领和接班人的学院。只有中央领导的儿女和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被派送到这里。束越新毕业后被分配到锦州航空部队做了教官。他的篮球打得好,他曾是部队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在一次全军的比赛中,他超常的体能、柔韧性和高大的体魄被八一队首长看好。为了把他调进八一队,八一队的队长竟动用了中央军委的关系,来说服束越新部队的首长放人。束越新部队的首长爱才如子,舍不得放他走,束越新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所在部队的氛围。束越新命运的转折点是肃反运动前夕,那时部队正准备发展束越新入党。入党申请书也写了,组织也谈过话了,剩下的便是党旗下宣誓了。可是突然没了下文。后来才搞明白,原来束越新的问题出在父亲的历史问题上。父亲在国民党军令部时,束越新和母亲也跟着,什么事都知道,父亲怎么会成为“特务”、“间谍”呢?可是部队组织有外调材料,有山东大学的信函,言之凿凿,让束越新在组织和父亲当中选择,要么站在组织一边,来劝说父亲坦白认罪,要么滑到父亲一边,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在组织和父亲中间,束越新的精神崩溃了,结果遭到部队批斗,从此一落千丈。反右后期,束越新又一次面临选择,但这一回同上一次已完全不同,这一次已不是前途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军籍的问题了。

束越新一回来,束星北的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劣质白酒来催眠。束越新也睡不着,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

束星北终于做出了妥协,他开始在书房里构思“认罪书”了。他的妥协不仅是出于儿子的压力,更大压力是上面出台了对右派处理的具体方案。

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时就对右派的处理定了框框,他表示无意对右派采取极端政策:“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要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毛泽东不采取极端的处罚,却搞了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根据他的规定,国务院在8月3日就以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虽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在斗争中划出来的一大批右派分子,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个措施做出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决定”让他们顿悟:上面既能杀鸡也能杀猴,对于特别严重的极右派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也就从根子上触动了右派分子。因而,“决定”一出,气节也好,尊严也好,真理也好,都很难再把持下去了。

家庭、儿子和“决定”让束星北拿起了笔,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投降。

起笔是这样一行字:

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

这篇沉重如山的检讨书最终没有交上去。但它却为日后的束星北另一种命运路线开了先河。

1957年11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束星北案件的报告作了批复,批复中称,经研究同意你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意见,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你们可根据其表现与工作的作用决定。

1958年1月27日,山东大学党委会做出对束星北的处理报告,报告称,束星北系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一贯思想反动,并有一系列反共反苏言行。整风中又借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大肆向党进攻,他的阴谋做法和言行是极其阴险恶毒的。反右后态度又极恶劣,不但不认罪且继续攻击和污蔑党,是一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极右派分子,其根源除解放前任反动职务和受资本主义反动教育影响外,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他是一个阶级敌对分子,因此理应与反革命问题并案严加惩处。但因束星北在物理学上尚有一定水平,原系二级教授,并在全国物理界稍有影响需给予照顾,不过因其情节甚为恶劣,处理已需严肃,为此建议办判处管制使用,调离学校,不再作教师。

1958年6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向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的批复称,束星北案件,经我们研究并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认为,同意将束星北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司法机关给予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

1958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对束星北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处束星北管制三年,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起至1961年10月13日止。

自此之后,束星北进入几乎让他丧命的月子口。他夹在青岛市的1800多名右派分子大军里。这一年,束星北52岁。这时,他的儿子束越新也从部队回来了,他既不是转业,也不是退伍,而是被“黑”下来的。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首长便让他回来了,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交待,也没有任何手续。束越新在1958年成了个“黑”人。1958年的中国城市,“黑人”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束星北还不知道儿子的事情,他只能考虑自己眼前的事情: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这三顶帽子犹如三座大山,牢牢地将他压住。

五、 炼狱中的束星北

苦刑犯束星北被送到月子口水库建设工地。

月子口水库是青岛解放后建设的最大的工程。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万多名来自淮北监狱的犯人。

束星北在1958年12月的月子口的第一次月评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

月子口建立了严格的评比制度,首先是日评,然后是周评,再往后是月评。评比即是对每个队员一天的劳动、纪律、学习、思想改造及生活作风进行的综合评定。日评以小组为单位,周评和月评以小队为单位。月评分为较好、一般、较坏三个档次。一般情况下,一般较多,而较好与较坏很少。机关大队一中队二小队一小组只有两个人被评为较坏的队员,一个是束星北,另一个是叫孙志坚的党员右派。

束星北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评为“较坏”的,尽管他身体条件和劳动技能有限,却尽其所能,该出的力都出了,该做的事也做了。最重要的是,他咬牙抗住了最初恶劣生活与环境所带来的不适和影响。最初,不要说劳作,一日三餐的地瓜干和苞米面窝头就够他受的,地瓜干窝窝头和白菜萝卜咸菜疙瘩,对有农村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算不了什么,可是对生活优越肠胃从未受过锻炼的束星北来说,却难以适应。他多少年来养成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月子口的“右派”住在仓促盖起来的单砖简易工棚,每一个工棚就是一个中队,约三四百人,一律地铺,所谓地铺是直接睡在山坡的土地上。“床板”便是从河边搬来的鹅卵石,鹅卵石上再铺上从山上割来的山茅草就得了。这样的工棚和“床”,束星北很难适应。他常常在人家兴奋昂然的时候,昏昏欲睡,而在人家鼾声如雷时却双目大睁,睡意全无。身子骨被“床”硌得苦不堪言。他的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利用工地的废料,给他打了副床板。起初,工棚里的监管念他的年龄和身体,没有做声。可是他的左右不干了:大家都是来改造的,为什么只有他特殊,他做得还轻吗?谁的罪孽能赶上他?这事反映了上去,马上就成为政治问题,因而,束星北只好将床板交了出去,跟大家一样。

在月子口,束星北忍受了极大的煎熬。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岁月里,这个头顶历史反革命分子、极右派、管制分子三座大山的人所面对的社会歧视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一言一行时刻受到队员、队长的监视,他的“罪恶”还在积累,不断的批判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1960年12月13日,机关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韩某某与小队长邢某某奉命写了一份《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这份报告长达2000多字,报告认为束星北在管制劳动期间,不服从党的管教,反对互相监督,攻击肃反运动,对党极不忠诚,反动立场没有改变。

月子口工程完工了,所有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都面临重新安排的问题。这个时候,有一个爱才如命的领导盯上了束星北,这位领导是青岛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立文,于是,束星北在1960年底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

束星北来上班了,他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这是他与过去诀别的分水岭。过去的他死去了,一个新的束星北活了下来。最初,让他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有个时期,学生们开解剖课,束星北被安排到太平间旁一间小房子里制作尸体标本。这个活儿,学校员工是没人愿意干的,可束星北照样干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

在当时,束星北的生活相当艰难,他简直就是个乞丐,不断地向亲戚朋友伸手,向左邻右舍伸手,甚至向保姆伸手,家里能卖的东西大都在这个时候卖掉了。饥饿和管制让束星北失去了尊严。一次到学校农场收地瓜,他竟偷吃了一个,被大家发现了,第二天就开了批斗会,他坦白了,是因为肚子饿。

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的转折点是1961年,这一年年底,他修复了医学院的一台损坏闲置了多日的脑电图机。这次机会是院长张立文给的。有了这次机会就有了实现技术改造的开端,从此,束星北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进行自我改造了。

青岛医学院院长张立文是个很开明的领导,在接收束星北时,他和其他几个院领导分歧很大,党委多数成员都反对。可张立文说,我们共产党怕什么呢?我们连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和伪满州国的皇帝溥仪都能改造过来,难道还惧怕一个“右派”吗?那个时候,青岛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大都是在解放后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基础普遍薄弱,张立文便有意让束星北出山,给青年教师讲电动力学课。这要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此时的束星北早已被运动打断了脊梁,他重返讲坛后,表现得很让人失望。他畏首畏尾,如履薄冰,一本教科书捧在手里读读念念的,不敢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结果他的电动力学课开课不到两个月,学生便从60多名下降到20多名。这个时候,张立文又提出让束星北来修理脑电图机。

这台脑电图机是从丹麦引进的,全省仅有两台,60年代属世界医疗器械最为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因操作不当,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找了几个行家,竟连说明书也看不懂,从此被判了“死刑”,已经两年了。张立文把束星北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了三条:一是不要绝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也要相信自己,改造是必要的,但不要丢掉自己的专业,那是自己吃饭的本领,也不要因“身份”的压力而畏首畏尾,旧业还要重操,技术工作还要做,你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但动手的能力也非常强,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不然就不会把医学院的外国仪器交给你了,所以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至于你个人一些问题,也要抱定信心,迟早会解决的;二是如果需要看什么书或查什么资料的话,可开出书单,交给我的司机来办,图书馆长是我的爱人,她会全力支持你的;三是经济上的困难组织上也很清楚,解决是迟早的事,目前可以由我个人先来接济你一些。

这次谈话之后,束星北马上就进了脑电图室。头一天,他还是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他就让系主任弄了张行军床住了进去,吃饭睡觉全在机器旁。那台机器坏得很厉害,先是修了一阵子没有修好,后来他干脆给它来个大拆卸,电子管、电阻、电容、真空管和电线,全拆下来了。人们为他捏着一把汗,别说修好了,就是照原样恢复就不错了。可是,几天以后,脑电图机修好了。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引起轰动,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轰动。青岛的各大医院都慕名而来请束星北做修理工,而他总是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一时束星北名声大振。这一年年底的总结会上,系主任张秉武代表院领导第一次表扬了束星北,让他发言时,他竟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可他的雕虫小技,折服了一些人。

束星北开始盘算着“摘帽”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给中国带来了改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点自我批评。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大声放言。紧随其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深负“三座大山”的束星北开始掂量自上而下的信息分量,他小心翼翼地向张立文院长提出了“摘帽”申请。

这年春天,束星北遇到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学生动员他出逃国外,他确实心动了,可他又犹豫不决,回到家,睡不着觉,半夜时分,叫醒大儿子,当过军官的大儿子对此事作了分析:如果出逃成功的话,会怎么样?难道这个家不会遭到株连吗?如果出逃不成功呢?一旦被抓住将是什么罪行?谁能保证出逃的线路和海上接应的安全呢?谁能保证在那些出逃的线路上,是不是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最后分析到那个学生身上,如果那个学生是上面派来的诱他入瓮的“托”怎么办?为什么这事早不出,晚不出,单等到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才出。再说,那个学生可靠吗?这些年,人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有谁可以相信?

束星北的“出逃之梦”,很快就瓦解了。凌晨,他和大儿子出门了,儿子带了把菜刀,他们来到青岛医学院保卫科,告发了那个企图拉拢束星北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分子,青岛市公安局破获了这宗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案,束星北也因此受到青岛医学院的表扬。

这次变故,让束星北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组织,才能有光明前途。

5月份,张立文通知束星北写一份“摘帽”申请。他的生活费由每月20元增加到82元。这在青岛医学院右派中,属调整幅度最大的。张立文免除了束星北打扫厕所、清理化验室等清洁卫生的劳动,安排他参加医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研究经络本质。此时,他感到要做的事太多了,他要当老师,给医学院的年轻教师辅导物理、数学等基础课程;为了适应医学院的需要,他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他要写书,起初想写两本书,一部是理论物理丛书,另一部是电工丛书,每部几百万字。束星北又好像找回了自己。他不仅自己成果累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也形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学术空气和研究氛围。在年终全院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也破天荒地得到院领导的表扬和物质奖励。奖评大会不久后,青岛市市长张敬尧专程到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看望了他。张市长、张书记和束星北一直谈到深夜,晚饭也是在办公室吃的。几天后,张立文让束星北给市长写报告,市长要为束星北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世界先进的高科技医疗仪器产品。

自从市长看过后,束星北简直高兴得要手舞足蹈了。他的“摘帽”申请报告,早已顺利地通过了医学院和青岛市并上报到山东省。可是,不久以后召开的“摘帽”大会上,宣布的四个“摘帽”者里偏偏没有他,他拄着拐杖站在会场,会场的人全都走了,他还痴痴地站在那里。直到那个木柄手杖突然断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偏偏没有束先生?按照贡献和改造成效,医学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束先生比。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的手里,连山东省也做不了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上面的风向又转了。在这之前,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专门强调了阶级和阶级矛盾,他又重申阶级斗争了,念念不忘自己的紧箍咒。

突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先是让他停止写书,紧跟着又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没几天,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合江路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监改小组的力度一天天在加大。他又被一把掌打回原地,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他拿着一个小本本天天找同事们征求意见,征求对他改造的意见,他又主动承担了打扫厕所的工作,他在改造报告中说,刷了三个月茅房之后,越刷越起劲,他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八年的努力,到1965年文革前夕,他的管制三年由青岛市公安局解除了,“三座大山”终于挖掉了一座。

阶级斗争的“紧箍咒”真得很管用,束星北,这个当年桀骜不逊的勇士,渐渐地被改造成了另一个人,他成天在学毛主席著作,时时事事用毛主席的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连他在给解放军修理机器时,患得患失,生怕出错。他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他终于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找到了,毛主席说:“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于是,他找到了原因,“是真认罪,假认罪,真服罪,假服罪,就是对我的考验,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摆在南京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的问题。决定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但是又怕,如果万一修坏了怎么办?被戴上‘破坏活动’帽子怎么办?由于这些仪器是新型的,半导体式的,我不熟悉,怎么办?如果冒失动手,弄坏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件不能失败的事,不能摸索前进”。于是,再查毛主席著作,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于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根据主席的教导,请使用这些仪器的解放军同志介绍它们的现状和它们的历史,有了初步的办法,但还不能做到‘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于是,再借来资料,通过思索,自觉已符合主席所指示的要求。为了防止万一,在罗青生同志和任树霖同志的分别监督和协助下,进行了修理,一个一个地完成了任务,心情非常舒畅,紧张过去了,带来了甜蜜,深深体会到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革期间,很多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这给束星北带来了“显山露水”的机会,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遍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有50多家,所修复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仪、同位素扫描仪、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至于修复的台数,无法统计。修理的报酬,他一概谢绝,他只要一个东西:证明信。证明信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一般情况下,证明信都写成了表扬信。

文革中,束星北重新塑造了自己,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对立和反感,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他们大都不太在意他的身份,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1968年9月,驻青医工宣队、军训团和实行大联合的革委会冻结了部分牛鬼蛇神的工资,束星北也在其中,从此他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30元的生活费让大多数牛鬼蛇神慌了神,可是束星北却没有遭到太大的冲击。这个时候,他平日交结的朋友走了出来,今天你半斤鸡蛋,明天他两斤面条,后天又有人带上两捆新鲜蔬菜,总之,在从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没有太窘迫。他的那些朋友,干什么的都有,可中最好的还是那些看澡堂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甚至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是束星北的好朋友,只要他去打饭,总会得到他们的照顾。

文革后期,儿女们渐渐发现,老爷子的精神不太正常,一旦报纸报道重大发明或成果,他就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常常通宵不眠,然后他就拼命地写一大堆心得体会和赞扬稿,有一些还交了上去。有一回,他独自坐壁橱里垂泪,口中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儿子走过去一看,他手里的报纸上登载的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为了让老头高兴,儿子儿媳陪他说话,陪他散步,陪他玩耍。有天晚上,儿子儿媳见父亲迟迟不睡,就主动邀他玩“老虎过河”。“老虎过河”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无非是谁先将老虎、羊、和白菜通过不同的搭配,分别组合后用一条船运到河对岸,谁就赢了。老爷子从没玩过这种游戏,哪是儿子儿媳的对手,结果一个晚上,他都在输,最后输得拂袖而去,弄得儿女们很不好意思。本以为这事就搁下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老爷子竟把儿女们堵在屋子里,告诉大家说,有答案了,他说着,钻进壁橱,拿出一摞子一米见方的大字报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计算符号,他说这就是他的答案。儿女们谁也弄不明白父亲计算的是什么,老爷子告诉大家说,这是老虎过河的计算成果,他从各个角度用各种形式计算了老虎过河的方式。他说,尽管你们赢了我,但你们过河的方式并不是最佳的,当儿女们知道父亲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而通宵未眠时,都惊得目瞪口呆。

女儿束美新说到这样一件事。她出嫁之后,带了过百天的孩子来看父亲,远远地看见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走过去一看,果然是父亲,她发现父亲在路两旁的雪地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这是父亲每天的功课。女儿忍不住悄悄地哭了一路。

1970年国庆节,一批失踪多时的科学家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贝时璋等等。这些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束星北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出现,让科学界和教育界为之一震。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它至少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

束星北立即向老校长竺可桢发出了求救的呼叫。

束星北显然不知道老校长的处境。文革初始,竺可桢就失去了职务,遭到批判,他已无力回天,他不断地给束星北写信,他感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历史的车轮终归要回归到它原有的轨道上来,他希望束星北好好地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但是,束星北等不及了。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由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制造问世后,他按捺不住了。即使再以走技术改造道路而招致批判,他也不在乎了。这台国产脑电图机被北京、上海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医疗、卫生界重大突破与贡献,是中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在毛主席“中国人民有精神、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思想指导下的又一伟大成功。可是这台完全是用国产原材料和零件装置的、已“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脑电图机,在束星北眼里简直就是“小儿科”:“其一,它在机械方面存在着缺点;其二,抗干扰力量不强;其三,操作速度只及丹麦的一半,对急症病人及小儿不便”。束星北多么希望由他来接手做这件事情,多么希望由他来真正地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所修理的该厂以及其他厂家的国产心电图机、示波器和同位素扫描仪也都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未能达到世界最高的先进水平,修理时只能稍加改良,而不能变更基本形式。我相信,经过厂家的协助努力奋斗,可以达到世界最高先进水平的。希望党和人民给我将功折罪的机会,贡献一得之愚,协助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共同研究改进,以期赶上和超过世界最高先进水平。

石头投入水中,却没有声音,也没有水纹。束星北好像被抛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无人理睬。他不愿坐以待毙。如果不做事情就是改造的话,生命和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向青岛医学院革委会发出了请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去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报告

我今年64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不知怎样做才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还能有什么用呢?年华已老,时日不长了!

因此下定决心,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能得到人民的宽恕和容纳,特别向领导请求。这次到北镇去后,领导能分配我和一位合乎毛主席指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同志(又比较了解我过去的一位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内,以便对我加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批评管教,使我加速自己的改造,还有可能为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效力。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求人:束星北

1970年10月14日

炼狱还没有到头。

(未完,待续)


(接前文)

六、炼狱中的转机

转机是在李政道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先是杨振宁开拓了破冰之旅。杨振宁是在1971年夏天第一个撬开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往来大门的。在中国,杨振宁所到之处受到的待遇,令他始料不及。当他一下飞机,接待人员就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办理,他便开了一个长长的要求会见的人名单,上面有他的亲人、朋友、老师等,结果名单上的人他几乎全都见到了。他还被获准到有关科研院所和有关大学访问。周恩来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作陪的有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等中国科学家和傅作义、杜聿明、郭沫若等人。因为杨振宁的访问,很多人跟着沾了光。两弹专家邓稼先得到“解放和自由”。

紧随其后,大批著名的华裔外籍科学家陆续不断地回来了。

李政道是在1972年10月回来的。他不但受到周恩来、江青、纪登奎、郭沫若、王洪文、刘西尧等人会见,毛泽东也会见了他。在中南海的住所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谈到物理学的对称性,谈到人类的活动,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李政道无法想象,他和杨振宁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而一个教育几乎完全停滞、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的国家对他们的成就并不陌生,他们被当作炎黄子孙的佼佼者,当作华裔最杰出的代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他们在物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尤其是他们凿破混沌的发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他们对宇称定律透视性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并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三个人: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李政道是1943年秋季进入浙江大学的。这一年,由于普通物理学师资紧缺,系里便决定由束星北来负责辅导。因大学驻地有限,竺可桢将一年级设在了贵州的永兴。永兴离湄潭理工学院20多公里,束星北按着系里的安排,每周要去一趟永兴。湄谭离永兴皆为山路,崎岖陡峭,可束星北准时往返,风雨无阻。每周一次现场辅导,对那些渴望学习、惜时如金的学生来说太珍贵了,每当束星北这边的人影儿刚刚出现在学校外面的路口上,立时就给学生们包围了。于是便一边走着一边回答问题。束星北发现,在所有向他提问题的学生中,提得最多的也最有水平的竟是化工系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的问题往往是些“现象”,或者在问了“为什么”并得到了解答之后,就告结束,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个性与思维方式,使他和别人拉开了距离。“一念之差”可能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完全不同的层次。束星北突然有了“发现”,而李政道很快就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就成了知己。每周一次的授业解惑或探讨问题,已远远不能满足狂热痴迷中的李政道,一年级结束后,李政道与束星北越来越联系紧密。1944年,束星北获知李政道要报名参军,他硬让李政道留了下来。李政道因车祸摔伤,束星北又用军令部给他的军车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赴美留学,吴大猷选择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在美国,李政道幸运地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费米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科学人生。

这一次,李政道在会见周恩来时,李政道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他说,造成中国的“断层”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和教师造成的,中国不缺解决“断层”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从现实上说,解决中国面临的科学和教育的“断层”问题,谋求国外的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起用中国自己的的人才和老师,李政道说到这里,适时地提出了束星北的名字,他说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以后,在很多场合,李政道都提到束星北的名字,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次,还真管用,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反应。

几天以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到了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安排师生会面。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感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定以“推掉”为上策。为什么呢?他们是这样考虑的:首先是束星北不能进京,因为上面早有规定,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被严加管制的坏分子,是不能进京的,不但不能进京,就是本市也不能出,只能待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最好的办法是让李政道来青岛,可是细细想来,这条路也走不通,首先谁也不能保证束星北在同他见面时会说什么话,再就是李政道会不会去看束星北的家,要是真要看可就麻烦了,束星北的家破破烂烂的,经不得看哪!束星北的卧室不过是个两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那么大,常年“卡”在里头能舒服吗?被子破破烂烂的,用电工胶布粘着。这样的家让李政道看了,会作何感想?那还不等于往我们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吗?后来又想到将束星北的家设在宾馆,可这个方案也让领导给否定了,最后只好决定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

实际上,这一年的5月初,束星北的改造生涯就有了转机。也许是因为随着文革政治狂潮的渐渐式微,人们发现,单靠空喊政治口号管不了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找上门来了。这个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来到青岛医学院,他们是慕名而来,指名道姓找束星北帮助他们所解决最新科研难题: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金属粘合剂是一种高强度粘合剂,20世纪70年代属于国际先进科研技术,它在机械化工和航天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作用,它的粘合强度和可靠性远远超过电焊和铆钉。中科院石油化工研究所为了这个活儿,跑遍了全国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在内的著名的大院大所,竟无人能够“揭榜”。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了束星北。鉴于束星北的改造表现,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让束星北来承担兄弟单位的这项科研课题。

接到任务后,束星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提出要到山东大学去演算,因为山东大学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比较齐备,可是院核心小组没有同意。核心小组只同意他回到青岛医学院做这项研究。去不成山东大学,束星北只好开出一个所需资料清单,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外语书单,有50多本。有关人满青岛去找,结果只在海洋学院图书馆找到一本,经过领导审查以后,决定给束星北使用。书交给他的时候,已经撕去了前言和后记。

对于束星北来说,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破坏试验研究本不算什么大的项目,可是没有参考书和有关资料,使得他的“旅途”变得复杂而又迷茫起来。他一个人一枝笔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楼里开始了他难得的“旅行”。由于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凭记忆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资料进行演算,这样使得时间拖长。“计算”即将收尾的时候,束星北得到了李政道要来青岛的消息,以后又说不来了。他甚至连李政道给他的信也不能轻易打开,而是先交给组织,由组织接收拆阅后,再决定给不给他。

两金属粘合剂的物理试验大获成功,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技术员专程登门致谢,青岛医学院的领导也感到脸上很有光彩。紧接着,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来找束星北。按说,以束星北的身份,这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不能碰的。可是这一次,院领导竟很痛快地答应了。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时候,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院里的领导听到这事后很是感慨,他们认为束星北“摘帽”的时机成熟了。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终于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真正搬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是在1979年底。屈指算来,他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是22年。

七、雄狮的悲鸣

1978年4月6日,束星北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他是被所长曾荣的吉普车接到所里来的。这天上午,所长曾荣率领着全所人马在所大门口夹道欢迎,鞭炮、锣鼓、彩旗和热烈的欢呼声让束星北喜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历史划了个圆圈,好象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修日晨后来回忆说:1978年8月,他刚刚结束了历时半年的科技英语中级班学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实际流场预报方法研究”这一课题中去。一天,室领导告诉他,曾所长要他参加“进修班”学习。由于他们这个项目当时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修日晨并不想参加这个“进修班”的学习。可是,所长曾荣对他说,成果晚一两年出来没关系,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进修班,这是向束教授学习的好机会。修日晨带着他写的论文研究报告去见束星北,可束星北连看都不看,就把它放在一边,并对修日晨说,到了进修班,没有我的同意,不得擅自发表文章。你脑子现在糊里糊涂,讲了也没用,等你在进修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脑子清楚了,讲了才有用。修日晨当时很不服气。没过多久,修日晨服气了。他听了束星北的牛顿力学专题讲座之后,才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精彩的一次高水平讲座,使他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束老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正式开班后,束星北对学员们说,你们动脑筋不够,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们也没有想到,你们应该比我想得多才对,要变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教起来才有劲头。当某一个问题求得解答时,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思考其物理意义,不能满足于公式,李政道就有个脾气,他从不满足于公式,而是想透,因为公式是死的。在这一阶段中,修日晨学得很累,但收获很大。束老师能把数学、物理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教学中的一绝。能有机会听束老师如此精彩的讲课,真是万幸。

此时的束星北,已是70岁的老人,他已垂垂老矣,他很像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长年得不到医治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他就像突然给扔到岸边的鱼,瞪凸了眼睛,干张着嘴,于是马上就得喷药、吸氧。

复出后的束星北马上就“原形毕露”了。熟知他的人们好像又看到了过去那个束星北,那个直言快语、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的束星北。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们大都领略了老师的个性,他常常对那些在他看来脑子就跟“猪脑子”一样笨的学员大叫大嚷,当众用粗话来羞辱他们,如果那个学员上交的作业屡次出现问题时,他们的作业本上就留下先生独特的批语:“狗屁不通”、“什么玩意儿”、“你的脑袋是用来干什么的”。这还算客气的,也有一些常常被叫到黑板前,当众用粉笔“枪毙”。

他复出后,很快就被冠上一些头衔: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等等。挂上这些头衔后有关学术会议便多了起来,幸好,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只要参加,学术讨论会或项目鉴定会议都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他的眼睛如同精密的卡尺,再严谨再完善的学术文章或成果也得打上点折扣,更不要说有错误有漏洞或不成熟的文章了。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是如此,严得令他们生畏,严得让他们心存它虑。有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竟被他退回了七次。

对于科学名家,他也一样毫不客气,有一个著名的海洋学家出了一本潮汐图,他发现了了一些毛病,就大加批驳,电视台来拍电视,用一些书作背景,他发现了这本书,马上就扔到了地上,他说这样不严肃的书只配垫脚,他甚至专门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给这本书挑错。

干部任免,按说与他无关,可是在他眼里,领导干部一定要品学兼优,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横加干涉”的。弄得一些雄心勃勃的骨干对他恨得不行。

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不愿入党,他说他这个人一向不听话,不守纪律,怕开会,因而不能入党,这样两清着,对谁都好!

那一年,是在1980年4月,王淦昌来了,他俩是生死之交。1937年秋天,日本军队在上海乍浦登陆,浙江大学还在沿浙赣铁路内地西迁的途中,王淦昌带着束星北的儿子束越新经温州、丽水到金华,再由长沙抵湘潭。途经丽水时,遇到日寇飞机轰炸。王淦昌竟扑到只有8岁的束越新身上。40年代初,浙江大学有传言说王淦昌同化学系的一个女助教要好,束星北得知后,也不找王淦昌证实,甚至连招呼也没打,带上两个学生直奔王淦昌的老家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当时,正在打仗,交通吃紧,束星北冒着敌机轰炸,辗转多日,将王淦昌的妻子吴月琴和儿女接到遵义湄潭。吴月琴说,那时候,大学里那么多事情,也只有束星北做得出。从1954年束星北去京算起,两人已26年没有见面了。王淦昌在束星北家中住了一个晚上。

束星北不服气。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钱学森拍板定案此事交给束星北。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这一年,束星北73岁。独自一人,出色地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他毕竟老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老人击倒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束星北心有不甘,显然他不愿如此告别人间,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弥留之际,他要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束星北的儿女们专门写了父亲的遗体捐献书和移交书。他特别叮嘱医学院搞解剖的张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会有发现,也会有一定价值的。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情恶化撒手尘寰,终年77岁。

他死后,他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报社、电台、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期间,正赶上机构改革大换血,显然是各级领导的头等大事。束星北的遗体就在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

遗体重新被人记起是在半年之后,这个时候,“大换血”的“运动”已告结束,该下去的都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各路诸侯都得了“分封”,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经腐烂不堪。

医学院院后是一片荒寂的林子,当初甚是偏僻,附近有人死了孩子,常常就近埋到那里,人们称其为“舍林子”。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派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子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工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藏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

一个向爱因斯坦一类的大师冲刺的天下第一才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一段悲怆的人生。

束星北是我们这个时代沉甸甸的悲剧。

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贫瘠的地方。

当滚滚红色潮流席卷中国大地,他是理智而清醒和智者;愚昧和狂热弥漫开来,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他是独步草原的雄狮,用孤独的吼叫,歌唱真理,捍卫尊严。

当阵地的坚守、尊严的捍卫演变成死去还是活着的选择,当灵魂在一次次阉割中不断地被肢解扭曲,当明亮的眼睛和嘹亮的歌喉被蒙蔽系死,他仍用累累伤口发出一个人、一个悲剧英雄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绝唱。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

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原载《共识网》

附记:

本文刊出后,收到读者“新田府”留言,指出文中有一些错漏,现转录如下:

【“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人,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中国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业内有“天下第一才子”美誉。生前出任世界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唯一华裔研究助手,曾参与过举世闻名的“狄拉克方程”研究工作。抗战期间为抗击日军侵华,愤然主持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战后被民国元首蒋介石亲自授予“抗战英雄”称号。曾应邀为国内专家作“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系当时国内少数精通原子弹理论的中国人。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培养出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胡济民等一批响誉全球的优秀学子,解放后参加我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撰写出版我国首部《狭义相对论》,被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高度盛赞:“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其逝世30周年纪念时,李政道亲笔题词“浙大人,民族魂”以赞誉其高风亮节。束星北故居位于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13号,现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2014年11月,束星北之女国家海洋局高工束美新一行回故乡头桥寻根,并在头桥束星北故居前留影。

□ 一读者推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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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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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8-11-19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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