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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总理遗言”作者去世 其伪作曾引政治风波

已有 4246 次阅读 2014-2-10 15:54 |个人分类:感言社会|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social,media,,virus| Social, virus, media |文章来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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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遗言”作者去世 其伪作曾引政治风波
2014年02月10日01:40  正北方网 我有话说(5,039人参与) 
摄于1987年,李君旭(左)在照片背后写道:在《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前身)工作,和团省委工作人员的合影。  摄于1987年,李君旭(左)在照片背后写道:在《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前身)工作,和团省委工作人员的合影。
图片摄于1972年2月。图片摄于1972年2月。
生病多年的李君旭。生病多年的李君旭。

  时报讯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文章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昨天清晨,遗言的真实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在他的家人看来,李君旭不好出风头,引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却让他的人生走得艰难,“他一直很坚强,不对命运低头。”在侄子李长岭眼中,李君旭是一个男子汉。

  追悼会将于2月16日上午10时10分在杭州殡仪馆2号厅举行。

  大哥眼中独立的小弟

  1953年出生的李君旭是家里的老小,父母都是医生,四兄妹中数他最聪明。母亲带他去西湖玩时,教的西湖诗词都能很快地背下来。“外祖父是旧式的书生,母亲在文学方面积累很深,对他的影响很大。”大哥李君达觉得小弟的文学素养从小就显露出来了。

  父亲是当时有名的血吸虫病医生,曾受世界卫生组织选拔赴美国学习,当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他坚决要求回国,这种爱国的情怀也从小影响着李君旭。

  李君旭成长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父母传给他的挥斥方遒的书生性情和爱国情怀让他一直维持着内心的独立思想。1966年“文革”开始了,李君旭父亲被打倒后关在牛棚,母亲沦落洗碗还要挨批斗,出身不好的李君旭对“文革”有着自己的思考。

  当时各个造反派喜欢油印小报发表观点,刚小学毕业的他也学会了油印技术,有模有样地“发行”自己的小报。

  “自己写文章针对造反派的错误言论发表看法,印成A4纸大小的小报,叫做《小辣椒》,虽然文笔幼稚,但也敢跑到街上发。”读大学的大哥知道后并不阻止,还挺欣赏小弟的认识,只是希望被欺负时他能机灵地逃走。

  “李君旭是个正直、有是非观的人。”李君达看着李君旭长大,在他看来,能“代言”总理遗言正源于李君旭骨子里的正义感,并且获得了周围人的支持和赞赏。

  1975年,李君旭开始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学徒,一年后当他因为伪造“总理遗言”案被突然带走时,他的师傅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连夜骑车悄悄地来到李家告知,“当时整个厂都被要求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师傅还是来告诉我们,可见师徒情分之深。”

  1977年春天,受牵连被带走的父亲和友人陆续回家,直到10月份,李君旭才戴着“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回到汽轮机厂。“工厂的领导和同事并不太在意,李君旭就带着政治错误入了党,后来还当了厂团委书记。”

  小伙伴眼中的有才帅哥

  李君旭儿时有好几个小伙伴,其中一个很要好的伙伴是邻居家的袁中伟。袁中伟在得知李君旭去世的事情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有些突然,也难过。”

  曾经袁中伟家和李君旭家就住在对面,据袁中伟的妹妹袁敏回忆,当时站在自己家的晒台上就可以看见李君旭家的阳台,李君旭也经常到她家玩耍,“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袁敏说。

  她和李君旭既是邻居又是小学同班同学,袁敏说:“他小时候就很擅长写作文,作文写得特别好,人也长得帅。”

  长得帅又有才的李君旭特别受女孩子喜欢,袁敏回忆到,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时,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家境又好,还因为喜欢李君旭好长时间都没有结婚。

  后辈眼中值得敬重的人

  在父兄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家庭里,李君旭却走上了文学道路。早年,年幼的侄子李长岭路过他居住的6平米亭子间时,常常会看到他在伏案写作。在汽轮机厂期间,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啊!龙》,反映了汽轮机厂的新发展,获得了茅盾报告文学奖。

  这位在政治漩涡中蹚过来的叔叔,每个暑假都会带着李长岭去钱塘江游泳、骑车去翻越五云山。

  李君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在1989年,突发“硬膜下血肿”导致记忆受损,仍会经常念叨“什么时候能去上班,我想去上班”。

  “我每年都要去看他的,不过今年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因为职务的关系,青年时报党总支副书记钱育杭从1997年前后开始,每年都要去李君旭家探望他。

  钱育杭记得,当时看到的李君旭只有四五岁孩子的智力,躺在床上,路也不会走,上半身还很伟岸,而下半身好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萎缩、弯曲。不能正常地走路,只能靠助步器勉强走一段。他离世前住在竹竿巷,家里装修过,也挺整洁,有个护工照料他的生活。

  每次探望,钱育杭说,她都会和李君旭说会儿话,然而李君旭几乎不讲话,偶尔会有些简单的对话。比如你问他饭有没有吃过,他会说,吃过了。你再问他身上有没有病痛,他会说,脚痛。“你问一句,他答一句。”钱育杭回忆道。然而即使每年她都探望李君旭,到下一年,李君旭却依旧不记得她是谁。“他好像只记得他原来的朋友。”钱育杭说。

  老同事眼中的“邻家大哥”

  上世纪80年代,李君旭从报社挂职到杭州大学宣传部任副部长。当时宋建勋是校刊编辑部主任,和李君旭共事。他回忆说:“他对自己的要求高,工作很努力,特别喜欢写作,尤其写报告文学写得很有名。”宋建勋至今还记得李君旭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章是写当时杭州大学宣传部部长童芍素,不过是以童芍素儿子的视角来写。

  宋建勋的记忆里,李君旭是个爱思考的人,他说起一件趣事,某天李君旭骑着自行车去杭州大学上班,边骑自行车边思考,途经宝石路时,因为当时的路正在维修,他却只顾着思考,没顾得上看路,不小心摔倒,磕掉了两颗门牙。

  “1米8多的个子,长的很帅。”宋建勋眼中的李君旭是个为人忠厚、善良的“邻家大哥”。

  宋建勋回忆道,那时李君旭的身体状态就不好了,“他似乎有些低血糖现象,有时会犯晕,有时开会开着开着还会睡着。”宋建勋记得这样的状况经常发生在李君旭吃饭前和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

  一年后,李君旭结束挂职后,宋建勋依旧和他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李君旭病重休养的日子里,他还经常和童芍素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不认识很多人了,但见了我却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因为生病,李君旭的思维和行动有些不协调,宋建勋回忆说,“不过,他还是很努力地拿起笔、纸,想要写回忆录,想到一点就记下一点。”停顿了一下,宋建勋说:“蛮可惜的,那么一个有才能的人,又喜欢写作,却很早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每次去看望李君旭,除了带水果之类的东西,宋建勋还会带上很多杂志,“他喜欢看书,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类的,我们带给他。”

  ●个人史

  1953年 出生于浙江杭州

  1966年 “文革”爆发时,小学毕业,印《小辣椒》小报

  1969年 作为知青来到长兴的林场工作

  1975年 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做学徒

  1976年 写“总理遗言”,传遍全国,被带走审查

  1977年 释放回家

  1980年代 在《浙江日报》社、杭州大学、《东方青年》杂志、浙江团省委等处工作

  1989年 颅内出血,导致记忆力衰退

  2014年 在城东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月9日清晨逝世

  (文章来源:青年时报)



976年“总理遗言”案真相

  34年前,一封横空出世的“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迅速传抄。“遗言”恰好说出了经历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国人民的心声,让人从不怀疑其来自周恩来。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封“总理遗言”其实出自一位小工人的手笔,并由此酿成了震撼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是当年“总理遗言”事件当事人之一、《江南》杂志主编袁敏撰写的新书,讲述了这一段发生在杭州的轰动全国的往事。

  蛐蛐儿精心炮制了“总理遗言”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发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句,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然而,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沓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蛐蛐儿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今夏将近40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50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50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摘自《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作者:袁敏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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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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