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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曲啸在美国演讲遭遇毁灭性提问,心理崩溃!

已有 19894 次阅读 2012-11-10 23:55 |个人分类:感言社会|系统分类:生活其它|关键词:群氓| 群氓 |文章来源:转载

因故《群氓》被转两次,抱歉。

 

借故在网上查了一下曲啸,发现没有其访美的记录。细查,得下文,添加于此,以补偿读者。

此前不知曲啸为何人,电影《牧马人》从未看过。此文真实与否,更无可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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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啸在美国演讲遭遇毁灭性提问,心理崩溃!

 

作者:润涛阎

  引言

  曲啸是中国1949年以来的三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排名顺序是: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有一部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曲啸先生。但曲啸属于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至于早一点来美的留学生不知道曲啸何许人也。当时留学生能否按时回国,是政府担心的大事,便考虑曲啸先生来美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爱国热情。


  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国第一站就发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的场面。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曲啸教授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好几年,直到去世。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曲啸到底为何突然间大脑出了毛病。而润涛阎本人亲自经历了这个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虽然有点迟。

  (一)曲啸求我讲故事

  
老阎吗,我今天求你一件事,而且很急。你今晚在家吗?


  这是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在跟我通电话。当知道我没有出门的打算后,他接着说:今天晚上你包饺子吃行不?我听着有点纳闷,会长不会关心我吃啥吧,便问他是不是馋我做的水饺了。他说他当然想吃,但今天有客人来,是大使馆教育处刚给他打来的电话,说国务院派来到美国到各大学巡回演讲的二位因为吃不惯西餐,提出要求到同学家里吃饭。他问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这二位想吃哪类中国饭,二位说当然水饺最好了,其它也行。只要是中国饭就可以了。另外,二位提出招待的人最好是性格开朗的、好客的,千万别是书呆子类型的,这样,大家可以边吃边聊。


  这位会长想了想,还是润涛阎符合这几个条件,尤其是他做的水饺最棒。他就打电话跟我商量这个事。我说,不论是谁,更不管他的观点,党派,只要喜欢吃我做的饭,我就高兴。所以,热烈欢迎。但需要告诉我时间,尤其是吃不吃肉、虾米、白菜、韭菜等具体要求。会长说他再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如果没问题就不打电话给我了,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设计而为了。时间是下午3点半到机场,估计4点多一点就可到我家一起包饺子了。


  会长没再来电话,我就去采购一些包水饺的猪肉、虾米、韭菜、白菜等原料。4点刚过,面也和好了,馅也准备好了,会长便带领二位看上去非常精明的仪表堂堂的风度翩翩的穿着西装戴着领带蹬着皮鞋拿着文件包的领导模样的年龄属于中年晚期的国务院赴美演讲团团员到了我家。会长说他有急事不能作陪,便离开了。


  我的任务是包饺子,就立刻忙着包了起来,还问了一下他们二位是否也愿意一起动手,边干活边聊天。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什么职位,对我无关痛痒,也就没问及,只要饭后他们喜欢我的水饺就够了。


  倒是二位觉得应该来个介绍,然后再包饺子。所以,其中一位就说:会长告诉了我们您的名字是润涛阎,在读博士研究生,因为您这名字比较不常见,我们就记住了。我们也介绍一下吧。我叫刘中海,在国务院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啸教授,是心理学教授也是法学院教授,著名的演说家,还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这次国务院派我来,主要是陪同曲教授来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们做巡回演讲,我只是陪同,做个伴而已。曲教授是中央宣传部调研员。你们出来的早,没听说过他的大名,但在国内,他和李燕杰齐名,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刘中海先生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曲啸教授的名气,但我还是满头露水,不明白一个法学院教授怎么会全国出名,刘中海介绍的比我现在能回忆出来的还多很多,印象中他说曲啸是中国政法学院(有没有这么个学院?我不大敢绝对保证一字不差)的副教授,这个副字在前,我敢保证我不会记错。因为我当时想:一个副的,怎么那么出名?还到美国来做巡回演讲?我在国内,别说研究生了,就是上大学时就有两个一级教授非常喜欢我,那时的一级教授全国也不过百人,可他们也没有成为什么全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他一个副教授怎么这么厉害啊?当然,要是看气质,曲啸教授身材魁梧,模样酷似将军胜过学者,一米八几的个头,玉树临风,典型东北汉子形象。而刘中海先生的言谈举止跟周总理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是不是近朱者赤,我就不知道了。


  曲啸终于听完了刘中海的介绍,然后他也介绍了刘中海,说刘中海同志可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工作经验丰富。


  刘中海立刻说:阎同学啊,我读书读不过你,但包饺子你就不行了。总理和邓大姐就喜欢我做的水饺。总理总是夸我是包饺子快手。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包饺子程序。我借助这个机会,便想听听刘中海这位周总理的秘书讲讲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是在银幕上报纸上看不到的,就是属于名人轶事一类。透过这些跟凡人打交道的小事,才能窥测到伟人的另一面。刘中海还没开口,曲啸就不干了,跟我说:我们来到美国可是不容易的,国家外汇很少,拿出来让我俩到美国,我们就要尽最大可能了解美国才对。所以,还是你讲给我们你们在美国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收获。


  看到刘中海也认同般地点头,我说:您是法学院教授,那我就讲两个最近发生的案件吧。一个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校长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子,另一个是北卡州州长败诉给了一个混子的案子。


  曲啸立刻追问:两个案子的最后结局是怎样呢?我告诉他: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赔偿损失后辞职。曲啸愣了一下,然后说很想知道细节。我就把我们大学校长因为开除了橄榄球教练而吃了官司的案子大概说了几句。本来都认为那次比赛一定能赢的,结果那个教练心理压力太大导致胡乱指挥瞎来,结果输得很惨。因为这个教练的合同期还差两年,所以他就拿着校长的开除信找律师告状了。法院当然判决校长败诉,因为合同上没有必须赢球的前提啊。结果,校方赔偿教练100万美元。


  曲啸毕竟是学法律的,也是心理学教授,他立刻发现这个案子不合逻辑,因为校长不会明知故犯啊。我告诉他:您说得对,但校长有他的算盘。他的名声非常好,深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好评。大家都看了那场球赛,他认为把教练开除,是符合民意的,为大家出气。大不了法院判给那个教练一笔钱,他滚蛋了,那笔钱也就是小事一桩了,因为捐款的人不缺。可万没想到,法院判决赔偿100万美元后,判决书上标明校方不能开除该教练!这下可就麻烦了,本来校友们决定捐款这笔钱的,可知道赔了钱后还是不能开除那个笨蛋,那不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校长也太无能了,比那个笨蛋教练还笨啊。忍两年,那个教练不就完了吗,这么干还是等两年。这样就没人捐款了,这100万美元就找不到出处,校理事会开会决定换校长。


  曲啸教授立刻给出评论:从这个事件可看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心理差异。中国人比较讲究案子是否公平。可美国人更崇拜强者。校长败诉了,反而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典型的成者王侯。从曲啸教授的评论中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精明之人,喜欢总结规律的人。


  曲啸说还想听下一个案子。我就把北卡州发生的大案讲了几句。就是有一个河,河边上本来有个牌子上书《禁止游泳》。可那个牌子被人拔走了,一个无赖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就到河里游泳,脚被扎破了,他不看医生,直到脚丫子烂了,才告到法庭。因为他每一步都有照片,照片上有日期,算是证据确凿,法院判决州政府败诉,没及时检查牌子,赔偿那个无赖120万美元。


  曲啸一听愣了很久,他说: 那州长就不上诉?就查不出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无赖拔走的?


  我告诉他:州长当然上诉了,但市中级法院维持县法院的判决。他上诉到高级法院,就是州法院,州法院也是维持原判。他就没辙了。另外,即使那个牌子是那个无赖拔走的,也不能免除州政府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条。


  曲啸一言不发,苦苦思索。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阎同学,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法律课。虽然法院判决太过分,但这个司法独立对政府的约束力太大了。


  刘中海先生听着有点不大乐意,觉得这不符合党的原则。他虽然没有立刻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他几次欲言又止。他在猜测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泡几年,回国一旦掌握权力,就有和平演变的必然。他在思索着这个道理。当我提议让他讲点周总理的故事时,他似乎脑子没有空间思考往事,继续眯着眼睛思索,没有答复我的问话,可能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说什么。诚然,刘中海先生包饺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水饺包完了,我在厨房煮,他们在外面客厅的沙发上悄悄谈论着什么。吃饭的时候,刘中海先生就问我一些有关留学生奖学金的数目和开销,访问学者们的生活情况。我便一一作答。


  吃完了水饺,在刘中海先生去厕所的空间,曲啸教授悄悄跟我谈:阎同学,我这次来其实压力很大的。我回去后必须给我的听众们一个交代。但我这么到处演讲,对美国也就是走马观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一听立刻明白了,便告诉他绝对没问题。他说:那太好了,散会后你到我们的旅馆,我们俩谈谈。你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国。但我没有例子啊。你给我讲点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


  绝对没问题。你要听多少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


  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那这样好不,反正今天是周六,明天是周日,闲着也是闲着,咱俩就来个通宵。我保证给你讲一夜,而故事没有重复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还担心找不到同学帮我这个忙呢。不是说不想帮,而是大家找不到例子。咱俩还真是有缘,什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就是了。


  你一夜不睡身体顶得住?


  哈哈,阎同学,论身体我可是不会败给你的。我啥毛病都没有,当真是健壮如牛啊。咱就来个通宵达旦,只要你给我讲我就听。不过,咱俩可是说好了,讲的内容必须是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


  一言为定!


  看看表还有时间,曲啸教授就让我先讲一点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我就慢慢地谈了起来。比如,美国虽然没有世袭制度,但个别家族还是代代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而中国早就在时代结束了世袭制,毛岸英即使活下来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的。我敢肯定,未来的江山决不会交给高干子弟的。这一点,你回国后可以大胆宣传美国腐朽的变相的世袭制。此时刘中海先生从厕所里出来了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


  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多次讲过,我们的政权永远是工农大众的。曲啸教授立刻让我接着讲。我说,美国虽然科学发达,可还是有矿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发生了矿难,有两人被埋在里边,政府出动了力所能及的力量,连夜打洞,挖出来的俩矿工还是死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的!过去没有过矿难的报道,现在没有矿难,将来也不会有的。曲啸教授说这个很重要,可以告诉国内。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一直要求安全第一,所以不会有矿难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追逐利润,怎么会管矿工死活?曲啸教授很高兴说他回国后要讲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都不会有像美国这样不顾矿工死活的矿难。然后他让我继续讲。我告诉他俩最近报纸上登载了一个案子,是一个保姆遭到了雇主的性侵犯。这种事,在我党领导下根本不需要法院解决,党组织就彻底解决了。把保姆当成第二个老婆,就是变相多妻制,这在我党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糜烂现象将来也不会发生。曲啸教授点头赞同,对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认同。


  看看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车去听曲啸的演讲了。

  (二)曲啸心理崩溃的前前后后

  我开车把二位拉到会议室,令曲啸教授心理崩溃的事件就开始了。


  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人的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对爱国教育的说教不怎么感冒。但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拱摌攩。这样,他们俩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们俩的热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联谊会的顾问,仿照当时邓小平给胡耀邦当顾问的头衔办理的。也就是说,不论谁被选为会长,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长者和领导。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虽然大家从刘中海先生的开场白里知道了曲啸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已经响彻云霄,但一开始也觉得刘中海先生在讲大话空话,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估计有点忽悠。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200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22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拱摌攩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拱摌攩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刹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


  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啸教授此时再也没有必要让我给他讲一夜美国哪里不如中国的故事了,便想跟他们告辞,毕竟下一步他们该如何不是我应该参与的。别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你们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便把电话号码写在桌子上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刘中海先生问我:你知道在美国可以更改机票吗?我便问他更改机票是退票还是更改日期,他说可能要终止巡回演讲,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机票退掉。我不知道详情,便提议这个事最好跟大使馆有关人员联系。我便告诉他如何从旅馆里往外打长途,然后我就离开了。跟曲啸教授握手道别时,他还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开始担心起曲啸教授来了。按理说他是经历过监牢炼狱的磨练的,应该经得起任何打击的,但文革开始时我们县的县长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动。焦县长可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杀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将军,为何在战争中屡屡受伤竟然挺了过来,而经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杀呢?其实,懂得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在战争年代或监狱里,他们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了。人,不论是谁,包括死人堆里出来的和炼狱里出来的,都无法战胜没有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已经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升为宣传部部长?这个,可是润涛阎的话,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对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对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故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计那卧床不起的十多年里,他又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基础的,是有共同语言的。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曲啸教授突然心理崩溃而导致大脑得了病而卧床不起,对她的婚姻来说也许是好事一桩呢。

  (三)后记

  希望大家转贴这篇短文,故事里的主人公只有曲啸教授不在世了,而刘中海先生和汪荣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们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刘中海先生,我离开旅馆后曲啸教授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彻夜未眠?你们二人是立刻回国了?还是在美国旅游了一段时间散散心?曲啸教授在美国是否已经由心理崩溃转成精神崩溃了?还是回国后经历了被冷落的打击才大脑出了毛病?希望刘中海先生能补充一下后面的故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曲啸教授那么健康突然就大脑出了毛病,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毕竟曲啸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三个呆婊,而他早期的经历已经由电影《牧马人》详细介绍了,后边的故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剩下的由刘中海先生补充,便是对当年
全国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教授的崇拜者们的一个交代,也解答了他们对曲啸热突然冷却下来了的历史疑问。


  曲啸教授的故事毕竟拍了电影,平心而论他的经历和演讲能力比李燕杰毫不逊色,但李燕杰就比他幸运多了。下面看看国内网站的名人介绍,李燕杰走遍世界都没有遭遇到一次曲啸经历过的尴尬局面。文章对曲啸也曾到过美国做演讲的历史只字未提,表明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来到美国。难道曲啸教授就是悲剧的命运?他干嘛要碰上爱国华侨汪荣祖教授?


  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但无论如何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一个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个性格柔软到没有骨头的人,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一个吃了我的水饺后说润涛阎做的水饺好吃的人。同样,汪荣祖教授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天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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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群氓【一篇发人深省让所有中国人无法赞成但也无法反对的猛文】

 

 

群氓【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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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让所有中国人无法赞成但也无法反对的猛文

来源: 陈杨的日志(缺乏自知之明,丢人)

 

小沈阳,一个靠装疯卖傻娘娘腔穿女性服装,扮演身体残疾和智障人士,讲一些下流黄色笑话,蹩脚的模仿和无知的无赖精神,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混混,居然上了春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某些人所认为的成功,是的,他成名了,姑且不论名声好坏,至少让人知道了,于是乎便有了一种苍蝇般的拥趸,恰如芙蓉姐姐之流,从这点上足可以看出国人之素质,呜呼,赵本山之流美国演出为什么不成功,反遭鄙夷和唾弃?进而影响到整体国人的形象?就是因为两国国民素质相差太多,赵本山在东北田间村头演给农民看的那一套放在先进文明的纽约便行不通了。而说到国人素质,不仅感慨万千:

 

(中宣部是干什么的,没有中宣部批准出得去吗。赵本山和小沈阳都是中宣部捧出来的,中宣部封杀了群众喜爱的陈佩斯和朱时茂,捧出了赵本山和小沈阳。在国内,党领导一切,中宣部打着党的旗号谁敢反对、谁能反对,没有办法,只好不看。中宣部得意忘形,居然把赵本山和小沈阳推向世界,人家不归你中国共产党管,不卖你的帐,结果出了洋相。此外派曲啸去美国也是中宣部干的,结果不仅出了洋相,还送了曲啸的命。)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多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B]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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