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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外交流中的“三倍差”现象

已有 6847 次阅读 2007-8-6 11:08 |个人分类:感言社会|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2002年的夏天,我应当地政府之邀去青岛商讨发展高等教育的事宜。期间一位部门负责人向我提起美国加州有一所“关系很硬”的西南大学,是由美国务卿,就是“总理” 鲍威尔先生作为董事,并有他亲自签署的美国国务院文件作证,问我知不知道这个学校。我在美国教了十几年的书,一二三流的大学都知道不少,加州的大学更是熟悉,而且我一直就在美国西南工作,但确实不知道还有个西南大学。不过最使我吃惊的是怎么会有现任国务卿作董事的学校?根据我了解的美国体制,这不但荒唐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幸好他有文件的拷贝,我要来看过之后,真不知是该笑、该哭、还是该气。原来这只是一纸由美国驻外领事馆发的印有鲍威尔签字的标准普通公证信函而已,信函证明的只是西南大学为一所在美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并特地声明该认证是常规性的,发给任何要求认证的美国注册公司,但这些公司所作的一切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注册的一个西南“骗子”大学,甚至西南“杀人”大学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驻外机构也照样有义务并且也必须给予认证。更有甚者,这家大学还自己成立鉴定组织对其学位进行“鉴定认可”。对于天真渴盼知识的莘莘学子而言,这种胆大妄为的做法比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离杀人也相去不远,也使我不由得想到近年来自己到处“宣扬”的“三倍差”现象。
 
什么是“三倍差”现象
所谓“三倍差”现象,是指同类事物、名称和概念等,中国的和外国的本来就存在着一个客观上的差别D;可当我们中国人以自己的经验、标准和理解去看外国事物的时候,可能凭空的向上或向下给加上一个差别D;同样当外国人以自己的眼光去看中国事物的时候,又无形的向下或向上给加上了另外一个差别D;最后的结果是同类的事物,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心里和眼里的差别实际上就变为3D了,成了“三倍”的差别了。
 
回到开头的例子,西南大学的推销员就是在利用中美之间在认证、官员、组织的权威性上的实际差别,诱导国人按中国的经验、标准和理解去想美国人的东西,故意制造“三倍差”现象,把一个本来十分普遍的事情,弄成一个“关系很硬”的神秘事情,达到骗人敛财的目的。实际上,认证文件根本不是认可这个“大学”公司,而在标准文件上鲍威尔的签字,与他本人亲自签字也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与成为其董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美国的国务卿充其量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权力不用说与中国总理,就是与中国的部长也相差挺远。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总理,国务院也不是中国的国务院的概念,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吧。而且,美国的部与部长的地位与影响是动态的,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权力分配,不同总统执政情况相差可以很大。
 
自上世纪80年代中赴美留学,90年代中以来的多次回国参加学术活动,到1999年来中科院工作至今,切身的体会使我对“三倍差”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和清晰。以致每当朋友说起中外之间有一个差别时,自己有时往往忍不住的说其实有三个差别。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三倍差”现象在个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实例。
 
“三倍差”现象的各种表现
前面讲的例子,主要反映的就是证件名称和组织机构权威性上的“三倍差”现象及其利用。前段时间还流行着美国学位证书和公司执照一定得由州务卿认证才能被承认的要求,这是典型的按中国的体制规定去想象美国的对应体,也是“三倍差”在作怪。因为学位证书根本与州务卿办公室无关,你完全可以在美国合法的注册一个“世界长青藤野鸡大学”,一分钱出售三个世界大师级学位证书,愿买愿卖,州务卿照样给你认证,这是他们的法定责任。至于学位证书上说些什么,是什么机构发的,只要是合乎美国的法律,就与他们的认证无关。对于公司执照的认证也是一样的。其实,在许多州(包括加州)只要公司一成立就会发给公司注册人一张印有州务卿签字的执照,哪怕公司的名字是个“全球专业欺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Inc.)”。这里的“有限”二字是必须有的,因为只要有这二字,骗完之后,公司破产,不过就是翻到“第十一章”(Chapter 11,即破产法)而已,个人的财产仍然享受保护。在中国,“一元钱”注册公司曾是新事和新闻,可在美国,“零分钱”资本成立公司都是家常便饭,合法合俗。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我的第一位大陆学生(该生后来做过网易的副总裁)的一再鼓动下注册了一个公司,注册费10美元,银行帐上放了100元。后来因为低于2500美元存款银行要收服务费,才加到2,500美元。当时公司的章程注明有1百万股,其实,完全可以连银行帐号也不开,“零分钱”成立公司。所以,此类认证给一般人添加的只是麻烦,给骗子却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合法途径。借用最近学会的北京当地话,这实在是“瞎掰”,可以“歇菜”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在个人,特别是官员和大学者的权力权威方面,中外的反差恐怕是多于三倍的“多倍差”了。国内的地方官员,特别是一把手,许多事往往可以单独决策,有时甚至可以现场拍板,说一不二;可许多国外对应的官员就不敢摆同样的“威风”,他们费尽心机竞争成功,可时时有媒体盯着,事事有议会对着,刚喘过气立住脚却又得担心如何面对选民再次当选。事实上,论生活我们大多数的官员可能远比国外的活得“辛苦”,权力是大,但事事都找到头上。这是从人治走向法制的必然阶段,我们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不能也不应一步跨到位。就像上幼儿园时,应该看图识字,可以告诉小朋友有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但不应让他们学大学里的微积分和相对论,除非都是非凡的天才。许多幼儿超前学习的例子,被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来宣传,其实我看更应该作为家长心理“病态”的案例来讨论。
 
不过,最能体现“三倍差”的恐怕还是中外院士的权威和政治待遇,不过北京可能还有上海等院士集中的地方应除外。去年我曾同一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去某省访问。他的名片上仅说明他是教授,并没有注明其院士身份。但当接待单位得知其院士身份后,却有幸得到省和市里领导的会见和宴请,而且其座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不需交钱,因为车是一位中国院士的专车。为此他感慨万千,十分惊奇中国官员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认为这是我们悠久的文化历史所致。我告诉他中国的确是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不过这样做还是近几年的事,不久之前大家还是“臭”老九呢。他听了更吃惊了,并自作主张的说他现在明白了中国这几年为什么在高科技方面有这样大的进步,还笑着问:“好像我也应该到中国来工作,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呢?”我也笑着回答:“学好了可以回来当院士呀。”
 
“三倍差”在政府部门和组织上也有反映。去年美国《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的一位编辑曾想通过我写一篇关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报导,我给了她一些院里给我的资料后,她很不理解中科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做这项工程。我只好解释中科院同美国的科学院不一样,是一个“实”体,而不象美国那样只是一个荣誉性的“虚”体,多数时间只能做些“科学周”之类的宣传活动,应当把中科院看成是美国的科学院加上国家实验室系统就差不多了。还有教育部,美国的教育部对于大学根本没有中国的教育部那样有权威,甚至可以说与大学根本就是不相关的。私立的大学不用说,就是公立也都是州立的,从联邦政府不拿一分钱(当然有时也有极少的关于教育的基金可以申请),所以美国教育部对于大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就连学科学位的认定也是由非官方的组织完成的(比如工程学科的ABET)。我在美读书教学差不多十六七年,至今还不太清楚其教育部到底在做什么,只知道其部长多是由中小学校的校长担任,就像目前小布什的教育部长一样。可是去年我从报纸上竟然发现一个留学生自称是“美教育部大学委员会”的主席。同样,许多来访的美国教授根本就想象不到我们的教育部会对大学有这么大的权威和影响。
 
其实,就是对于整个政府体系的认识,也时常有“三倍差”现象出现。我们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有事找政府”,“请政府做主”存在于许多人的潜意识中,而且“找”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帮助或有怨要诉。但美国一般公民却希望政府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存在,想方设法限制政府,特别经过从里根开始的共和党人的鼓动,政府简直就是大家的“敌人”,好像非得让政府“无能”,把政府“小”到没有才罢休。而且一旦公民有“事”找政府,多半不是要求“做主伸冤”,而是先去找律师再去找政府“算帐”来了。
 
“三倍差”现象的原因及其问题
产生“三倍差”现象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双方缺少交流,了解和沟通以及惯性思维造成的。放大的原因有心理上的因素,简单地说就是“想象大于现实”的一种反映。但有些人有意无意的利用这种放大的效用,结果把“虚”的变得比“实”的还大,也是造成“三倍差”现象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到处出现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无意或善意的利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许多省份都在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或著名企业家回国参加活动。有时由于负责此项任务的部门或个人对海外情况不了解,就想当然按国内的理解从海外学会商会或同乡会入手。岂不知国外学会商会同乡会几乎可随意设立,参差不齐,“一人学会”或“半人商会”也不少见,远不像国内同类组织那样正规并有严格的审批制度。但某人只要是个会长就行,就可以邀请,反正“官阶对等”就可以“交差”了。至于其真正社会学界中的成就地位,一是调查起来麻烦,二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了解。英文中的“Marriage of Convenience”是对这一现象的最佳描述。根据不同情况,这句话可翻译成“方便婚姻”,“互利婚姻”,甚至“买卖婚姻”。这样做有时会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我就亲身经历过连硕士都不是的“博士”会长,社区大学(二年制)教员(Instructor)任会长的大学教授会等等。至于曾有过的“全球博士百人回国团”等,不知组织双方是否心里清楚,但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利用“三倍差”现象进行宣传而已。
 
其次是有意或恶意的利用。少数对国情娴熟的海外人士有时会这样做。曾有一个留学生在洽谈桌上临时凭空捏造出一个“旅美科技与商业及投资协会”,自封会长并以“协会”的名义与南方一个大城市签署合同协议,然后立即给在美的朋友打电话,怕万一有关部门真的进行调查。当然,“协会”只有回美后再“创立”,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花精力去“创办”,名字头衔用完就扔,就像一次性使用的纸杯一样。当然,在商业运作和谈判方面这类故意恶意利用“三倍差”的事例就更多了。
 
介于有意无意之间,还有许多其它的利用“三倍差”的方式。比如中国有严格的博导制度,可美国只要你有博士学位,所在系有授博士的权利,你就自然是“博导”了,哪怕你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一篇论文,根本就没有像国内这样的审批制度。曾有洋博士借中国的博导概念为自己壮威之事:2000年时,教育部的一位朋友向我询问美新泽西州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的情况,因为他的名片有“博士导师”一说,可这所学校根本就没有博士学位或学生。此事虽有些荒唐,可算起来教育部是“博导”的始作俑者。不过对于博导制度,我也是从不理解到认为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是有必要的。所以,回国工作之后,我也以十年带“洋”博士的经历重新填表接受审批,正式成为“博导”,而且还一定得参加中科院举办的“青年博导培训班”。还有博士后制度,中国在物理等理科中设置是否合适我不清楚,但在工科设置就与原意相去甚远,不知是否也是“三倍差”在作怪。在美国,工科博士后多数都是因为博士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导师有条件自己或由别人帮助过渡一下而已,不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学位。或许今后工科也发展成理科那样,也得有博士后的制度,那我们算是超前了。不过美国大学目前解决的方式是按“研究教授”或“研究科学家”的思路去发展。
 
不太起眼的,但反应人们心态的,还有将一些国际专业学会的“Fellow”翻译成“院士”之类。Fellow翻成“院士”有些不伦不类,“会士”又太别扭,但国内的学会应引入Fellow这一制度,有利于科技队伍的发展。最不应该的是利用“纽约科学院院士”这一名号。其实这个组织以前还算是个较严肃的组织,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未实行“改革”向“前(钱)”看,只要交“院”费,就给你一个“院士”头衔。我曾连续多年收到这个组织的入“院”邀请。“院”费从200多美元最后降到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只要60美元就可以,不过就是这样我还是真的“交不起”。
 
“三倍差”现象引起的问题首先是其不真实,给人们以误导,甚至造成危害;其次是给真才实学者造成困境,为投机取巧者提供掩护。有极少数海外人士回国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名声”,从来就没有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结果都敢保证,反正一走了之又不损失什么。等大家都“觉得”他或她是个“权威专家”或“著名企业家”之后,人早已回到海外,结果资源用了不少,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做法对大多数回国发展“事业”的海外华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和许多负面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是想deliver(兑现)自己的承诺,对所说的事情就算有时有些夸大,但一般不会太离谱。所以比起发展“名声”的人来说,显得不够“牛”气,以致有时给人一种“二流的”才回国发展,“一流的”还都留在海外的感觉。
 
问题是对于“三倍差”的利用,目前似乎还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我有许多时间是花在机场的书摊上,有空的时候也逛逛书店,对于“厚黑”学之类的书籍的泛滥,十分有感触。离国多年,没有想到这种东西会有如此规模并如此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不难想象,对于“厚黑”专家来说,“三倍差”应算是实现他们目的的一种“高雅”手段。他们会制造产生出许多新的各式各样的“三倍差”或更离奇的“五倍差”,“七倍差”等,而且不但是在中外交流上,就是对国人之间的交流,也是不会放过的。这里我要承认,自己还没有读过“厚黑”学,只是望文生意,进而生思而已。
 
不管怎么讲,我们必须认识到“三倍差”是对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合乎人性的现象,必须认识到海外华人,回国还有没回国的,已经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看到对外交流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认清“三倍差”之类的现象,对之加以正面的引导甚至合理的使用,是为了减少我们在对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差错,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同样,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会逐步消除这类“三倍差”,还事实一个本来的面目,至少不会使这类现象进一步扩展,造成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更大危害。  
 
希望有一天,中外的交流能成熟到大家都能够真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使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从物质到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全球村”;使我们之间不但没有所谓“三倍差”或“多倍差”,就连那本来就有的客观差别,也变成“文化多样性”在人类多彩的大森林里开出的自然之花。
 
因特网已经普及,WTO也已来到,我们正在物质和信息上迈向一个连通的世界(Connected World),相信这互容互敬互惠的一天也不会太遥远。
 
 
后记:本文经报社精心编辑后以《透视中外交流“三倍差”现象》为题发表于《科学时报》2003年2月10日第四版,在此谨向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发表后,有人问我:“为什么是‘三倍差’,你的数学是怎么学的?一正一负只不过是将差别变了变正负而已,怎么成了‘三倍差’?” 我仔细一算,他讲的也有道理,怎么自己会有这么糊涂的想法,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可再仔细一想,不对,这是线性思维,而此事应该用立体或至少平面思维来分析。如下图中的(a)和(b)所示,A是中国的实际情况,B是外国的实际情况;而A’是外人心里中国的情况,B’是国人心里外国的情况。D是A与B之间的距离,代表中外的实际差别;而D’是A’与B’之间的距离,代表人们心里的中外的印象差别。显而易见,无论是正的或负的反差,D’=3D总是成立。
 

 (a)正三倍差                              (b)负三倍差

 
示意图:三倍差的平面解释
本文发表于2003210《科学时报》观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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