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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中国感觉 精选

已有 13458 次阅读 2008-9-1 09:18 |个人分类:往事如云|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年初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美国一些城市的华人,建议或正将“唐人街”改为“中国城”。其实不管是“唐人街”或“中国城”,英文都是一样的,就是“Chinatown”,也就是“中国城”或“中国镇”。我一直在想,从“唐人街”到“中国城”,其中反应的是何样的心态?是海外华人从对昔日强盛的怀念,对近代衰败的无奈,转为对今日崛起的期盼与自豪?

 

巧的是,接下来赴美开会,在一份美国大学的小报上看到如图所示的卡通。讲得是一家美国人在中国旅游,手持地图,到处向人打听“美国城”在哪里?言外之意是发展下去美国人到中国就象现代中国人到美国,也到处结帮成团建什么“美国城”。据说目前北京已有数十万的美国人了。

 

当然,这只是新闻报纸上中美之间的印象。四月再赴美迈阿密开会,行前匆忙忘了西服衬衣和皮带,因要作大会报告,只好去店里买。走进Dillard,这是一家全美性的中高服饰店,差不多十年没有光顾了,但好像没有多大变化。衬衣柜台的服务人员看上去是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北京。没想到他当头就回了我一句:我们同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我愣了一下,心想这可不是我所知的店员待客之道,何况还是位老先生,真是“店”别十年,当刮“脑”相待。我只好开玩笑地说:你看,我就是为改善中美贸易情况来做贡献的。之后硬着头皮花75美元买了一件衬衣,40多美元买了一条皮带,50美元买了一条游泳裤,全是中国产的。20年前我在新泽西大西洋赌城海边湿了裤子,只好花10美元就地顺手买了一条法国产的游泳裤换上,当时觉得太贵了。手上的游泳裤与过去差不多,不过成本肯定是低了,但价格却上去了。结账时,我问老先生,我在中国买这些东西花不了20美元,现在我差不多要付200美元,你还不高兴,逆差的钱都让谁拿去了?这回他还算开心地回答:这你必须问我的经理。

 

会后去见我的律师,没谈几句他就问起我中国汽车业的情况,汽车的普及程度等等。我说比美国还差得远了,但他问我中国汽车会不会出口汽车到美国。我说不知道,要出口怕也是通用汽车在中国生产的。但他还是担心如果中国的汽车像美国那样普及,汽油怕每桶要100美元了。我说我业余正在研究能源问题,认为就是中国没有汽车将来每桶的价格也非超过100美元不可,中国人喜欢汽车也怪不得中国人,要怪也得怪你们美国人,因为都是跟美国人学得。我告诉他,20多年前我上英文班时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美国: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度”,既让人学习你们的制度,就不能不让人学习你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盯着我一会,笑着应道: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虽然他是微笑说的,但我感到了冷意,或许我该换律师了。

 

之后,我还与过去一位要好的同事和他的哥哥在酒吧里重聚,雷神公司退休的副总裁和儿子也在场。谈话时这位副总说,中国为什么要抓住台湾不放,台湾不是早从日本分立了吗?中国为什么跟台湾过不去?我听了大吃一惊,忙说台湾原来是中国的一个省,怎么会是从日本分立出的呢?他说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台湾人不这样认为。我说台湾写出来的官方立场还是一个中国,他说这是因为怕中国的武力,我说最怕的武力还是美国吧,他说你是对的,所以台湾现在还是台湾。看来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既然他相信日本人,我只好问他:如果台湾原本是独立的,为什么当年日本逼中国签约要求割让台湾,连中国谈判大使也遭枪击了,日本为什么不去找美国签约?为了北方四个面积小得多的海岛,日本一直与俄国俄罗斯抗争,要求归还,它如何又会让台湾独立?我告诉他这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不信他可以立即去图书馆查一查。这时同事的哥哥忙插话打圆场,说这些很有意思,连他这位政治家都不知道(他曾是州的参议院民主党多数领袖),让我给他介绍一本英文的按中国人的角度写的中国历史书。

 

在美期间还听到由于国会议员的压力美国务院决定不采购联想生产的计算机的新闻。我无法对美国的政客和官员抱怨什么,只是心里纳闷,难道他们就不怕我们的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也如法炮制,严禁中国政府机构采购DellHP的计算机?或许巨大的贸易逆差让政府无法表态,但我们的民间组织上哪里去了,不是要民主吗?何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届时甚少DellHP选区的议员会要求其同事理性地对待商业中的问题。在美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去年完成的一份名为《Ra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的咨询报告,是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应几位美国会议员之邀进行的。这份报告,使我想起50年前苏联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国引起的震动与行动,几乎与今天的报告同出一辙。50年后,苏联解体了,美国却成了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年初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会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寻找Sputnik(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时刻》,更使我担心这历史的一幕会不会发生在中华民族的身上。短文的副标题是:中国的大学为美国敲响了清醒之钟。作者根据其在中美实地经历问道:从秋溪小学(作者在发射Sputnik时就读的小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学生是否明白:如果我们还想在中国世纪的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的话,他们就必须至少像其中国的同辈那样花同样的时间,付同样多的刻苦,用同样多的才智去学习和工作?不知美国人看后是何种感觉,但它使我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很快这种思索就成了一种焦虑。回国后读《南方周末》上有关西部贫困家庭大学生在付出“巨额”学费“学成”后却找不到工作,许多家庭和学生陷入更加贫困甚至“绝望”的境地。而且西部一些地区由于高教事业快速扩张,将一些不合格的学校转为大学以后造成师资短缺,以至许多并不合格的老师居然像城里的“钟点工”一样,每天不停地穿行于不同的学校上课。如此的人才培养,不是自欺欺人又当何论?或许美国过去是低看了中国的潜力,但可能今天却高估了我们的实力,更可能是以所谓的中国实力达到其它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偏激的认识所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50年之后,会不会像卫星上天苏联解体一样,“中国世纪”早已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而美国借势重振,还继续做他的霸主?

 

本文发表于2006年《自动化天地》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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