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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有感于胡适之《容忍与自由》

已有 8575 次阅读 2016-12-24 23:54 |个人分类:随思走笔|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胡适,容忍和自由,圣诞| 胡适, 圣诞, 容忍和自由

平安夜有感于胡适之《容忍与自由》




2016.12.24 摄于Superfit集智年会,图为王飞跃教授与自己所带部分未毕业学生合影。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讲这是
George Burr晚年的认识,他自己也是“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自己也是越来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必须从自己开始确立这种认识并践行之。当年胡适把十几年前的感言成文,先是命名为《政治家的风度》,目的是告诫别人,后改为《自由与容忍》,但或许是担心给人以“自由比容忍更重要”或“自己自由,别人容忍”的错觉,最终以《容忍与自由》名之,强调“容忍第一,自由第二”,从自己做起,给他人多些自由,自己要多些容忍。

当然,对于任何个人,容忍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容忍的极限,因为人类不但理性是有限,而且智能也是有限的。所以,应对容忍加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分析与认识:这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赏罚有度的认识。功与赏相配,罪与罚相适。在这方面,许多人说起来明白,但真正面对的时候往往就糊涂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2016.12.2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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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短史记腾讯历史 谌旭彬2016-12-1904:03

[摘要]与作者交流、质疑文章观点,了解更多历史资讯,有劳移步短史记微信。微信号:tengxun_lishi


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 谌旭彬

今年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诞辰125周年。重温其当年所提倡的极著名的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当有助于加深对胡适的理解。

胡适公开的解释: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为同时规劝知识界和政府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①

这一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乍听起来,胡适似乎是在规劝台湾当局、规劝蒋介石要“容忍”,不要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当成敌人。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胡适却把重点落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同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明确解释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图: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不便明言的隐秘目的:两次公开刊文和讲话都把侧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旨在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紧张关系

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的这两篇文章,应该还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对当局的温和的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即透漏出了胡适的上述心思。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自由与容忍》被置换为《容忍与自由》,明显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意味深长:

以《政治家的风度》为标题,可知胡适的本意更倾向于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明显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同仁与当局的关系——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非常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了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这半年来所未‘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1958年,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出任总统,《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后的落脚点在“我们自己”而非当局,实有公开坦陈《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的用心。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胡适在11月的讲话中回应道:“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胡适如此避实就虚,目的只在证成“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讲话末尾,胡适还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显然也都是讲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胡适希望杂志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图: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胡适得到了蒋介石的“容忍”,但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因组党,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则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⑧

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30年代以来,蒋、胡之间的交往,给了胡一种印象:蒋可以有“容忍”的器量。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蒋自己的解释是:“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图: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注释

①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③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载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对胡适感慨“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学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1959年的文章里,胡适说是“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谈话的时间是“十七、八年前”;但布尔去世于1938年,1941-1942年间胡适已无缘与之谈话。1948年的文章里,胡适只笼统说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谈话时间是“前年”;如此似更无可能是布尔,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却又与布尔相合(享年81岁)。④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P2594。⑤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收录于: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⑥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⑦据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段话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来访时,胡适对他所讲。见该书第3217页。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当时曾对蒋剖白:“‘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⑨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收录于《胡适研究第2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2000。⑩蒋介石日记,全部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11)同上。

书 名: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

“记得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
想了
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都不宽恕。”

陈漱渝,1941年7月25日出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原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现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著有《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心头的人影》等。


壹 与复古派的论争
1 估“学衡”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
估“学衡”
《学衡》杂志简章
《学衡》弁言
中国文学改良论.
评提倡新文化者
《吴宓自编年谱》(节录)
2 批“甲寅”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答KS君
十四年的“读经”
从胡须说到牙齿(节录)
学界的三魂
“碰壁”之余
再来一次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
贰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新文化营垒的分化:与现代评论派之辩
关于陈西滢
我的“籍”和“系”
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有趣的消息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无花的蔷薇之三(节录)
粉刷毛厕
参战
剽窃与抄袭
“管闲事”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源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叁 左联时期参加的三次论争
1 “嘘”梁实秋
鲁迅参加“左联”的第一仗
我也来谈梁实秋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卢梭论女子教育
论批评的态度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资本家的走狗”
2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不通两种
对战争的祈祷
——读书心得
止哭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
附录:反共文人的攻讦
二心集·序言(节录)
“以夷制夷”
伪自由书。后记(节录)
准风月谈·后记(节录)
文坛上的贰臣传
解放中国文坛
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
鲁迅加盟左翼之动机
鲁迅卖狗皮膏药
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
鲁迅愿作汉奸
内山完造底秘密天
鲁迅与托派
3 戳穿“第三种人”
戳穿“第三种人”
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
论“第三种人”
又论“第三种人”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论“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的出路
——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
法国通信
——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肆 左翼文坛内部之争
1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之辩
“醉眼”中的朦胧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三闲集》序言
艺术与社会生活(节录)
死去了的阿Q时代
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Ouixote的乱舞
——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除掉”鲁迅的“除掉”!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阿Q与鲁迅
“眼中钉”
周伯超致鲁迅
2 鲁迅与田汉之争
鲁迅与田汉
答《戏》周刊编者信(节录)
调和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田汉致鲁迅
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
3 鲁迅与廖沫沙之争
廖沫沙误伤鲁迅
花边文学·序言(节录)
……
伍 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
陆 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1]
……[1]
参考资料
  • 1.  陈漱渝.一个都不宽恕: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374-1023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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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夷山 岳雷 刘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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