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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晓力 | 人格风骨出尘俗 道德文章传后人—记我心中的康宏逵先生

已有 6069 次阅读 2016-9-3 20:51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刘晓力 | 人格风骨出尘俗 道德文章传后人—记我心中的康宏逵先生

2016-09-03 刘晓力 科学的历程

作者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现代逻辑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

责编 许小编



(2014年)7月21日上午,接到“康先生半小时前去世了”的消息,我泪如泉涌,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事实上,我本有机会再见康先生一面的。一周前我去神农架开会,经由宜昌返京时,惦记着去看看他和夫人徐老师,犹豫再三,一念之差就直接回京了。16日打电话到家里问候,徐老师告诉我,康先生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目前在重症监护室,还带了呼吸机!我真的感到非常意外,一向精神矍铄、秉烛夜读、笔耕不辍的康先生怎么会带上呼吸机?!我急着说要去看看,徐老师说,医院不许探视,也许过些天就好了,再等一等。不想,5天之后,敬爱的康先生竟与我天地两隔,再也不能相见了,我内心真是追悔莫及!


在中国学术圈,“康宏逵”是一个有争议的名字。在许多未见过康先生的年轻人眼中,他是个“毕生为中国逻辑的现代化与纯洁性呐喊”的传奇人物,敬佩有加;对于另一些人,“康宏逵”则意味着偏执和斗争,多有微词;但无论如何,真正了解他接近他的人,对他的学问无不由衷地敬佩。依我看,先生的远见卓识、他在逻辑和哲学上超越同时代人的博学深刻、他做学问的谦逊和精致,当今中国逻辑界无一出其右。


康宏逵1935年4月出生于上海,祖父是重庆地区对抗日战争有非常大贡献的大银行家,父亲是与鲁迅茅盾等过从甚密的文学家,并有译作出版,后弃文经商在上海经营着祖父的银行业务。从著名的南洋中学毕业后,1953年到1957年,康宏逵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高年级时选择数理专门化方向,修读了多门数学和逻辑课程,并在著名逻辑学家王宪均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1957年他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1980年至华中工学院哲学所工作,1985年由于不甘与放弃原则、降低学术标准评定职称的校方为伍,辞去大学教师职务,义无反顾地做了一名“文化个体户”,“卖文为生”。康先生形容自己“著作颇多,发表的极少”,其中发表过的论文《概然推理的作用》、《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模态、自指和哥德尔定理》产生过巨大影响。1985—1995年间他倾力翻译工作,出版了《这本书叫什么》(斯穆里安著)、《证明与反驳》(拉卡托斯著)、《可能世界的逻辑》(马库斯等著)、《哥德尔》(王浩著)。90年代之后他关注的重点是模态逻辑、可证性逻辑、算术的元数学和哥德尔思想研究。近些年,他还与学生杜珊珊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模态镜子里的反欧性》、在Studia Logica上发表“On Pretabular Logics in Next K4 Part I”,另有在《读书》、《科学文化评论》上陆续发表的随笔、杂文,如《不忍读,不忍沉默》、《又不忍沉默》、《吾师宪均》、《王浩来信摘抄》、《两篇处女作的反响》等。


康先生一生发表作品虽少却精。1961年到1962年初,他在《新建设》和《文汇报》发表了3篇有很大反响的重头文章;几部译著的译者言中,也有先生积多年研究成果的精炼表达。在《证明与反驳》中,他把拉卡托斯的拟经验数学观和数学发现的助探论诠释得妙趣横生。那篇《可能世界的逻辑》的长篇译者前言,解析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深刻哲学义含的运思之巧妙、论证之精到,是在西方文献中不曾见过的,先生多年研究模态逻辑、可证性逻辑和算术的元数学的学养也在其中彰显得淋漓尽致,哲思文采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这三十年,在脱离体制、既无项目来源也无任何基金资助的情况下,康先生不计功名执著学术的境界令无数人感佩;但他的学风之严谨、学术之精湛、学养之深厚怕是许多逻辑业内人士也未必知晓的。先生坚持几十年每日读书10小时,每每读到有想法都要认真做笔记写评注。他一生从未使用过电脑和网络,碰到知之不详、知之不确的文献和史实,一定要亲自去查去问,国内查不到的,就请教海外的亲人朋友、同行,绝不盲信权威和专家。在《吾师宪钧》一文先生道出他做学问的这般谦虚审慎,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得受教于哥德尔的恩师王宪钧的影响。康先生曾告诉我,做学问要培养“无知感”。无知感是抵挡错误的最后防线,不懂怎么办,只能靠读书。而且,“无知感与自信心并不冲突,是在与错误的不断搏斗中建立起来的。”在翻译《证明与反驳》、《可能世界的逻辑》和《哥德尔》的那些年,他涉猎众多文献,精读细查,做了几十本研读笔记,关于怎么给一个人定国籍斟酌再三、仔细考证。一部《哥德尔》的翻译历时五年才完成,其间与作者王浩通信讨论细节无数,许多语词的翻译独具匠心。在我看来,先生的本本译著都堪称信、达、雅的典范。


徐老师告诉我,“康宏逵不该走的,他还有十年的计划呢!”。“著作颇多,发表的极少”,此言绝对不虚。二十多年前我就曾见过康先生书柜里码得整整齐齐的数量极为可观的硬壳笔记本,现而今已经积累有一百多本了!相信那些字迹挺拔、神秀独出的文字一一记录着他的艰苦并快乐的读书经历和厚重的学术积累,事实上,许多文稿都已经达到可以发表的程度,相信先生准备未来十年整理出版的书稿一定学术价值不菲。我想,日后倘遇哪位有学识的编辑,出版一套《康宏逵文选》,外加一本《康宏逵手稿》影印本,当是贡献学术泽被后学的一大善举。

康先生所以饱受争议,是因为他半个世纪以来不屈不挠地为中国逻辑现代化鼓与呼、为学术的纯洁性呐喊,所表现出的学者的不屈风骨和操守,不仅使他大半生饱受政治冲击,也在学界激起几番波澜、引起诸多非议。


大学时代的康宏逵就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实话真话,因此屡受政治风波袭扰,“经历过四年大大小小的批判,1955年就被划为“反党集团分子”。1958年又被‘教育革命’拔了白旗”,有人批他“逻辑特殊论”、批他“鼓吹纯粹形式逻辑是企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中的指导,把逻辑引上邪路”。文化大革命他又成为“李达黑帮圈内人物”,被打成“为李达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被剥夺上讲台的资格劳动改造达9年。但是,康宏逵从不改初衷,他既无政治野心,也不争个人利益,他遵循的是公正原则,秉持的是学术准绳。晚年的康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学术从未脱离意识形态的绑架,中国逻辑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逻辑界始终受着“唯一一种流行款式哲学”的影响,某些精英人物在政治的高压下甘愿一次次思想蜕变、自动放弃跟随国际数理逻辑的主流所致。


1961年康宏逵重返北大,跟随王宪钧先生进修数理逻辑,正值毛主席“要学点儿逻辑”的号召引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形式逻辑大讨论”历经4年有余。由于大讨论的主导者对周谷城、马特、江天骥及王方名等专家欣赏有加,辩证逻辑与传统形式逻辑“并行说”已成当时的主旋律。而且,在“以苏为鉴”的强势舆论下,就连金岳霖这样的大逻辑学家也未能免俗,紧步苏联马尔“语言有阶级性”的后尘,提出了“逻辑有阶级性”的断言。而初出茅庐的康宏逵却逆潮流而动,半年之间连续发表3篇文章,其中被他戏称“两篇处女作”的基本立场概括起来竟然是,“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传统形式逻辑已经过时”! 这种反主流之声一经发出,就引起一片哗然,无异于为那场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逻辑大讨论泼了一桶冷水!岂知,在那个年代,即便是饱尝西学、一向推崇数理逻辑的前辈,如康宏逵的恩师王宪均,以及沈有鼎、胡世华等先生,在争论的漩涡中也不能完全独立发声。康宏逵以“初生牛犊”之勇气,坚决驳斥"逻辑有阶级性”、反对任何意识形态介入逻辑、反对苏联推行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并行的“二元制”,他放出的“传统过时说”的无忌真言,换回的是一顶“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80年代之后,“中国逻辑要走现代化道路”几乎成为不争的现实之路,但是,如何遵循国际学术规范、追赶国际学术主流的事业却举步维艰。随着大学行政化倾向和功利化学术评价制度的强势导向,整个学术界短视、浮夸的倾向日益严重。1985年之后,虽然身退教育界远离逻辑圈,但康先生坚持真理为学术的纯洁性呐喊的立场并未退却毫分。无论是对前辈恩师,还是晚辈后学、包括自己的学生,先生都不留情面地进行严肃的学术批评,绝不奉行“双重标准”,他的标准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而且他也从不以“唯一正确”自居,公开承认自己文章中的错漏,主动承担在编校王宪均《数理逻辑引论》时,对可能造成误解的个别表述,有作为助手的失察之责,甚至不忌讳说自己的学说也会“速朽”。


90年代康先生就曾借几篇译者言,对几位逻辑学家著述中的错讹之处提出批评,进入21世纪,针对国内学界“与国际接轨,形势一片大好”的浮夸之风,又发表了《不忍沉默》、《又不忍沉默》、《吾师宪钧》等杂文,抨击当下学术制度的腐败和逻辑界关起门来大吹大擂的不良风气。在2011年的一次现代逻辑会上,他还检讨了半个多世纪中国逻辑不断受到意识形态劫持贻误了最佳发展时机的历程,指责中国第一代逻辑学家如何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上路培养学生,使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青年人未能在好的学术传统中经受熏染,以致逻辑界培养了两代先天不足后天严重营养不良的“老的或青的豆芽菜”。这二十几年,他的抨击检讨句句切中要害,言辞之激烈,所道之不留情面,不仅令一些人心中不快,还被视作破坏共同体的和谐,遭致诸多非议 ,“康宏逵”也成了大受争议的人物……。


事实上,康先生无非是面对“房间里有大象”的铁定事实,选择了不忍沉默而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向来信奉“沉默是金”,用以提醒自己“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在许多情况下,沉默自然是善举,是教养。但当房间里闯入一头大象面临整体受到危害时,逃避事实、明哲保身的集体沉默,就不仅仅是懦弱无能,更是集体的悲哀。正如马德路德金所说,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善者的沉默。


当今社会,商场、官场,甚至学界,通行的潜规则是谈判、妥协,和谐共赢。面对危急时刻,人们不敢宣誓自己内心的正义主张,所顾忌的也许不是物质的损失,而是被局内人群体“精神孤立”逼至边缘的窘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端相对主义盛行,学问没有对错、文化没有进退、行为没有善恶、一切皆有理由,世上压根儿没有真理,等等,似乎已成多数人的共识。可康宏逵硬是不信这一套,他相信天下自有真理,逻辑必有对错,真假定能辩清;学术标准绝不能尺度大开,更不能受学术政治所左右。因此,为了捍卫学术的生命,面对日渐衰败的学术气象、日趋堕落的从业者队伍,他要发出自己的批评之声,警示善良者不要对大象闯进房间的危险漠然、甚至假寐。他曾痛心疾首地对我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让大家清醒:中国的逻辑不行,中国逻辑界不行,关起门来说‘未庄数第一’,不行!”


在无数文人墨客竞相为主流意识形态涂脂抹粉、投怀送抱甘为御用的世风下,坚守学术准则捍卫真理的康先生,不顾个人利益,以一己之躯抵制学界歪风的所作所为自然不合时宜,甚至有几分唐吉坷德式的悲壮了。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做了身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所应该做的。因为,对于以心血和生命做学问的康先生而言,为学术的纯洁性呐喊是他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


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说过,哲学绝不是时代的精华。我相信,康先生的呐喊也向世人昭示着,逻辑学家也不必为任何时代唱赞歌,也不能为任何权贵做注脚。


康先生的呐喊和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为中国逻辑界好。近三十年,先生虽然远离江湖隐退书斋,但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逻辑现状担忧。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他对中国逻辑界的不良风气、对逻辑队伍的所谓“分裂局面”深感痛心,为年轻人的短视和功利化学术倾向担忧,希望自己有机会为了中国逻辑的大局,站出来说说话,做做工作,为实质性地改变当前面貌有所作为。他还私下与几位学者商议,找机会能使他和各方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坐在一起,尽弃前嫌,好好商讨中国逻辑的未来:“逻辑界不能分裂,因为只有一个中国逻辑”。“我置身事外,不要利益,不要项目,我要的只是中国逻辑的好”。言语中饱含其情之真其心之切,令人动容,从中看到的则是一位逻辑学前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当然,面对中国逻辑界学术积累太少,风气日下积重难返的现状,如果还期盼逻辑的未来,康先生不无调侃地提出应对当下时局的八字策略:“埋头苦干,苟延残喘”,等待接受了好的基础训练、有志于投身逻辑的、有才华的新人成长起来,逐步改善面貌,再谈所谓“与国际接轨”。而在他看来,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正常的学术批评制度,例如,在学术期刊上常设学术评论专栏,使严肃的学术批评成为常态。“决不能再允许把学术批评与作弄百姓的政治批判混为一谈。正相反,学术批评是学术垃圾处理厂的一种净化剂,须臾不可或离”。


我想,康先生是带着遗憾走的,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中国学术环境大为改观的那一天;康先生也是带着希望走的,中国逻辑变好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


无论坊间有多少争议,又有多少关于康宏逵的误解之词,于我心中,康先生始终是和蔼可亲的良师益友,是我学术上真正的引路人,多少次语重心长的交谈,多少年不遗不弃的谆谆教悔,让我受益终身没齿难忘。30年的学术路上,是康先生时时激励我反思内省,不断催我努力前行。


我与康先生相识是在1983年。那年,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所逻辑研究室在康先生主持下,举办数理逻辑教师进修班,我则以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助教身份参加学习。在华中工学院倡导在工科院校开展大文科教育理念的激励下,刚从武汉大学调来不久的康先生英俊潇洒,一腔抱负,正雄心满满地要建立一个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基地,为中国的逻辑学现代化探索出一条道路来。他在各地网罗的几员大将分别是,王宪均先生的两位78级研究生,郭世铭、陈安捷;刚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周礼全先生公子周芜,还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在读博士胡静婉。进修班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正确的逻辑观念、系统的学术训练培养一批有志现代逻辑研究的人,“为逻辑界日后留几颗种子”。所开课程有康先生的“模态逻辑”、郭世铭的“一阶逻辑”、周芜的“素朴集合论”、胡静婉的“公理集合论专题”和陈安捷的“递归函数论”。


短暂而紧张的半年学习,是我从内蒙古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所受到的最好的学术训练,我也因此与康先生结下了30年的师生缘分,深深影响了我未来的学术观念和学术道路。多少年里,每当我懈怠时,眼前立刻浮现出书桌前柔和的灯光下那笔挺的先生背影,让我找不到理由懒惰散漫;多少次,每当我心轻气躁时,先生语重心长的话语犹然在耳,提醒我不甘流俗不能堕落。至今,我还记得康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内容丰富,既清晰明白又深刻幽默的情境。下了课,先生总是一路陪着我们几个学生从位于华工东南角的教室,穿过校园走到西北角的宿舍,学生再陪着他从宿舍走到住所。这一路先生总是谈逻辑、谈学术、谈读书的乐趣,每每流露出对中国逻辑事业的殷殷期望。那个时候,我觉得走进逻辑门跟随康先生读书是多么的幸运。今天想来,当初康先生也许过高估计了逻辑队伍的潜力,过于乐观估计了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状况,他的理想难以在他所供职的大学实现。自康先生辞职华工之后,五位教师中,胡静婉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周芜赴美攻读学位进了IT业;陈安捷到深圳做了科技咨询专家;郭世铭后来辗转到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却不幸52岁英年早逝。今天,康先生也离我们而去,每每想到此,心中真是无比的伤感!


进修班之后,康先生对我寄以厚望。他曾主动写信给王宪钧先生推荐我去读研究生;回到内蒙古大学后,他还想调我去华工加盟逻辑室,可惜这些都因机缘不够并未实施。直到七年后,再见到康先生,我已经三十有六了。


那年,我受国家教委资助到武汉大学做访问学者,名义上在哲学系访学,其实是和康先生读书。我每周一次到康先生家去讨论问题,有时会抱回几本先生推荐的书回来。有几次,康先生骑自行车从汉口到武大来,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还书讨论问题。那时,他已出版了译著《证明与反驳》,对拉卡托斯5年攻下两个案例提出拟经验数学论钦佩有加,同时正在翻译《可能世界的逻辑》一书,并投入极大精力研读哥德尔。我们曾多次去图书馆一起详细查找拉卡托斯引用的一些数学著作,去找研读哥德尔所需的逻辑经典文献,我也因此近距离领教了康先生做学问之鉴赏力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切勿妄下断语”的严谨作风。康先生希望我在他指导下成为一个有作为的逻辑学者,教导我好好读数学基础,好好做数学哲学。我曾问他,现在学会不会有点儿晚了?康先生说,“36岁,当然不晚”。先生的评价也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思维敏捷,脑子清楚,有比较好的基础,有能力做好”。那时候,我真是下定决心跟随先生好好读书了,虽然心中也有些许忐忑和不安。


不想,刚刚过了3个月,我的访问就中断了,我先生因病住进了医院,后来又由于病情严重连续三年转院到北京301医院治疗,家里的秩序也大大地打乱了。这期间武汉大学齐民友校长到内蒙古大学来访问约我见面,曾允诺,只要家里困难解决了,为我提供到武大访问一年的机会,继续和康先生读书。也许是命运的某种安排,这个承诺始终没能兑现,我也遗憾地错过了再次到康先生身边读书的机会。


1991年秋季,我参加了在曲阜师大举行的数学哲学会,在会上又见到北京大学的孙小礼教授,她说,来年要招收第一批博士生,欢迎我来考。但由于家里这般情况,我备考计划时断时续, 1994年,我终于在病未痊愈的先生极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跟随孙小礼老师去做科学哲学。


在此之前的1991年11月,我收到康先生一封信,“除了要寄去即将出版的译著《可能世界的逻辑》,我还居心叵测地劝你投身可证性逻辑研究”。“我们多次谈到年轻人不可急功近利,但野心总要有一点,你具备做可证性逻辑的一切条件,就是野心小了点儿”,随后他就寄来了那本Models and Ultraproducts。可惜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准备考科学哲学了,回信说明了暂时不能跟先生读逻辑的理由。康先生非常赞同,并表示“无论你在内蒙古还是北京,我都愿意与思想敏捷的年轻人交流读书心得,还指望你今后帮我挑错”。我虽未能追随康先生去搞可证性逻辑,却有了后来的《哥德尔的柏拉图主义数学观》的博士论文,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可以说,没有康先生,就没有我的哥德尔研究。是康先生激发了我研究哥德尔思想的热情和勇气,在我研读哥德尔最困难的那段时期,也是康先生给了我无私的学术指导,我的导师孙小礼先生则以她博大的胸怀和学者风范支持我向康先生请教。最初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不出所料地受到康先生反对,“你怎么搞得了哥德尔!他的思想精深难懂,我们几乎还不了解他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大异其趣的思想”。在我的执着坚持下康先生最终不仅默许了我的选择还答应帮助我,只是告诫“一定要收缩目标”。于是“在还没有做好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1995年开始,我就贸然走进哥德尔研究这个对我有着巨大诱惑力的领域”。写作过程中,康先生把他正在翻译的王浩大书Reflections on Godel,和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的预印本送给我,还不断寄来一些文献,托国外的朋友及时把刚刚出版的《哥德尔文集》第三卷复印给我。其间他甚至写过十几封信为我解疑释惑。1996年秋季,我专程去拜访康先生当面向他求教。他嘱咐我,要保持高鉴赏力和判断力,不要轻易受西方学者的见解所左右。最终,我虽然经过近三年艰难的读书和写作完成了博士论文,却分明知道离最初的研究目标还很远。3年后我将论文整理修改,2000年出版了《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一书,据说没等我送书,康先生就在书店买了一本,并且在上面认真做了评注。2002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去武汉看望康先生,想着当面听听他的批评。那天,看到在同济医科大学校门口等着我、久别了的康先生,我心里真的很高兴,也同时担心他会用失望甚至愤怒的眼神看着我,批评我,但是我得到的却是善意的启发和引导。我们长谈了两天,他和我一起甄别一些观点的立论根据,除了指出具体问题外,康先生照例鼓励我,好好读书,认真研究所感兴趣的问题,“真正读多读透了,搞出真东西来,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怕,一定要有主见,要学哥德尔”。当然,“48岁,绝对不晚”。


2013年清明节假期,处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难以自拔的我,又去看望康先生和徐老师。像往常一样,先生照例在校门口等着我。看到他脸色不太好,走起路来有些轻飘飘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说他接连三次感冒,身体有些虚弱体重也有下降,我本是带着两篇哥德尔文章的译稿去请教的,却不忍心拿出来烦扰他了。那天和先生谈了很久,聊的话题很多。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你后半生要花精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尽量摆脱大学里世俗的烦扰,放下一些无谓的琐事和工作,花精力把那本《哥德尔思想研究》重新出版。我说,其中的一些错讹之处已经谬种流传,哪里还敢“再版”?!“不是再版,是重新出版。把错误改过来,补充新东西。我来帮你一起改,一起重写”!而且,康先生说,现在对我来讲,帮助他人排第一位,自己发表东西排第二。听到这些,我心里真是万分感动于先生提携后进、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依康先生,只要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做研究,60岁仍然不晚!“未来你要仔细谋划好好研究,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不求人家都赞同,只要不易反驳、自圆其说。”


说来真是无比惭愧。几十年康先生从未失去耐心,对我一再信任和激励,一再无私地给予帮助,但我天性愚钝加之后天营养不良,最近十余年又将兴趣转向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领域,虽已到甲子之年却无所成就。如今想来,也许真是枉费了康先生一片苦心,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底气和意志力完成先生的遗愿,好好研究哥德尔。


康先生与《哥德尔文集》译事


我与康先生的这份师生缘分恐怕真要感谢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30年里,康先生给我写信二十多封,最近三年有记录的电话通讯三十余次,这些交流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在谈论哥德尔和《哥德尔文集》的翻译,另外二分之一则谈逻辑学和其他哲学问题、谈康先生一直放心不下的中国逻辑界。


说起《哥德尔文集》译事,恐怕要从10年前说起。时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的潘涛先生多次提议,由我主持翻译一些哥德尔的经典著作。我说,我哪里有那等勇气和能力去做这等大事,中国唯一有资格做的是康宏逵,要做,你就去找康先生。后经潘涛或电话约谈或登门拜访,大概2008年左右,康先生终于答应玉成此事。于是,与康先生商量了,由他和北大的邢滔滔、叶峰我们4个人一起从五卷本的《哥德尔文集》选出适当篇目,出版一本《哥德尔论文选集》,主要集中于他重要的经典文献和哲学论文,由康先生主持,我来协调整个译事。明知翻译哥德尔文选的难度,但有了康先生,我似乎也有了主心骨,开始酝酿和行动了。


康先生极为看重组织一个好的翻译队伍把书做精做好。面对 “在中国翻译哥德尔没有什么必要”的议论,康先生说,也许现在看似意义没有那么大,但是可以借翻译工作聚集一批人好好研究哥德尔,积蓄一些力量向年轻人传播哥德尔思想,“只要有哥德尔,逻辑就死不了”。他甚至说,翻译得好,可以留下一个逻辑界做翻译和做学问的样板,也可以把比较混乱的逻辑学词汇统一一下,对逻辑界是有贡献的。甚至他还希望借此机会对国外哥德尔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争鸣。因为康先生一向对主编《哥德尔文集》的几位国际大逻辑学家,特别是几位美国学者的观点颇有微词,觉得他们没有正待哥德尔,所撰写的几篇“导读”文章对哥德尔思想的评价有失公道。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欧洲的,尤其是奥地利的学者更客观一些。因此,他希望翻译过程中能对历史事实作仔细校勘甄别,也可以对“导读”文章提出有根据的质疑。王浩曾在康先生翻译的《哥德尔》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感慨,“以康先生的学问和修养,竟将大量功夫投入明明可能吃力不讨好的这样一件翻译【王浩著作】工作,总有深广的用意的”。在康先生这里,翻译《哥德尔文集》的工作照例是学术责任重大。


积几十年之经验,先生当然最清楚翻译好哥德尔的逻辑学和哲学要付出的心血有多大、需要译者的学术功底和语言能力有多高。在多少次通讯和谈话中,他都殷殷期望翻译组成员能全力投入一丝不苟,还建议形成一个保证翻译质量的工作机制,并将他自己的两篇译文,字迹工整地手抄给大家以供讨论。极其难得的是,借2011年现代逻辑会议之机,康先生主持了一次翻译组的工作会议,讨论了翻译细则和工作机制等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其后的种种原因,包括我本人协调工作不力、潘涛先生调动工作译著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一卷本改为三卷本、扩充了翻译人员(增加了数学系的杨跃、施翔晖、做物理学哲学的刘闯,做逻辑学的郝兆宽)等,译事一拖再拖。康先生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写作出版计划,不得不退出翻译组,但他仍然时时挂念翻译之事,不时与我通讯交流,提醒一定要保证质量。


目前翻译工作在杨跃的协调下正在进行中,康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想到翻译之事再也没有康先生的关注了,译著也不可能得到康先生的斧正了,心里真有太多难以道出的遗憾。


听到康先生走了的消息,我相信许多人与我有同感,脑子里会涌现出,“中国最后一个逻辑大家走了”、“世上再无康宏逵”、“一个时代结束了”等等感慨。


毫不夸张地讲,在中国哲学界,康宏逵堪称“逻辑奇人”。他的学术积累和学术鉴赏力不仅超过他的前辈老师,也大大走在他的同时代的逻辑学者前面,其思想的深刻程度也远远超越他的同辈逻辑学人。先生对西方逻辑史的精通,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逻辑界的整体状况的把握细致入微;对历史上那些大逻辑学家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工作了然于胸;谈及史上各种掌故趣闻更是如数家珍。虽一直拒绝用电脑和网络,所有的学术信息都来自纸质书籍和学术期刊,但先生对当下相关领域国际前沿的了解令人吃惊;对于模态逻辑、可证性逻辑以及算术的元数学文献的了解、对重要的技术细节的鉴别和运用能力让人佩服;他的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见地之深刻,特别是对哥德尔思想的独到理解,完全可以与西方学者一争高下。曾受教于先生的几位晚辈,曾被评价或修改过论文的几位学者,应该能够体会此言不虚。


在很多人看来,康先生一生似乎留下了诸多遗憾:饱受政治冲击、远离学术中心孤军奋斗;既没有独立著作出版、也没有在体制内“名正言顺”地带过一个自己的学生,一个大银行家的后代生活极其简朴……但是,我相信,康先生是许多学人心目中真正的导师;是坚信真理坚守独立之人格的学者榜样;也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精神贵族。正是因为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精神贵族之玉树临风,才使那些苟且偷生者不敢恣意妄为,更有惧怕者欲毁之灭之而后快;凡夫俗子对其高远的精神境界恐怕也只能发出难以望其项背之感慨。我还相信,倘使再让康先生重新选择一回,他仍然会不改初衷、不易道路,听从内心做人为学信念的指引,为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义而义无反顾地独自前行。


康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我想,天堂里的康先生不必再为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操劳,不再担心有人会堕落,不用再呐喊而催人猛醒了。但康先生超尘脱俗的人格风骨、康先生的道德文章将如山高水长,必定激励真正为学术奉献才智、愿意为真理不懈追求的后人不断思考、永远进取。


愿康先生在天堂平安快乐,愿他享受着自由的呼吸,在那里与柏拉图平等对话。也愿他在天堂与他所崇敬的智者哥德尔相遇!


2014年8月21日23点

于世纪城远大园


注明: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科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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