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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师从爱因斯坦,是中国雷达之父,李政道恩师,却扫了十几年厕...

已有 3591 次阅读 2018-1-5 11:08 |个人分类:往事如云|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history |文章来源:转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玻尔。


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还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束星北,1907年10月,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

1924年,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物理系,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


1926年4月,他自费留学,远渡重洋勤工俭学,靠参加铁路、码头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攻读学业,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的物理系,又入加州大学学习物力。

在这期间,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浓厚兴趣。


束星北年轻时照片

1928年,携带自己撰写的两篇论文,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得到在该校工作的爱因斯坦的指导与资助——作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因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排犹太人,爱因斯坦被迫离走,束星北1929年离德赴英国继续攻读。

1930年1月,他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0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然而,直到一本书《束星北档案》出版,才将这个被埋没的天才物理学家多舛的一生公之于世。

他的学生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中写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

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李政道不知束星北此时是正在戴枷改造的“罪人”!)


(一)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数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达尔文的孙子—C.G.达尔文(Darwiner)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经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孙子—C.G.达尔文的引荐,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

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0年8月,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

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得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由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朱福昕;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

1944年,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

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他的学生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

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听课的共同感受是: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样辉煌。包括他与王淦昌在学术报告会上真枪实弹地争论,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

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

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束星北与王淦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玻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

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任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

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仅仅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

50年代初,也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

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

那时的大学,能包容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的武器。

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使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因此遭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


束星北也是一位有血性的人:

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

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

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便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于此期间,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

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然后束星北没有意识到接连的灾难正在向自己靠近……                      

(二)厄运中,坚守自己的科学信仰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

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

以他的个性看,束星北也许不会在保护之内。

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可此时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老山东大学了。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

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

但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

有什么用?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在山东大学,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华岗,华岗当时与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有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

但他,并不买账,一开始就与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

尽管如此,华岗并没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

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束星北还反对“一边倒”学苏联,说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

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工农干部学院王景明就是听了他的课,感觉如梦初醒,进入了一个令人神迷的世界;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难听的话他也是说的出来的。

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教授力学课的束星北

他不得不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就引起气象学界轰动。

在“肃反”中,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

1956年“小阳春”时有个纠正,他认真研究《宪法》,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在下面鼓掌二十多次。

1957年就成了反案,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发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

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经常昏倒,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


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

老农看他可怜,给了他一捧花生,束星北一把抓过来,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

有一次他女儿为了让父亲高兴,一家人玩一个智力题,就是小羊过桥那种,对岸有老虎。一家人想了一会儿,最后女儿告诉了他答案。

谁知为了这样一个题,束星北一晚上都在柜橱(当时条件困难,他可能只能睡在柜橱里)里点蜡烛演算,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高兴得大喊大叫,告诉他女儿答案不对,应该是怎样过桥……他女儿后来发展柜橱里演算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论证过程……

他那时已经很老了,可还是忘不了科学,依然想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做点什么,但那个时代不给他机会!


束星北全家福

束星北的憾:

束星北有一个儿子,束星北还是教授时,他儿子在部队,很有发展前途,束星北落难后,由于当时“株连九族”,他儿子正要被提拔,却直接被赶回了家,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难想象,他儿子回来是什么工作都不让干,也就是毫无生活来源,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

他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他的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这是束星北的错吗?


水库上的束星北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开始认真改造 :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束星北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不断地写「认罪书」。

束星北由一个极有天赋和激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水库工地上抬土的劳动力,但仍抱着扫帚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

他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清洗实验室。他主动包下打扫全校所有厕所,竟然还研究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

打扫完,他就躲在一边统计用厕人数,寻找清洗厕所的规律。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

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科学的悲哀!

60年代,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

他想到摘帽,便顽强地“改造”,无望。

“文革”时,继续扫茅房。

同时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多到无法计算。

但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前,束星北发现他以前的许多学生和故友没有消息了,也不给他写信了,对科学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研制原子弹,由于这是国家机密项目,所以研究者不能给外界通信。

束星北非常渴望参加这个项目,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想让医学院的领导给他弄个实验室之类的,他想单独搞。

当时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医学院想筹备简直比登天还难……后来第一颗原子弹爆发了,举国欢庆,但在周总理宣布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时,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声音撕心裂肺……

这是怎样一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没?是遗憾?令人深思……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

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

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

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

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

在水库上修理设备

眼看着年华逝去,而自己却一无所成,束星北一天比一天感到焦虑,他向组织写信说:

我今年已 64 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

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让我) 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数年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次次申请,希望也一次次落空。。。。。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

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三)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

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他就像无人敢收的“孤魂野鬼”,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

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与老友王淦昌相聚

他的老友同事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变:

仍然羞辱学生“猪脑子”、“狗屁不通”,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他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

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

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国家搞洲际导弹研究,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课题负责人找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竟无一人能解决,出门时,一位扫地老人用扫帚拦住了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到青岛去找束星北。

(这位老人是谁,无从考证)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

他说,

他多年缓慢性器官炎,一直注射肾上腺素,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尸体研究。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都奇怪,七十多岁,脑袋却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活力无限。他让解剖他的大脑,希望对医学做最后的贡献。

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大换班子,他的遗体被遗忘了。

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教学用,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医生曾解剖过他的大脑,“发现他的大脑已经萎缩了30%”…… 这就是《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先生的结束语。

(四)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

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

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曾说:

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

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编者结语: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但对比而言,却是显得有些“雕虫小技”,“微不足道”了。

同样的才学智慧,有着不同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这是说“性格即命运”似乎更有道理。

可是,纵观人类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凡才气逼人,往往性格与众不同。

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锋其另一面呢?

2005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提到:几乎所有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超人的智力。

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

“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沉思,然后毫无歉意地走开。

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时我所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最终获得为世界承认的成就?因为他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自己成为他奚落、嘲笑的对象,或许也会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试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为,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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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angb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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