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以为然，这或许是一种本能的错觉。就像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些汉人对乔峰所抱的偏见，总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事实上，异族的人或许有异心，但本族的人未必就没有异心。人是心理活动高度复杂的动物，他们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基因的关联、家庭的关联、乃至社会团体和国家的关联，都未必能保证他们的目标一致。自古以来，唯一能够强有力地把人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或许就是宗教。人类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是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

   但即使是宗教，也没有办法把人类长期捆绑到一起。一旦来自外部异教徒的压力减轻，宗教内部由于见解差异导致的分歧就会彰显出来，于是曾经的兄弟之间就会卷入一场同样血腥的战争。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大宗教，都曾经卷入宗教战争，也都爆发过教派战争和屠杀。看到这样的历史，会让人们怀疑人类是不是被植入了某种自我毁灭基因，总要爆发一些内部矛盾，打得你死我活才肯罢休。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化动物，都会为了争夺领地而爆发战争，从而导致某种自相残杀。而每当种群过大，原有种群的社会结构失去稳定性，就会产生派系分裂，进而演化出几个今后见面就会大打出手的不同族群。在整个生命进化史上，国家或许是最大规模的能够让同类生物集群互助并且免于经常自相残杀的组织形式。国家让人类个体失去了部分独立性，甚至也让家庭、社团乃至民族交出了部分独立性，从而换来了大家有组织地共同生活、互助合作并免于种群内暴力冲突。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只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但却获得了和平共处的保证。因此，国家让人类种群空前强大，能够完成我们的智人祖先所不可想像的复杂事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个体之于国家，很像单个体细胞之于人体。我们体内尽管有多达五十万亿个细胞，但它们却紧密合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细胞都交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但换来的却不仅是细胞们的安全、温饱和长寿，更诞生了一个远比单个细胞要高级的人类生命。同样的，十几亿中国人，尽管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家庭、不同社团，并且都交出了部分的独立和自由，但换来的也同样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全、温饱和长寿，而是诞生了一个远比单个人类个体要高级的生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能的确会本能地对“外群体”的个体有戒心，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高级生命。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属于不同高级生命的人类个体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交流，也是高级生命之间相互了解、合作结盟、乃至共同进化成新的高级生命的必由之路。所以，尽管地球上这些高级生命之间的交往经常并不是很愉快，但交往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整个人类就处在要么通过高级生命之间的交往，建立更大规模的合作，并最终进化成“人类”这个超级生命，要么就在各个高级生命之间的自相残杀中崩解溃散，退化成个体和小群体的低级生命的十字路口上。

   所以，人类必须在刀尖上行走，一边小心不要爆发成自相残杀的局面，一边争取进化的机会。然而，人类自己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五十万亿细胞们签署了和平协定或者共同信奉了什么宗教，而是因为觉醒了人类个体的灵魂。同样的，七十几亿地球人也只有觉醒了共同的灵魂——人类超级文化，才有可能进化出“人类”这个超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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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在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进修过，而出产金毛茶的丹霞山就在韶关北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金毛茶的。我恰好也去过云门寺，于是两下一对时间，发现2001年11月我拜访云门寺的时候，他就在寺里。当时我是随同一个美国佛教徒访问团一起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寺庙的柑橘园里曾经碰到一名穿着藏红色短袈裟的僧人在摘柑橘。后来得知，这名僧人是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当天下午他在云门寺有一场讲座。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买了下午的火车票，只能与他的开示失之交臂。不料，年轻和尚对我说，那天下午一行的讲座很没意思，错过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聊下去，我能看出，他对我这么个外国老头子跑来掺和他们中国的佛教也很不以为然。谦抑平和的禅师见得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倒也挺有新鲜感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这么好的茶。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下午一行禅师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令他如此失望。他说，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他只记得这个越南和尚不停地使用辩证式的比喻，而且还把证悟说成是可以通过次第修行达到的境界。他又补充说，云门寺的僧人都比较客气，没有提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记不清楚了，而是对“外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年轻和尚谈到，出家之前他在一所大学念书，学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毕业后决定出家，并进入云门寺佛学院。从佛学院毕业后，他正式受戒，然后便来到庐山住了下来。很显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好在茶香稍稍缓解了这种不适的感觉。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台湾的经历。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上哲学课。当时我刚决定从寺院里搬出来，因为大家在寺院里都不太讲话，我的中文口语进步太慢了。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哲学系研究生们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坐公交车下山，然后换一趟车穿过整个台北市，去上一个叫孔德成的人讲授的国学课。孔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系长孙，国民党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特地带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以此象征国民党仍拥有中国文化的正宗。孔德成后来饱读孔门诗书，成为台湾著名儒者，对于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上过孔德成的课，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