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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阳光之七 ‘伊先生’要做第三者? 精选

已有 4074 次阅读 2008-5-10 06:45 |个人分类:加州阳光|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今日读到李侠在科学时报上面的新文章《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应加上伊先生》,在五四运动过去89年以后,这篇文章无疑指出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发展的尴尬处境。李侠认为赛先生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德先生的践行,而今天看来这个五四时期打出来的口号无疑是被肢解了,实际情况是赛先生被推崇,德先生被压抑。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完全赞同,但是要我说德先生为什么跟不上赛先生的脚步我却说不出来,这要好好梳理一下近代和当代中国历史。另外一点,德先生对于赛先生的影响倒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课题,我也很希望李侠先生有空在博客上聊一聊。还有,我希望就文章中的两点和李侠商榷一下。

我主要不同意的是文章提出一个伊先生,也就是创新(innovation)。创新是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热点,现在人文社科也喜欢谈创新。但是如果把这个单独提出来我倒是觉得不妥,为何?因为科学无创新就不称为科学,只能是标准或者傻瓜说明书。民主无革新不称为民主,只能称为因循守旧遗老遗少。创新作为学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血液是一个特征和必要条件,如果把必要条件当作独立于科学和民主之外的理论来推崇,那么只可能是说明科学和民主在本质上不解决动态变化的问题,是一个僵化的理论概念,这显然不是我们理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我保守地认为:可以强化创新提法,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无意义的第三者。

另一方面,李侠这篇文章遇到了很多我看不懂的学术术语,如‘操作维度’、‘关怀维度’、‘边界’,我要说这些属于放在物理或者数学里面我还能琢磨出具体含义,但是在人文学科里面,这些术语起到什么作用呢?我经常痛恨医生开处方龙飞凤舞的字体,也暗暗佩服抓药的护士识百体的本事。实际上我在以前看《读书》这本期刊的时候就对人文学者使用这些机械性的科学性的术语很不以为然,这些术语如果不能让读者完全把握作者的意图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使用的必要。我们是希望学术成为少数几位懂得暗语的人之间的游戏,还是希望更准确地表达传播自己的思想?当然,术语可以起到简洁文体的作用,但是我始终不认可人文中某些符号化科学化的做法。退一步说,也有可能是我水平不够。

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是震耳发聩的,李侠‘胆敢’指出德先生在现代社会中的悬置。我最关心的是其中一个提法,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相互依赖问题。这个问题文章中并未展开,但是结论似乎已经存在。有空的话李侠在博客上写写,我们看看德先生的这块石头有多大,让赛先生这个气球不能在中国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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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侠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5-9 2:53:29

李侠: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应加上伊先生
五四先哲的遗嘱与民族精神的未了契约

 
弹指一挥间,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89个年头过去了,对于五四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好像该说的都已说过。熟悉近现代史的人们不难发现,在当时那样的世纪危局背景下,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简直是人类的奇迹,那些已经留在历史典章中的名字对于沉闷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横空出世般的启明或者干脆说就是照耀。我们可以把五四先哲们留下的宣言,视作一份对所有未来时代人们的永恒契约。构成这份契约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要素被时人戏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先贤们期望用这种理念来拯救沉沦中的古老帝国,虽然今天看来,五四先哲们提出的目标远没有完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把这份理念看成是五四留给今人的一份庄严的遗嘱,更是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坚决履行的一份精神契约。
 
在笔者看来,这份契约在当时能够横空出世,就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困扰那个时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体”、“用”之争的理论难题。民国初年的这些天才般的大师们,以神来之笔为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签订了这份永久契约,它不但从理论上解决了体用的长期分裂状态;而且更为久远的深意在于,在这份契约的路线图中,力图通过赛先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中华的“用”的问题,并借助于科学为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民族踏上富强之路指出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得以实现的操作维度。通过德先生,则巧妙地化解了传统“体”的边界对“用”的束缚问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安排了一种包含价值理性的关怀维度。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能够证明,由赛先生引发的解决“用”的问题,是有一定限度的,换言之,如果赛先生不能得到德先生的有力支撑,赛先生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德先生的实施也需要赛先生提供的物质支持,否则,德先生是无法长久立足的,这点对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四先贤们的天才般的构想。
 
遗憾的是,自五四以后,这份契约经常停留在一种理论上的相辅相成的构想中,在实际运作中则被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实践已经证明,在五四的这份遗嘱中,我们更多地继承了赛先生,而德先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悬置了。正是由于德先生的缺席,我们遭遇了这个时代最为棘手的难题,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
 
在重新审视五四的这份遗嘱中,需要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科学与民主可以在分离的背景下各自独立运行的看法,更有甚者,认为没有民主的存在仍能从容地做好科学。其实,这种看似幼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无奈背后的规避风险与自欺欺人而已。远的不说,只要看一下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可以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文革”期间不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悲剧吗?没有德先生的制度保证,赛先生是走不远的,以科学的名义也是可以无辜地杀人的。
 
坦率地说,五四的遗嘱,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地践行,它被我们肢解了。今天,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准意识形态,问题是这种缺项的五四契约是无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如果让我们今天重新书写五四的启蒙誓约,我更愿意相信,今天应该再加上“伊先生”(创新,innovation),这个伊先生的出现时间应该与上述两位先生基本上同龄,只不过它运行的条件更为苛刻而已,笔者认为这就是五四契约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因此,这份新契约应该包括3个维度:赛先生(知的层面),德先生(情的层面),伊先生(行的层面)。通过这样的改造,五四契约就由最初的平面状态升级到一种全新的立体状态。所以,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紧迎接德先生,只有德先生来了,创新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遗嘱是我们远没有完成与兑现的一份契约,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论五四的真正意义所在。(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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