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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中国篇）：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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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所有“崔琦实验室”以及每年一度的“崔琦讲座”，崔琦老师永远是华人科学界的典范。
（以下内容来自互联网，出处难以注明，望读者见谅。）
少年崔琦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崔琦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他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崔珂、崔璐。崔琦的父亲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双贤虽然目不识丁，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崔琦出生时母亲已41岁，父亲45岁。那时的人崇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惟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禾。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崔琦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母亲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崔琦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母亲说：“去，院里跪着!”崔琦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王双贤这才喊儿子站起来。母亲心痛地问他刚才为什么不辩解，崔琦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母亲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崔琦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崔琦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崔琦，你记了没有？”崔琦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也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崔琦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王双贤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母亲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当时崔琦与三姐一起住在九龙新界沙田，学校位于何文田，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几站路的距离。为了节省车费，除下大雨、刮台风外，他都坚持步行上学。中午常常是只干啃两个面包，从不舍得买饮料喝。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两个姐姐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崔琦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崔琦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崔琦虽然为人谦虚、憨厚，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而也有顽皮的一面。上初中二年级时，他最喜欢偷偷给老师起“花名”（即外号）。他与一个叫王世荣的同学一起几乎给每个教过他们的老师都起了“花名”——管历史老师叫“木头”，管化学老师叫“H2O”……以至于1999年崔琦重返阔别40年的母校，与王世荣相见，两人提及历史老师时只记得他的“花名”，而一时竟想不起他的本名。最能显现崔琦顽皮的一件事是他去荃湾荔枝园偷荔枝。那是崔琦读初三时的3月末。上午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潜入离学校不远的荔枝园，乘园主宋伯正在睡午觉，摘了满满几大书包的荔枝，有糯米、桂味、妃子笑、三月红。正当他们摘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宋伯醒来发现了他们，吓得他们调头就跑，其中一个同学还把书包给跑掉了……
1957年夏天，崔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1961年崔琦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他的偶像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大崔琦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本身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崔琦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他还拿过校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大。两人的再次重逢，崔琦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家里的崔琦
1982年崔琦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前往名列美国最佳大学前茅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崔琦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40来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崔琦携琳达来中国，到笔者家中小坐。笔者的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由于西瓜太大，我们4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崔琦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崔琦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 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崔琦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崔琦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崔琦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崔琦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崔琦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风趣地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这正是一位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崔琦 学问做得好，人品也没的说。
崔琦说，他教书30年接触的理科学生，在中国长大的，比较缺乏自信，而且往往要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才做。相反欧洲学生较具冒险精神，只要认为很有意思、很好、很有挑战性，就会切切实实的去做。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安排了崔琦与一批大学生座谈。常拿一个黑色小背囊的崔琦，所穿西装不特别挺直、恤衫不特别烫贴、领带不特别工整，却常挂亲切可爱的笑容。而学生所问问题，多围绕如何成功，似乎希望从崔琦这位赢得举世知名荣誉的“强人”口中，获得一条简单方程式。可是，崔琦由始至终，都坚持答案是“坚持”。
只要有兴趣便应研究。崔琦举例，正如从中大遥望马鞍山，不知道怎么才可去到某幢大厦，但只要亲身去到那里，便可以找到路，知道怎么进去。做学问一样，最难是不知什么是问题，但只要实在的干下去，便会有成果。如果做了几年研究仍未有成果，只要有兴趣，他认为也应继续，有可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停滞后，突然有很快速的发展。
崔琦的眼泪
凤凰卫视台三周年台庆晚会上，节目主持人杨澜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感人至深、结局又令人惊讶的故事。
去年，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衣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相通的。”
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这就是龙的传人交给亿万观众的答卷!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仁至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崔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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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0月13日 美籍华人崔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美籍华人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人罗伯特·Ｂ·劳克林、德国人霍斯特·施托默和美籍华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子在强磁场中的分数量子化的霍尔效应。这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皇家科学院的公报说，施托默和崔琦１９８２年在利用超强磁场和低温做实验中发现了这种现象。一年之后，劳克林通过理论说明了上述两人的发现。这一发现对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的普遍的结构和性质有着重要意义。三位科学家的贡献使得人们对量子物理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促进了现代物理学新的重要理论概念的发展。 崔琦１９３９年生于河南，已入美国籍，１９６７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１９８２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于１９８４年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奥列佛·伯克利奖，１９９８年还获得了世界著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 劳克林１９５０年生于美国加州，１９７９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１９８９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教授。 施托默１９４９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１９７７年获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博士，１９９２年至今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谈了治学为人之道： 崔琦认为，“获得成功，要有一定的运气和时机，但勤奋是基础。”他说，他每年都要带二三十个研究生，他们都很刻苦，往往把别人花在舞会上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１０至１２小时是常有的事。 一般人看来，学物理非常枯燥，不容易出成果，与学法律与商业的人相比，也挣不到大钱。但崔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搞物理研究只要投入，就会趣味盎然，每当有新的发现，哪怕是很微小的发现，也会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崔琦还说，要想成功，千万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常常鼓励学生们往前看，相信自己从事的是对人类有用的事业。”他说，“如果只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去做研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目的。做学问可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对别人有用。” 崔琦指出，在相信自己的同时，还要相信别人。只有向别人敞开你的胸怀，才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做到这一点对于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求学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与周围的人接近，很容易陷入孤立。 崔琦谈到他的那些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一流学生时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我告诉他们，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那只是重复前人做过的事。”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在旷野或森林中寻找回家的路一样，需要有开创性的探索精神。 崔琦喜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格言，而今年获诺贝尔奖，却是多年心血耕耘换得的大丰收，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一收获，崔教授淡淡地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他说他将与往常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他的书，埋头于物理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令他感到其乐无穷的世界。 |
| （人民网资料） |
少年崔琦
1939年的中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位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宝丰县更是民不聊生。就在这一年的2月28日，崔琦出生在范庄一间用砖石和土坯建造的农舍里。 他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后改名慧秋）、崔珂、崔璐。崔琦的父亲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双贤虽然目不识丁，却深明事理，为人和善，是远近有名的贤妻良母。
崔琦出生时母亲已41岁，父亲45岁。那时的人崇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而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是崔氏家族中的老大，所以老年得子给崔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即便如此，母亲也没娇惯着惟一的儿子，崔琦稍大一点就帮家里干活。农忙时他帮父亲在田里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给家里的牛、毛驴儿割草，再不就是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柴禾。母亲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
崔家的家规严，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崔琦7岁那年的夏天，村里一位老太太听说崔琦和另外几个孩子偷了她地里的甜瓜，便在王双贤跟前告了他一状。母亲听了生气地问：“驴儿(崔琦的小名)，你偷人家的瓜啦？”崔琦看了一眼告状的老太太没搭腔。母亲说：“去，院里跪着!”崔琦便顺从地直直跪在那儿。跪了好一阵，一位邻居来串门，证实崔琦并没有偷瓜，是那家认错人了，王双贤这才喊儿子站起来。母亲心痛地问他刚才为什么不辩解，崔琦喃喃地说：“当时您正在气头上，大娘又在旁边，说了也没有用。再说那时俺毕竟跟几个偷瓜的娃儿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就想干脆认了算了，省得惹您生气。”母亲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眼里淌下了热泪……
1949年，崔琦从新玉镇（该镇解放后撤销）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便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范寨小学当代课教师，还时不时帮村里写材料。一次村里丈量土地，村长叫他去帮忙。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可崔琦是只看不记，量地的人喊：“崔琦，你记了没有？”崔琦说：“你只管量吧，俺心里搁着呢。”等几块地量完了，各块地的亩数他也一一准确地报了出来。听说这事后，村里的老会计不信，专门找了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一杆旗”地让他算。等各个边的数据刚量出，崔琦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王双贤毅然决定让12岁的崔琦投靠于前两年去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母亲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当时崔琦与三姐一起住在九龙新界沙田，学校位于何文田，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几站路的距离。为了节省车费，除下大雨、刮台风外，他都坚持步行上学。中午常常是只干啃两个面包，从不舍得买饮料喝。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两个姐姐支付他的生活费已觉吃力，再支付昂贵的学费实难承受，解决学费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崔琦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靠加倍的努力学习，争取年年拿到奖学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崔琦在培正中学的6年时间里，每年学习成绩都名列全年级160多位同学的前茅，每年都能获得奖学金。再加上每年老师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他的学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崔琦虽然为人谦虚、憨厚，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而也有顽皮的一面。上初中二年级时，他最喜欢偷偷给老师起“花名”（即外号）。他与一个叫王世荣的同学一起几乎给每个教过他们的老师都起了“花名”——管历史老师叫“木头”，管化学老师叫“H2O”……以至于1999年崔琦重返阔别40年的母校，与王世荣相见，两人提及历史老师时只记得他的“花名”，而一时竟想不起他的本名。最能显现崔琦顽皮的一件事是他去荃湾荔枝园偷荔枝。那是崔琦读初三时的3月末。上午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潜入离学校不远的荔枝园，乘园主宋伯正在睡午觉，摘了满满几大书包的荔枝，有糯米、桂味、妃子笑、三月红。正当他们摘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宋伯醒来发现了他们，吓得他们调头就跑，其中一个同学还把书包给跑掉了……
1957年夏天，崔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翌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全校只有他一名华裔学生，但此时的崔琦已养就了沉稳、坚韧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努力向上，各科成绩均为A。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挪威裔美国学生琳达。1961年崔琦从学院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他的偶像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在芝大崔琦荣幸地成为史达克教授的弟子。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以及物理本身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着了迷，从此他在物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不辍。
在大学里，崔琦是个体育、文娱活跃分子。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他还拿过校泳赛的名次;在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独唱，并担任过乐队的指挥。有同学特意为崔琦填词写照:“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犹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说来是缘分，琳达这时也考入了芝大。两人的再次重逢，崔琦横溢的才华，终于使身高近一米七的琳达坠入爱河，并很快与崔琦结为丝萝。
家里的崔琦
1982年崔琦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前往名列美国最佳大学前茅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家就安置在离学校不远的小镇上。
在家里，崔琦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父亲。他与琳达结婚40来年，虽说不上每天举案齐眉，但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而且对爱妻言出必听，百依百顺。1984年盛夏，崔琦携琳达来中国，到笔者家中小坐。笔者的爱人用冰镇西瓜招待他们。由于西瓜太大，我们4个人怎么努力吃，也还是剩下两块吃不下了。崔琦刚要站起身来去擦手，琳达示意他一定要把剩下的两块瓜吃完。崔琦说实在太撑了，不吃了。琳达却执意让他吃，并连连说，don't waste（不要浪费）!在我们的一片笑声中，崔琦硬是把那两块西瓜都吃了。边吃还边调侃道：“我在家里向来都是服从命令的。”
崔琦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熙，小的叫大可。他对她们的教育可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教她们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即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理想；有所不为——不干涉她们的趣向、志愿和爱好。但有一点崔琦对两个女儿的要求是坚决的：必须学习汉语，会讲简单的中国话。为此，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期间曾到武汉大学留学一年，小女儿就读医学院时利用暑假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进修班学习了两个月。
崔琦年轻时兴趣广泛，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心脏不太好，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散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然后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饶有兴趣地浏览，不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艺术、体育，都不放过。边看还喜欢边听音乐。崔琦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风趣地说:“我什么新闻都喜欢看什么音乐都喜欢听，却不见得都看得懂听得懂。”也许正是因为他广泛的兴趣和宽阔的知识面，才使他思维活跃，新念头像是永无止境。这正是一位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所必备的。
崔琦 学问做得好，人品也没的说。
崔琦说，他教书30年接触的理科学生，在中国长大的，比较缺乏自信，而且往往要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才做。相反欧洲学生较具冒险精神，只要认为很有意思、很好、很有挑战性，就会切切实实的去做。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安排了崔琦与一批大学生座谈。常拿一个黑色小背囊的崔琦，所穿西装不特别挺直、恤衫不特别烫贴、领带不特别工整，却常挂亲切可爱的笑容。而学生所问问题，多围绕如何成功，似乎希望从崔琦这位赢得举世知名荣誉的“强人”口中，获得一条简单方程式。可是，崔琦由始至终，都坚持答案是“坚持”。
只要有兴趣便应研究。崔琦举例，正如从中大遥望马鞍山，不知道怎么才可去到某幢大厦，但只要亲身去到那里，便可以找到路，知道怎么进去。做学问一样，最难是不知什么是问题，但只要实在的干下去，便会有成果。如果做了几年研究仍未有成果，只要有兴趣，他认为也应继续，有可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停滞后，突然有很快速的发展。
崔琦的眼泪
凤凰卫视台三周年台庆晚会上，节目主持人杨澜向观众讲述了一个自己在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感人至深、结局又令人惊讶的故事。
去年，杨澜去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崔琦谈到自己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衣民，但是他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与父母的永别。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
谈到这里，杨澜问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我猜想：崔琦一定会这样回答：“我永远成不了名，也许现在还在河南农村种地。”
可是错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杨澜也流泪了。她这时多么希望当时聘请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推出近景，来一个特写镜头。让杨澜吃惊的是，在审片时真的出现了这一特写镜头，杨澜问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在全世界，‘妈妈’这两个字相通的。”
一边是世界名人，一边是情爱；一边是无上的荣誉，一边是母子深情。崔琦选择了后者。这就是龙的传人交给亿万观众的答卷!我的心被震撼了，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睡。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至仁至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崔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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