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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

已有 8286 次阅读 2007-8-17 08:23 |个人分类:中国发展问题|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

——写在抗战胜利日

 

 

王铮(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在中国人心里,提到八年,想到的是,按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中国人民“积小胜为大胜”,经过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年人的心里,提到八年,还往往想起《智取威虎山》里猎户老常的一句话:“八年了,别提它!”

我今天说的是另一个八年。

1996年,我与国家统计局吴优、曹克瑜同志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钱阔同志,给国家基金委有个部门建议了个重点课题,是关于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方法研究。经过这个部门初评,项目建议没有被接受。2004年我国大规模展开了绿色GDP核算,吴优同志是负责人之一。经历了八年。2002年我的学生刘扬在完成博士论文时,我们发现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困难,2003年他的论文送审时遭到有的人的否定,以至于经过4位院士重新评审才得到答辩。2007年,有关部门终于暂停绿色GDP核算。回头想一想,如果1996我们的建议被通过,按基金研究速度,8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回合的研究。2004年就会有了坚实的基础。刘扬和我发现的问题会更早发现,后来暴露的问题,也会解决,2007年就不会被动了。

1999年我和清华大学何强教授、天津大学陶建华教授,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与太湖流域管理问题,建议作为攻关课题。项目没有被接受。2007年,太湖的水污染导致无锡人不得不喊叫保卫母亲湖。经历了八年。我不知道这时已经准备了多少核心技术和管治政策,如果我们的建议列入“十五攻关计划”,2005年结题,2007年也许没有太湖水危机问题。

两个故事的共同特征是,我们把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拖了八年,当发现相应的科学问题要解决时,又不得不仓促上马。

2001年,在我的指导下,我的学生龚轶统计发现,美国人提出的科学问题,大约八年左右在中国兴起。1998年我向基金委申请“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价意见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2005-2006,长三角一体化、泛珠三角一体化炒得很热,这时人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研究问题,并没有完成。2004年,从美国回来的我的朋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没中。他气愤地说,这是美国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告诉了他我与龚轶同学的结论。结果他找个8年前美国的热点问题,一炮打中。他高兴得请我吃饭,我饭咽着有些困难。幸好我知道我没有喉癌。

“八年”,中国人们用这个时间打败了日本鬼子。“八年”,小常宝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八年”,中国研究的热点是“八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八年,科学界发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没有人受理,八年以后危机爆发。中国科学有个“八年之痒。”

为什么会发生八年之痒呢?龚轶和我发现,在国际上出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年后还有一个跟进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议,我们就有代表去了。接着下一年,中国出现些介绍性文字,启动了研究。再过3年,出现研究性成果发表。中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八年。我们的分析进一步发现美国对某一个领域R&D投入增加,大约4年后相应部门的GDP增加,次年中国看到产业方向而响应,再过4年相应部门的R&D投入和GDP增加。中国对美国的R&D的溢出的响应时间是8年。

这时我们要问,为什么国际上出现第一波原创的跟进时中国不能跟进呢?这里首先是个“银子”问题。要跟进,就得有投入,可惜对于国际上刚刚兴起的东西,在中国申请课题不会被批准的,中国的R&D投入是不会选择的。所以那些发现春江水暖的中国科学家就只能学鸭子叫几声。

让我不厌其烦地再讲这两个故事吧!

1996年我们的建议是受到1993BlanchardFischer提出的绿色国民生产净值(GNNP)测度启发的,我是1995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与国家统计局、国有资产局有关部门协商,正好他们感到了这个需要,就正式建议了。建议时已经落后3年了。GNNP的测度计算涉及最优化计算与动态分析,导致了计算难题。直到1990’s下半叶这个问题才有明显进展。Weitzman1997)对绿色核算的社会福利意义进行了研究,Weitzman1998)发展了就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对综合净国民生产总值(Net National ProductNNP)与可持续等值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开展核算的路线,研究表明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对国内产值具有福利上的意义,因此影响NNP核算。更进一步,Aronsson1998)对绿色核算中福利的核算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当失真的税收存在时,传统的绿色NNP核算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福利指标,并且,税收的效用成本不仅影响到国民福利的核算,而且影响到关于污染核算的原则,绿色核算变得出现了任意性。Turner1999)对绿色核算与社会福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新的技术路线,确定他的福利意义。这时的问题是,纯福利的经济量使得我们好没有可靠的方法凭借绿色核算分析未来的投资和增长动向。为此,Dasgupta2000)就净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是什么、NNP应该包括什么、NNP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以及人们为何会对NNP产生兴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Dasgupta2000)认为,NNP就是指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掉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折旧、自然资本的折旧、以及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失,而其实这些是早就认识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扣除,不是简单的。这个扣除的复杂性可以从罗默(2000)的增长尾效理论看出。我们按NNP方法计算发现 19591960上海的绿色GDP是超过GDP的,因为当时“谷撒地,薯也枯,青壮炼铁去。”上海有没有森林在大炼钢铁中破坏,所以生态状况反而好了。19591960的国民经济状况是要不得的。这是一个NNP的反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1996年如果我们跟进,我们不会落后。可是基金委请的评审专家没有在1996年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些专家的普遍认识是1999-2000大量的绿色GDP研究出现时,知识性跟进。结果人云亦云,仓促上马了。有人问我,你认识统计局的同志,为什么她后来负责这方面研究你不想办法挤进去。我说这时我已经看到常规的绿色GDP核算方法如NNP不可行,可是这时说不得,由于逆流而动,刘扬的博士论文已经出问题了。这时中国出现的大批的专家了,他们凭借着1993年的知识,在各种亦官亦学的位置上,冷水是泼不下去的。你就一个公民科学家,你没有地方泼的。我认识一个学者,做学者时是还有成就的,现在是政协委员了,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见到他盛气凌人的样子,用上海话说:“吓都吓死了,哪有心思说话?”1999年,我就申请博士点基金研究气候保护问题,被拒绝了。2003年我在一个会议上因为这个问题与某个官员发生冲突,至今还吃不掉,背着走。到目前为止,按google 检索我可能是国内发表气候保护研究最多的科学家,可是至今只能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同行专家认同资助相关研究。感谢2007年国家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报告;不过我在有个部门被边缘化了。

不说国际跟进,说实际问题吧,我们以太湖流域的问题为例。太湖流域的问题我最早发现是1996年,当时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我们单位没有院士,我是破格提拔的研究员,所以去过一把院士瘾。在考察中我对有关省市的汇报不满意,就面源污染问题,提了些问题。结果被通知“问题不要问得太尖锐嘛,院士们也要看领导们面子的”。“我说徐市长请我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吧。院士不是这方面专家呀,我是。”结果,在安排下一阶段考察时,团长对我说:“下次来,你不要坐飞机了,北京到南京,坐硬座也可以。”回到北京,就有了我被考察团赶出了的传闻,这侮辱性的消息到达时我正好害了心肌炎,我再没有坐硬座到南京了。考察的有关报告是一个日理万机的科分院负责人完成的,他写过的论文肯定没有我多。这个传闻一直到1996年冬还影响着我的工作。当时中国地理学会要出一套“中国人文地理”专著,其中一本叫《中国人地关系》,吴传钧院士、王恩涌教授认为要把经济学的观点纳入人文地理分析,要与国际上定量化分析接轨,并且有管理学思维,只有我能完成。考察团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夫人参加了那个会议,说了我被考察团赶走。安排了个给我把关的,也不同意我1999年就交稿。它的后果是《中国人地关系》这书,到现在也没有出版,没有人写,没法写。

在心肌炎治疗期间,我知道我的意见被否决后,找上了我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人民代表,讨论了,写了篇文章,老师最后把它的名字定做《长江三角洲高强度再开发中的PRED协调》,发表在《管理世界》上。学术界玩玩,成不了项目。位卑未敢忘忧国,1999年我当了个“芝麻官”,跳出来再申报。我想先突破教育部这关,教育部的一个陈姓处长说,我们不见副校长以下的干部的。结果尽管这时候学术界有所呼应,□□□□□□□□□□□□□□□□□□(此处省去三十字),终于有了2007的太湖水资源危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怎么发生的?是专家论证拖下来的,学者型官员左右权衡弄出来的。

难道不要专家论证吗?当然需要。问题出在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找的专家是日理万机的专家。这些专家由于有大量行政工作,没有时间看科学文献,没有时间亲自做科研,所以已经没有站在科研第一线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官员型学者提出某个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往往提到某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由于是学术官员,他们有机会更多参加学术会议。然而,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了,肯定是有了众多研究的,中国这时候就只有毛泽东说的,“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而本来是可以跟着走的。对于太湖项目,问题出在日理万机的科研领导人一方面学术落后了,另一方面要想到与地方的妥协,不能得罪政府,他有他的考虑,他比我站得高,看得宽。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学者型官员,现在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了。这些官员许多是经过科学训练的,当年的科学学习和研究给了他们基本概念。本来是大大的好事。问题出在,现在当官了,没有时间研究也不可能研究,可是在中国官本位结构下,他们高高在上,自以为自己还处于学科前列,颐指气使。他们不这么看都不行,你看那么多专家朝自己点头哈腰啊,说明自己高明吧。七八年前他们作博士论文或多或少处在学科前缘,现在做处长了,发现官员型学者提出的问题与自己当年的认识一致,于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这些官员,科研第一线的研究人员是没法接触的。我也有几个当年一起研究的朋友当了官的,可是生分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没有官位没有工作机会见面;另一方面自己也挺忙,别人也挺忙,没事找他们干什么?日子一久,电话也没有了,大家生分了。一生分,见面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叫老高,显得不给人面子,叫高司长,显得太马屁了。还是不见好。相互的信任感没有了,官员们也就让那些想掠取利益的“朋友”包围了。这样学者型官员接触的不是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加上他们对自己就学科的依恋,以及在官本位社会中阿谀奉承对他们的腐蚀,他们成为了固步自封者,在他们做出决策时,当然没有十分的科学把握,就会落后八年了。我学生评价我,缺乏沟通能力了。其实埋头苦干的学者,有几个有好的沟通能力?

在一段时间里,有关方面认为,中国科学界缺少的是帅才,需要的是战略科学家。我说,大错特错了。中国按官本位的选拔的帅才太多,只有时间从国际会议获取信息了解科学前缘的不能有时间深入研究的战略科学家太多。这些人,以官本位为基础包围了科学研究投资的部门,这样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就不可避免发生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学者型官员“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与科研第一线研究人员接触,而且“忘记”自己的光荣历史,承认自己已经不站在科学前缘了;第二是不要什么专门的战略科学家,而是开放一些项目确定的会议,减少管理层次,让一线科学家获得发言机会。第三、减少有些官员型学者的会议负担,让他们坚持招收研究生,用研究生提出问题把他们“绑架”在科学前缘。

今早见一个网友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句,其中两句我想引用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你占有她,不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哀;

她放弃自己,才是我主要的忧虑。

R&D投入用在落后的领域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才是我主要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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